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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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作为哈师院红色造反团总部的院校代表成员，参加日常办公会议。这个大专总部在实际上成为当时哈尔滨运动的领导者和学生运动中心。
学生运动或者说知识分子运动，从来成不了大事。他们虽然先知、先觉、先动，但毕竟只是社会文化系统，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文化附着部分，与支撑社会大厦的物质生产和民众物质生活无直接联系。因此，只有他们同社会大众、特别是同工农生产主力军相结合，才能动摇社会的根基，形成牵动社会全局的运动，促成社会的变革。所以，中国有句成语：“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其道理就在这里。到了1966年12月，全国经济主义大泛滥，并且出现了各种反对造反派的群众组织的的大联合。在哈尔滨，就是我在前面说的“红旗军”、“战备军”、“荣复军”同八八团、赤卫队的社会联合。因此，客观形势要求并推动学生运动必须同工农运动相结合。应该说，在前期，各个大专院校的造反派，就我个人的而言，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很不了解哈尔滨全局的经济结构和企业布局，不敢到工人、农民中去，怕影响抓革命促生产，妨碍大局，而承担违反《十六条》的罪名。所以周恩来认为哈尔滨的学生运动好、纯洁，恐怕与这一点不无关系。二是对当时运动的走向拿不准，怕走过了头，犯错误而身败名裂，也就是说，对于运动走向全社会，没有心理和思想上的准备。不过，到了这时，看到运动越来越向社会扩张，我们才意识到光有学生运动还不行，应该像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搞社会大联合，才能形成社会力量，推动文革发展，巩固文革成果。
正当我们开始意识这一点的时候，《人民日报》12月26日发表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提出了一系列令我们为之十分振奋的观点，坚定了我们的信念，明确了前进的方向：
在工矿企业内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要经过严重斗争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口口声声也讲抓革命，其实他们是借口抓生产来压革命，抓革命是假的，压革命是真的。这些人不是害怕搞不好生产，而是害怕群众革他们的命。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极少数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当革命群众向他们作坚决斗争的时候，总是千方百计地进行疯狂的抵抗。他们俨然以“党的化身”自居，谁要反对他们，就说谁“反党”，并且以“秋后算帐”相威协，他们还以“发展党团员”和物质刺激作为诱饵，欺骗和蒙蔽一些人，成为自己保镖。他们甚至在幕后操纵，挑动工人斗工人，挑动工人斗学生，制造事件，煽动武斗，破坏生产，破坏文化大革命。
党中央规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任何工矿企业的领导人，都不能因为群众提出批评，揭露事实，而实行打击报复，不能因此克扣工资，开除工人，也不准因此而解雇合同工和临时工。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必须一律平反。不许调动原来的生产位子，不许对工人家属威胁迫害。受到打击而被迫离开工厂的革命工人，必须允许他们回厂参加生产，参加文化大革命。革命工人被迫离厂时的工资应该照发。
工人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建立各种革命组织的权利。一切工人组织，都应当保持工人阶级勤劳朴实的本色，不要搞一套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机构和物质装备。工人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一般都不要脱离生产。
在我们当时看来，这个社论的发表，是继《十六条》之后，对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阶段性总结和新的战略部署。工矿企业的运动，也从批“三家村”开始，到1966年5月份逐步开始联系单位实际，但主要还是限于如大专院校初期那样，批单位党组织树立的革命对象，那些人们可以任意刺杀的靶子。《十六条》颁布之后，企业的这些舍车马、保将帅的做法，再也无法阻挡工人的猛烈炮击，运动急转直下，锋芒直接指向单位的一、二把手，许多企业领导人急忙组织赤卫队替自己挡驾，挑动群众斗群众。在这个社论的如此鼓动之下，遭受压抑的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犹如火上浇油，忽成燎原之势，迅速燃遍全市。赤卫队纷纷瓦解。确如社论所说，最初企业领导人，有借生产任务或加码生产任务的，对于起来揭发自己的职工，加以压制的；有组织保皇派，进行抵档的；也有的对揭发他们用人不当、重技术轻政治、搞物质刺激等问题的人，扣以种种罪名，而横加打击的。还有一些工矿企业，在过去的岁月里，有一些工人因为对领导人提出过批评，而受到不合理的处理，有的因为对工伤事故处理欠周，有的因为劳动保险上存在着某些不合理情况，欠账过多，这时的一些领导人却不顾不同具体情况，统统予以解决。开始是个别单位、个别人、个别解决，风传社会之后，经过一些别有用心和唯恐天下不乱的人的添油加醋，编辑加工，推波逐浪，就成了一片混水。于是，一时间，各地经济主义泛起，恶浪翻滚，愈演愈烈。
