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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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1月份，在一些工厂企业刮起一股风：一些工人要求当地党组织给他们涨工资，增加福利和劳保待遇，发放各种补贴、经费、物资，甚至强占公房，等等，有的还煽动工人离开工作岗位。致使一部分工厂停工、铁路中断、公路阻塞，有的港务人员停止了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工厂企业的党委答应了职工的要求。据当时我们了解，国家铁路部门的个别负责人也同意这样做。于是，这股风越刮越烈，在全国、在哈尔滨，一时形成了一股汹涌澎湃而难以扼制的潮流。他们向党发难，停工停产，上街游行，刷标语，喊口号。面对着这股强大的风潮，应该说，在我们造反团里，一开始也是有不同看法的。我们师范学院造反团总务分队个别领导人甚至占了领导人的房子。个别人认为，工人阶级的斗争，大都经历从经济斗争开始，之后才走向政治斗争这样一个历程的。因而认为当前的状况是正常的。但是，造反团里的多数人却不同意这种看法。为此，我们召开专门的大会，以便统一意志，向社会作出统一的回答。我在会上，严厉批评了总务分队负责人的做法，责令他限期搬出领导人的住房，否则，开除造反团，并保留进一步采取革命措施的权力。我说：
　　“我们不能赶跑了老爷，把自己变成少爷。刚批了别人走资本主义道路，自己就忘了本，走起资本主义道路来。”
　　经过激烈的辩论，特别是总务分队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大家。于是全团对此很快达成了共识。大家认定，这是一股经济主义的歪风，矛头是针对共产党、毛主席的，它以经济福利为幌子，向党伸手要钱、要物，腐蚀工人的革命意志，麻痹工人阶级的思想，把严肃的阶级斗争变成了经济主义的行为，并且转移斗争大方向，最后把祸水归结于文化大革命，达到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因而必然受到一小撮党内走资派的支持，我们造反派应该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这搞的是经济主义，不是搞文化大革命。在哈尔滨，由于这股歪风受到从学校到工人造反派的坚决抵制，其寿命很短，就偃旗息鼓了。但不久就传到农村。面对着这场斗争，八八团的同志们，态度是极其暧昧的。他们因为得知某些方面的领导人曾对此表示过支持，也表态予以支持，因而在后来被工人反戈一击时，便弄得十分被动。
　　我们从当时的广播得知，在这次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中，上海闹得最凶。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联合其他革命群众组织发表了《紧急通告》，斥责这股经济主义歪风。对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表了《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和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
　　我们同八八团争雄的第九个回合是造反派在单位夺权的问题。
　　到1967年一月，上海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掀起了向走资派夺权的“一月风暴”。1967年1月16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说：
　　光荣的上海工人阶级，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组成了百万革命造反大军。他们联合其他革命组织，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中夺了权，建立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秩序。
　　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新阶段。
　　在这篇评论员文章中，还用黑体字，发表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此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接二连三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号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其中，《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有一段话，对我们触动最大、印象特别深：
　　为什么当革命的左派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满怀着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瞄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出第一炮的时候，就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
　　为什么当‘工作组’来了以后，革命左派不仅没有翻身，反而更变本加厉地遭到白色恐怖的残酷镇压？
　　为什么当广大革命群众起来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却发生了更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的事件，甚至武斗流血，多少革命的闯将受打击，遭迫害，被开除，被镇压，直到最近，又出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反扑，出现了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大泛滥？
