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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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学校之后，我们师院总部立即召开了造反团分队领导扩大会议。经过大家推选，我最后拍板：由魏醒学带领一些人去省公安厅；贾作富、董振山带领一些人到哈市公安局；张云生、周晓东带领一些人去省报社；钟福祥带领一些人去市报社。所有去参加夺权的同志，必须接受大专总部的统一领导，注意与兄弟院校造反派的协同作战，特别是要和内部造反派里应外合，密切配合。
夺取省市两个报社的权，进行得比较顺利，这与报社已经形成造反派力量有关。不过，14所院校一下子去这么多的人，大大加强了报社造反派的力量，是不无关系的。夺两个公安部门的权，却遇到很大的阻力。主要的战斗，发生在哈市公安局。因为我们大家的思想和组织准备不足，麻痹大意，缺乏周密细致的调查和适宜的应对方案，对于哈尔滨市公安局的建筑结构和内部运动情况不清，内部保守派力量大，他们又事先得知情报，作了周密的防备。院校造反派出师就受阻，欲进门时，便遇到了他们强有力的坚决抵抗；他们拒不开门，内部造反派人少力单，配合也不够有力。当我们强攻时，市公安局保守派组织力量，把我们的人推了出去，以至于发生了武斗事件，搞了一次反夺权。这件事给我留的印象深深。
我们师院造反团总部布置并调动人员前去哈市公安局支援夺权斗争之后，大约12点多钟，因为近几天过于劳累，我和任万新、杨桂宾实在困倦之极，支持不住，便躺下睡觉了。自12月以后，因为当时斗争需要，总部几个主要头头，在第三学生宿舍201室集体住，这既是我们的办公室，又是我们的宿舍。连续三四天没有好好合眼的我们，一倒下就睡着了。忽然，“嘭！嘭！”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
“好啊！我们在前方浴血奋战，你们倒好，躺在这里舒舒服服睡大觉！”猛劲推开门的吴文忠领着三、四个同学，冲着我们大声嚷着。
我赶紧爬起来，揉着无力睁开的眼皮，很抱歉地说：“别骂人了！有事赶快说吧！我们也刚躺下——”
大家听我这么一说，破怒为笑，便没说什么，坐在我们的床头，简要地说明了情况之后，一起商量起对策来了。原来他们问我：“市公安局遇到了保守派的顽强抵抗，有可能要发生武斗，怎么办？队伍要不要撤下来？”我沉思了片刻，坚定地说道：“我们一定要坚持说理斗争，用广播喊话做工作。我们决不先动手。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不怕困难，和全市造反派紧密团结，勇敢战斗，决不后退！”
“明白了，我们要的就是你这句话！睡吧！打搅了，对不起。”他故意把“打搅了”三个字说的重重的，然后向我做了个鬼脸，转身就走。
“‘明白了’。明白什么，连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怎么办。”他们走后，我对杨桂宾和任万新说。他们俩也笑了。这使我们意识到一个极其重要的真理：在关键时刻，人们要的并不是什么具体方法，而是一种原则，一种精神。
我们又躺下了，可我的脑海里却掀起了万顷波涛，再也无法入睡。一桩桩曲折复杂的往事在脑海里再现，一幅幅惊涛骇浪的画面重浮眼帘，一阵阵奔涌的热血在胸中激荡。
造反伊始，我在大潮的推动下，扯旗造反，又在大家的拥戴下，成为哈师院红色造反团的头头，其实我何德何能，还不是靠大家商量着办，以至于由少数派发展成为今天哈师院文革的主力军。一步一步，惊险动人，无往不胜，走得很顺利，上靠毛主席，下靠大家，我只不过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努力集中大家的意志而已。今天，斗争如此激烈，我能够在这里安然睡觉，还不是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大家给予我支持的结果。我有没有自以为是，或居功自傲啊？或者以为从此就是一片坦途，不要继续奋斗，可以松口气了？
我们这支队伍有着光荣的传统：步调一致，行动听指挥。10月中旬，我们师院造反团根据统一部署，被安排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出发的那一天，全体造反派，除留守的以外，一个个起得特别早，期盼着及早登程，坐上去北京的火车，见自己无限敬仰、日夜思念的伟大统帅毛主席。我们从师院出发，打着红旗和彩旗，排着整齐的四路纵队，一路步行来到火车站。在行进的路上，大家兴高采烈，情绪激昂，歌声不断。但是，一到车站，没等我宣布各分队的车箱顺序，队伍一进站台就散了，大家慌忙冲向客车，蜂涌而上，显得毫无组织纪律，这是我始料未及的，震怒从心中而升，觉得大伤我们师院红色造反团的形象、大伤红色造反者的形象。于是，我急忙操起口哨连连紧吹了几声，并厉声宣布：
“统统下车！统统下车！重新在站台排好队，依次上车！”
这是我第一次对我的战友群体如此大动肝火，第一次当着院外陌生人的面如此大发雷霆，也许同志们觉得输理，一个个急忙跳下车，不声不响地在各分队长指挥下，按分队排好队，等待我出发的口令。我跳到一个高处，面对全体人员，严肃地说：