如前所述，由于情况比较复杂，也就是说，这时候，面对工人群众的要求，应当严格地加以冷静分析之后，区别对待。有的是按照规定应该加以解决的；有的是不能在现时而应当在以后适当的时机加以解决的；还有的是应该加以批判的错误的东西，必须坚决进行斗争的；等等。但是，潮流冲击，其势汹汹，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许多工矿企业领导人，疲于应付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冲击，已经弄得有些神志不清，甚至神魂颠倒，是非莫辨了，加上运动的快速冲击，又与上级联系不上，许多问题直接涉及自己目前的处境和将来的前途。于是一些企业领导人明哲保身，丢了原则，所谓经济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于12月泛滥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工矿企业里的造反派，也觉得需要学生中的造反派帮他们出主意、想对策，来共同对付十分嚣张的经济主义，这就为我们学生与工农结合提供了极好的契机。
加速这一过程的形成，在哈尔滨，是我在前面讲的“三军”的出现。100多辆蓝头车（捷克布杰斯），载着满车的男士，一律着黄军装，左臂佩戴红袖标，急驰在哈尔滨的大街上，大有大军压境、摧枯拉朽之势。真是忽如一夜，哈尔滨黑烟蔽天而来，加上学校的八八团、工矿企业的赤卫队为造反团唱反调，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形成对红色造反团的白色恐怖大包围。
在这种环境下，学校造反派感到单纯依靠自己的力量已经难以应付复杂的社会局面，于是主动到工厂企业去找工人造反派联络。恰在这个时候，《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于1967年1月1日发表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为我们指出了具体做法。社论说：
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相结合，就出现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性的批判，出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这个新高潮的重要标志，就是红卫兵运动和革命大串联。
随着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性批判的深入发展，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一步为广大群众所掌握，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一个新局面。
社论接着概括了这个新局面的四个主要特点：
1、“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了”；
2、“革命学生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
3、“党和国家机关的革命干部，起来造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负责人的反”；
4、“群众运动的规模更大了”。
社论并且说：
我国现代史上的文化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运动开始，发展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发展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相结合。这是客观的规律。
1967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按照这个客观规律进一步的展开。
这个社论接着提出了四项任务：
一是在工厂和农村要大搞文化大革命；
二是要大力提倡革命师生、革命知识分子，有计划、有组织地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实行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
三是要搞大民主，造成一种大民主的社会风气；
四是继续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性的批判。
在当时，我们强烈地感到，我们的血脉连着党中央，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我们心心相印，总是在最关键之时，说出了我们心中要说的话，告诉了我们想要做的事，指明了我们前进的方向。我们深深体验到，毛主席是魅力的化身，动力的源泉。这篇社论，既概括总结了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的运动情况，又为各条战线下一步运动指明了具体道路，与我们的心思完全吻合。这就是说，学生杀向社会，联络工农，既是当时上下斗争形势的需要，又是本地运动的逻辑发展。于是，哈尔滨各个大专院校的造反团纷纷杀向社会，支持和帮助各界造反派组织成立联合组织。
下面是1月23日，我在笔记本上，记录的我们哈师院造反团几个分队派往各地的人员安排：
艺术系：依兰15人；哈尔滨亚麻厂10人。计25人
历史系：道里百货批发站4人；哈尔滨汽轮机厂2人。计6人