　　几个月的反复和曲折，一场场惊涛骇浪的阶级斗争暴风雨，深刻地教育了广大革命造反派。他们越来越明白了：革命之所以受挫折，原因不是别的，只是因为印把子没有攥在自己手里。那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之所以如此猖狂，之所以敢于这样欺负人，就是因为他们还有权！革命群众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要自己掌握印把子！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千重要，万重要，掌握大权最重要！
　　我们造反团在学习这个社论时，大家认为它深刻而精辟地总结了文革的教训，字字句句道出了我们的心里话，还有许多我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毛主席、党中央和我们心连心啊！”不少人边读边热泪滚滚，“毛主席万岁！”不禁从心底高呼。
　　于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的部署，我们哈师院红色造反团于1967年1月16日，从上到下，全面夺了哈师院的党政财文大权。但是，我们造反团的各级负责人，当时称为勤务员，并没有想或准备给自己安排什么角色或职务，也没有进驻各个办公室，只是交由具体的一些同志保管好有关文件和图章，保管好有关物资和设备，还是各自肩背黄书包，里面一本《毛主席语录》、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总部开会的地点也仍然是印刷厂的一个办公室。对于中层及一般机关干部，我们区别对象采取保留职务、停止职务和听候处理三种办法，列出清单，加以分别处理。由保留职务的干部，进行一般行政事务处理。
　　对我们师院造反团来说，此时此刻，更是好事连珠。中共中央1967年1月1日以1号文件的形式，转发了《解放军报》记者写的《哈尔滨师范学院造反团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是怎样争取团结大多数的？》内部通讯，不但以中央的名义，肯定了红色造反团，而且还赞扬了我们哈师院造反团的做法，号召全国造反派学习我们的经验。所以八八团这个时候，对造反团已经完全折服了。但是，哈军工却不是这样。一天，哈军工八八团头头S来到我们学院找我，他表示由哈师院造反团夺学院的权，是顺理成章的事，他们支持，也很服气，但军工造反团夺权，就接受不了，感到不服气，也不能容忍。我做他的工作说，我们也有缺点和不足，军工造反团是我们的老大哥，你应该看主流、看大方向，如果继续纠缠一些枝节问题，就不好了。
　　1月6日下午，省委书记于杰送来省委印制的传单式的中央文件，他首先向我并请我转达省委以及他个人对我们的热烈祝贺，他说，这是你们的光荣，也是全省人民的光荣。同时也希望我们戒骄戒躁，在争取和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方面，做得更好，争取更大的光荣。之后，同我们总部几个勤务员一一紧紧握手。
　　看到红头文字的中共中央文件，我觉得格外的兴奋和从未有的喜悦，并感到非常的自豪：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得到了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认可和表扬，这是何等的荣耀和令人骄傲啊！我看到，每一个造反团的头头以及全团同志，都是那么喜形于色，笑在眉头。
　　在宣读中央文件之后，我讲了三点感受：
　　第一、党和毛主席对我们青年寄予无限希望，更加体会到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无限幸福；
　　第二、中央文件给我们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和奋斗目标，我们还存在着许多缺点错误；
　　第三、我们应该进一步更深入地总结我们的经验和教训。搞好我们的开门整风。
　　但是，当着全团大会，中文系造反团分队的X某某，却提出了绝然相反的看法，并贴出大字报，对造反团的经验进行了全面攻击，同时提出“中央文革小组对我们造反团的表扬有鬼，有鬼，万万不可上当”。对此，我召集全团大会，并让他发言。他的话音方落，激起全团此起彼伏、一片斥责声。大家认为这不是攻击我们师院造反团，而是攻击中央文革、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有人高呼：“这是反革命！抓反革命！”我当即向他叫号，问他承认错误还来得及，否则后果自负。他拒不承认错误。于是，我领导全团当即表决，以现行反革命论处，由造反团纠察队派人押送市公安局，交由司法处理。这件事，我后来觉得处理有些匆忙，就这么简单地把一个战友送进了监狱，总放在心上，尽管当时我们认为斗争很激烈，因为，几乎是同一天，哈军工出现了贺珍、周涛等27人批评江青的大字报，不久中央发了六点指示。虽然至今从未有人指责我对X某某的处理，但一想起来，就感到心神不安。因为以我当时的威信，如果冷处理也可能是行得通的。
　　这件事的出现，为我当时兴奋发热的头脑，浇了一瓢冷水。我告诫自己：头脑不要发热。这时于杰的话，在我脑际响起。
　　我们哈师院造反团在学院夺权之后，搞不清是什么时候，我院八八团就自行宣布解散，除了几个主要头头，八八团的绝大部分成员，这时几乎都成为造反团的成员了。