“我们是红色造反者，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左派队伍，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特别有觉悟、特别具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铁军，不是乌合之众，刚才大家蜂涌上车，表现得无组织无纪律，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这不是我们造反派应有的作风！我们去北京怎么见毛主席？从现在开始，我们的一切行动必须听从指挥！现在，请大家按分队次序上车！”
我说完之后，大家便很有秩序地在统一指挥下一队一队上车，使在场的铁路部门的人深受震动，感慨我们这支队伍的力量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我当时也很为此高兴，很佩服我的战友们如此响应我、支持我。我转过身，对杨桂宾说：“应该说，这件事我们事前想的不周到。责任在我。这是个教训，到北京可要注意这一点。”
大家对我如此相待，如此厚爱，我用什么回报，我有什么回报？
前不久，造反团搞了开门整风，大家对我提出的意见、建议和批评，是何等的情感，何等的爱护，何等的鞭策，又是何等的及时啊。
想到这些，联想到今天发生的这一幕，我似乎第一次意识到大家对我的极端信任，意识到自己担负责任的无限份量：前一段中央给我们作了结论，算是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是也有人对此不服，这是因为我们还存在许多不足和问题，我个人也存在自以为是、唯我独左、唯我独革以及其他脱离群众的问题。现在进入社会，队伍分散了，战线拉长了，指挥难了，要谨慎加谨慎啊。最最要紧的是，有事同大家商量，争取提前量，说话和气，诚恳待人，推功揽过，严以律己。
我在朦胧中，觉得脸在发烧，睁眼一看，原来曙光透过玻璃正映照在我们的脸上，不久即传过来电话：红色造反者已经夺取了哈尔滨市公安局的大权。但是，有惊无险，并没有发生大的武斗。我们喜不自胜，道不尽的欢欣。
在各行业造反派纷纷成立造反总部之后，有必要进一步尽快成立大的全社会的联合组织，大专总部曾经发动过几次大联合的倡议，但只是有议论而没有切实的行动。主要原因是，各院校造反团忙于本校运动，不肯派出自己的主要骨干，造反团的主要领导人更是不肯出山，因此不能形成有远见的共识，采取有力的必要的行动和步骤，使全省全市大联合迟迟得不到大的进展。我们师院也不例外。就我而言，当时有三怕：一怕本校运动反复，自己和主要骨干出去，遇到反复，别人端了自己的老窝，鸡飞蛋打，岂不前功尽弃；二怕社会复杂，如果卷入社会危机，凭自己这点能力如何应付得了，或给本校造反派造成被动，出了问题没人兜；三怕自己阅历浅，没有社会经验，上坏人的当，跌跟头、犯大错误，弄得里外不是人，无脸回学院见“江东父老”，甚至进笆篱子。
就在斗争的关键时刻，又发生了两件很不利于搞大联合的事情：一是哈尔滨大专总部负责人易人：张连科接替陈造反。张连科是黑大哲学系66届学生，黑大造反团总团负责人，长于思考，善于词令，又很有组织能力，不过接任于文革阶段性转换之时，受命于斗争危难之际，一时工作甚难，领导威望有待于时间和实践。
二是哈军工出了27人反江青的大字报，造反团的许多头头被卷了进去：激起造反派震怒，掀起了对他们揭批和围剿高潮，给他们抹黑脸、戴高帽、坐喷气式，这些他们曾经用来对付黑帮的手段，又还给了他们，整个哈军工校园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军工造反团领导班子大换班，上上下下忙于改组，自身难保，更无分身之术来忙社会上的大联合。
就是在这种情势之下，大专总部便派出人员到各院校造反团去动员其主要头头和骨干出山。动员我出来到总部去工作有这样几次：
1月20日左右，军工造反团杜美平坐着小轿车到师院找我，希望我出山并牵头组织联合总部。她把我接到省文联所在地，要我在这里等一等其他院校的造反派头头，以便共求大业。不知什么原因，我在那里等了约一个来小时，也不见有人来。我身不由己，只好请她又把我送回学院。
过了几日，大专总部召开各院校造反团负责人开会，张连科慷慨激昂，列举了种种事实，说明事态十分严重，再一次动员各总团克服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从大局出发，派出头头和骨干筹备大联合问题。我在会上明确表态：只要需要，总部可以指名要我们哈师院造反团的任何人。张连科跟我叫号：“真的吗？”