数学系：木兰县16人；大庆石油化工实验厂16人；哈尔滨汽轮机厂35人；哈尔滨卫东商店2人；哈尔滨航运管理局18人；哈尔滨捻线厂19人；哈尔滨建设局排水处7人；哈尔滨航运公司6人；哈尔滨糖厂（江北）14人；东北局电力修配厂10人；哈尔滨绢纺厂13人；哈尔滨电表厂16人；哈尔滨火石场3人；哈尔滨造纸厂8人；哈尔滨林业机械厂8人；哈尔滨化工厂8人；省二建公司3人；哈尔滨理发工具厂9人。计205人
生物系：哈尔滨粮食加工厂15人（含教师2人）；哈尔滨油脂加工厂14人（含教师3人）；拜泉县9人；哈尔滨酿酒厂15人（含教师2人）；哈尔滨亚麻厂46人（含教师4人）；省水利厅冲天处7人（含教师1人）；哈尔滨印刷机厂3人。计109人
政治系：哈尔滨量具刃具厂10人；哈尔滨服装厂14人；哈尔滨文具厂10人；对外宣传组20人。计54人
化学系：哈尔滨汽轮机厂24人；哈尔滨锅炉厂18人；哈尔滨砖瓦厂28人；哈尔滨化工总厂27人；哈尔滨油漆厂12人；哈尔滨邮电器材修配厂3人；拜泉县15人；尚志县11人。计148人
物理系：哈尔滨机械厂19人；绥化县110人；哈尔滨松江罐头厂20人。计149人
1月18日，还记录有：数学系90人（其中大庆15人，其余人为本市）；化学系90人（其中32人去郊区，其余人去本市）；生物系50人去市内工厂；物理系90人去绥化；中文系40人（其中双城6人，其余去哈市酒业系统）；艺术系25人（其中亚麻厂10人，伊兰15人）。
此外，还记有政治、艺术系共5人在上海；中文系3人在西安；化学系3人在重庆。
我们规定下去的师生，主要任务是两项：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支左。注意三件事：调查研究（弄不准的回来研究）；掌握政策；搞好同当地左派的团结。
到1967年1月中旬，哈尔滨先后成立了31个行业的红色造反团总部。他们是：哈尔滨大专总部、工交系统总部、郊区农民总部、公路系统总部、铁路系统总部、航运系统总部、商业系统总部、林业系统总部、电力系统总部、财贸系统总部、邮电系统总部、供销系统总部、服务业系统总部、煤炭系统总部、教育系统总部、文艺系统总部、卫生系统总部、政法系统总部、新闻系统总部、出版系统总部、中直企业系统总部、中学总部、中专总部、省委机关总部、省政府机关总部、省人委机关总部、国防系统总部、省工会系统总部、省妇联系统总部、省团委机关总部、工人造反团总部。
这些组织的领导机构一般是由基层红色造反团推选出来的代表组成的，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因而反过来指导各个单位运动，所以能够控制行业的局势，因而为以后成立统一的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奠定了基础。不过，也有个别的总部不是这样成立的。例如，有一个工人造反总部，就是哈工大个别人拉起来的，因而为以后的大联合和团结埋下了地雷，在夺权不久引发了造反派的分裂，我将在适当的时候予以叙述。但是，整体地说，如此时间紧迫、成分不同、协议不充分、由下而上在风暴中结合的组织，做到了思想基本统一、步调基本一致，这是人间的一个奇迹，也是哈尔滨造反派不同于其他地方的一个显著之点，我将在以后再述说这一点。
联合总部的形成大约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由哈尔滨大专院校造反团总部牵头的串联阶段，主要是省直机关几个造反团总部，由大专总部的负责人牵头，研究一些大事情。
第二阶段是31个总部的联席会议，由各造反团总部派出的联络员组成，会议推选林学院的张广仁为召集人。此人是林学院木材综合利用系的讲师，年龄稍大一点，当时三十出头。为人谦虚、诚实、友善，看问题比较全面、处事也比较谨慎，有一定政策水平，能综合不同意见，但主意不多，特别是大事果决性差，研究事情常常议而不决。所以，这个阶段不长，大专总部对此不满意。在这一期间，我们师院的任万新提出，应将联席会议改为哈尔滨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筹委会。
第三阶段是联合总部筹委会期间。但领导机构和办事的组成人员仍限于各单位派出的联络员，并没有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和精干的办事机构。
在31个行业总部筹备和成立期间，面对社会上反对红色造反团的势力，大专总部相继开了几次会，研讨我们的对策。这几次会我都参加了，并且有过几次起了重要作用的发言。这里先讲一下大专总部在省委党校召开的会议。
这次会议是在一月下旬之初召开的。“三军”被取缔不久，上海一月风暴之后，各院校、各单位进入夺权热潮，整个社会由于上海夺权激起的风浪，使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社会上各种成分、各种利益正在发生激烈的政治权力角逐，哈尔滨因为有强大的造反派优势，情况稍微好一些，但也有种种社会危机征兆。这就是谣言四起，许多社会沉滓开始浮出水面，一些极端自私自利、或者心怀叵测、胆大妄为或唯恐天下不乱的人乘机混水摸鱼，致使生产、流通受到冲击，商店开门时段不准，一般市民的常规生活开始受到骚扰。但顺便必须指出的是，就是在这个时候，社会上并不见什么偷盗、杀人或破坏分子的活动，也没有抢粮、抢商店的事件发生。人们，无论男女老幼，开着门就可以走，一个人什么时候出门也不必担心安全问题。这是文化大革命这一期间造成的邪不压正的革命威慑力量所致。
面对极端复杂的这种形势，一时大专总部举棋不定。所以举行了这次紧急会议。会议由张连科主持。经过讨论，大家认为，要改变目前的混乱局面，进入建立文革新的临时权力机构阶段，最好的办法就是像上海一样，走红色造反者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道路，向走资派夺权。经过反复讨论，会议决定夺权行动，分两步走。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