　　在一月斗争最激烈期间，结合学习中央关于哈师院造反团的文件，我和杨桂宾、任万新、胡云飞等人在一起促膝谈心，对于前一段文革和我们走过的道路，曾经做过以下这样一个回顾：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到《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其矛头是直接针对刘少奇的，但是刘少奇对此反应却表现得十分迟钝和笨拙。毛泽东根据苏联和东欧的教训，于1958年，重新提出了阶级斗争的问题，逐渐创立了他的继续革命的理论，从反修防修出发，认为在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存在着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些人走资本主义道路，有把中国的社会主义葬送的危险，并且还认为他们已经通过意识形态做了舆论准备，于是下定决心要通过抓意识形态即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发动群众来解决这个问题。应该说，刘少奇在这一点上是拥护这个结论的。有鉴于此，毛泽东在他亲自主持制定并一字一句修改的《五？一六通知》中，应该说，从理论、部署、政策、策略是讲得十分清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完全公开的，也并没有掩盖他的目的和意图。刘少奇在党的会议上同意毛泽东关于形势的分析，举手赞成了《五？一六通知》，却仍然抱着《二月提纲》的精神不放，力图把运动限制在所谓学术领域之内，对于根据《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要揭露混在党内、政府内、军队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充耳不闻。继而，在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改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立以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的文革领导小组，中央各种舆论工具都控制在新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之手，视而不见。在群众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起来揭发自己时，竟然慌了手脚，采取了压制的路线，以中央副主席之职，在不与毛泽东打招呼的情况下，指派工作组，残酷镇压群众运动，把大批革命师生打成反革命，从而形成了与毛泽东对立的路线，并且以中央名义下发文件，又把各级党组织拖进了自己的圈子，形成了自上而下的革与捂、放与压的斗争，形成了两个司令部。
　　当时我们搜集到的材料说明，根据《五？一六通知》，《人民日报》在6月初发表的社论墨迹未乾，刘少奇于6月13日，在《批转中南局》和《批转中共西北局》时指出，“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侯，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各级党委及其派出的工作组，就是按着这两个批示的精神和部署做的，而深深地陷入了被动。
　　同时，在6月22日，清华大学贴出矛头直指刘少奇的大字报之后，《人民日报》于23日发表《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社论，再一次指出“反我即反党”，把群众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中央”的错误做法，6月24日，清华园再次出现矛头指向刘少奇、王光美的大字报。刘少奇还通过刘涛，在清华大学组织了学生来保工作组，大肆宣传“不许右派翻天”，并将揭批刘、王的大字报全部撕掉。这就进一步把自己置于群众的对立面，暴露了自己的弱点和问题。当时，成篇累牍的社论和大块文章，白纸印黑字，标示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却理解是为他领导的抓反革命擂战鼓、助军威。就在7月3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社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这一天，刘少奇对王光美和他在清华大学的女儿刘涛说：“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要把蒯大富他们一派搞成少数，批倒了他们才能巩固工作组的地位，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能给他们民主。”从而，把他的“反右派”斗争推向了新高度，也把自己推向了悬崖。
　　在这场斗争中，造反派开始处于少数派，并不是因为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而主要是因为自反右派斗争以后，社会上形成了反对党委某个成员就是反党的信条，加上刘少奇6月13日以中央文件发的这两个批示的作用，使得当时的大多数人站在了党委的一边。所以，造反派要在批判刘少奇路线的同时，要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和有关指示，注意掌握政策，讲究斗争策略，争取团结大多数，才能把当时受刘少奇推行的路线影响下的人们解脱出来，最后使自己真正获得解放。我们哈师院造反团正是这样做了，终于由少数派，发展到团结全院的造反派组织。
　　首先，我们认为，要摆脱我们少数派的地位，必须深入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根据当时的提法，“上挂下联”。为此，我们派人到北京抄大字报，掌握北京的运动情况。我们派化学系的贾德华到北京建立联络站，通过这个联络站，我们掌握了大量的资料，中央首长（包括刘少奇、邓小平等）在北京高校、机关、科研单位、学术团体的历次讲话，各院校的大字报及进展情况，我们都及时地掌握了。
　　为了动员知情人出来揭发问题，我记得是我们接受了穆国兴的建议，他告诉我们，对学校最了解情况的莫过于院系科三级干部，如果能把他们集中起来，边学边摆，那就能把学院的两条路线的盖子揭开。于是，由我们造反团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