我说：“当然当真！”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回校途中，回顾自己这一段时间，脑海里响起另一个声音：老范啊，你满脑子“怕”的“自我利益”，公字在哪，党的利益在哪，无产阶级的利益在哪？这哪里像个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你不是口口声声要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做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吗？你不是多少次说过，自己生不逢时，没有赶上革命战争的年代，轰轰烈烈地干革命吗？如今毛主席亲自为我们掌舵，并且告诉我们做的具体方法，为什么不能敢字当头，参与当前这场轰轰烈烈的战斗，接受考验，在火红的年代里锻炼自己？怕这怕那，个人利益第一、小团体第一，围绕的都是一个“小我”，这不是小资产阶级害怕斗争、回避矛盾、维护自我这种劣根性的具体表现吗？应该狠触灵魂，革革你自己私心杂念的命啊！这时，想到自己终于战胜了自我，认定自己朝革命化又进了一步，压在心里铅石般沉重的疑虑和各种畏惧顿时湮灭云散了，感到浑身增添了力量，思路也清晰了，心里特别亮堂。
1月27日，我们哈师院造反团在礼堂召开全体大会，我传达了大专总部的意见，并根据自己最近理清的理解和思路，作了这样的说明：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今天，向走资派夺权，是运动发展的逻辑必然结果。是走资派逼出来的。运动之所以反反复复，就是走资派依靠他们手中的权力，玩弄权术造成的。为什么我们一开始给他们贴大字报时，他们敢于扬言”秋后算账“，挥动‘反革命’、‘右派’的帽子，并且加派工作组镇压我们？为什么在我们造反时，他们敢组织人同《十六条》针锋相对，一次一次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对我们造反派的围剿？为什么在我们奏响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之时，最近又发生了一系列怪事？一句话，就是走资派手中还有权，他们还有一套党的系统、国家机器在运转。因此，毛主席向我们发出了伟大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可是，我们哈尔滨市、我们黑龙江省还没有跟上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有一条原因是主要的，这就是各个院校的造反团，都只是忙于自己院内，有一点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所以大专总部最近开会，动员大家把目光放远一点，不要只顾本单位、小团体，丢了大局。所以，我觉得，我们师院造反团应该积极响应总部的号召，把自己的骨干送出去。请同志们想一想，如果我们只是夺了师院的党政财文大权，全省全市的党政财文大权，还掌握在走资派手里，我们的革命成果是不可能巩固的。大局不保，还有什么本单位、小团体。所以，我们要掌权，更要掌大权，要掌省、市的党政财文大权。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我们红色造反者。只有如此，我们革命造反的胜利果实才能保住！所以，我已经向大专总部表示：我们哈师院造反团可以派出自己的任何骨干，并且可以接受大专总部的挑选。”
我的话，得到全场与会者的热烈鼓掌。
我不知道此时此刻此地，在大专总部工作的黑大造反派赵玉才已经来到礼堂，他接过我的话大声喊道：“好啊！今天我就是专程来请你的！”说罢，便跨步向前台走过来，我赶快迎上去并把他请到主席台上，他笑吟吟地对我说：“我是特地来请你。总部要求你出山。”他拖着略带沙哑的长音又说，“不要搞小团体主义嘛——要顾全大局。”我也笑着说：
“我们哈师院从来就顾全大局，你不要瞎说，说话要有证据。”我接着说：
“你有什么话请对全团说，只要全团同意，我范正美绝无二话。”
“好吧。”
他说完这两个字，便大步流星地走向主席台，于是，我宣布请赵玉才讲话，见他从容不迫地对着麦克风充满自信地说：
“红色造反者战友们：你们好！我受红色造反团大专总部委托，代表大专总部、代表潘复生同志，请范正美同志到联合总部工作，范正美同志要我征求大家的意见，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支持！如果大家没意见的话，请鼓掌。”全场立即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我说：
“还得问问有没有不同意见。”
“有没有不同意见？”他又问了这么一句。会场没有动静。
“全体通过。这没有说的吧。”
就是这样，我是由大专总部提名、哈师院造反团全体大会通过，去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工作的。
偶然是必然的向导。应该说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和革命群众大联合，还有两件事是积极的促成因素：
一是哈尔滨机联机械厂，在鼓风机的出口处发现了一名造反派的尸首，被认为是这个厂多数派的赤卫队整死的，激起全市造反派强烈的愤慨，不日举行了全市造反派声讨大会和盛大游行，声援哈尔滨机联机械厂造反派。
二是哈尔滨电机厂造反派崔占成，自称是拥有70万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