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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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大会和盛大游行，声援哈尔滨机联机械厂造反派。
二是哈尔滨电机厂造反派崔占成，自称是拥有70万众的哈市工交造反派总司令，工人造反派领袖。这期间的一天，他披着黄军大衣，两手插着腰，一副恶煞凶神之态，到北方大厦当时联合总部的办公室声言要夺取总部大权，并有保镖为其扬威助胆。在这种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当时哈军工几个造反派报告黑大在大专总部负责的张连科，紧急召开各总团负责人会商，我们哈师院这次是杨桂宾出席，会议决定通过省公安厅的接管委员会，将其逮捕，迫使公交总部改组。
1月27日当天晚上，我们师院造反团总部召开分队长联席会议，确定由我挑选一些人随我去联合总部。经过我提名、会议通过的人员是：政治系任万新、高义、夏俊杰；化学系贾德华；中文系战继红；物理系钱茂忠等人。
顺便说一下，在我担任省革委班长以后，这些同志由组织先后做了这样的安排：任万新在政策研究室，后任负责人；高义在组织组，后任组长；贾德华在文教组，后任组长；夏俊杰在群工组，后任共青团组副组长；战继红、钱茂忠分别在文革组、生产计统组工作。
1月28日下午，我第一次参加31个总部的联席会议。会场设在北方大厦三楼会议室。我们师院的代表由我带队。我们去的稍晚一些，会场已经座无虚席，我们几个见地板上铺着地毯，便席地而坐。会议主要是讨论当前形势。对于当前形势实际上存在着分歧。对此，我在会上发表了这样几点看法。我说：
“目前形势对我们十分有利：在全国，党中央发表公开文告、通电全国，明确支持造反派；在我们省，党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1号文件，明确肯定我们哈师院红色造反团，这不是对我们师院，而是对我们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的表态。所以说，全国的形势、全省的形势空前大好，再不是12月的状况了，使我们造反派真正地扬眉吐气，从未有的舒畅。我们哈师院八八团已经自行解散，现在到了我们造反团凯歌前进的时候了。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高举四面旗帜：第一、高举大联合的旗帜，实现全省、全市造反派大联合，即工农兵学商各方面各行业的造反派大联合，这就是成立联合总部；第二、高举大夺权的旗帜，在大联合的基础上，夺取黑省委、黑省政府（夺权之后，在一次红革委勤务组会上，潘复生、汪家道提出，文革前我们的省委、省政府都是红的、革命的，因此应该改称旧省委、旧省政府的好）的党政财文大权，建立新政权，巩固革命造反成果，这样就可以以新政权号令天下：第三、高举大团结的旗帜，在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余毒的时候，要注意团结大多数，把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群众争取过来，最大限度地孤立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派：第四、高举抓革命促生产的旗帜，把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推动生产发展，创造生产发展新高潮。我认为把这四个方面统一起来，就是大联合大夺权。”
我的上述发言，得到其他与会各总部负责人的一致赞同，但却遭到工大造反团负责人刘录等人的坚决反对，因而会上对两个问题发生了分歧：
一个问题是：黑龙江省夺权的时机是否成熟。工大刘录认为，黑龙江省夺权的时机还不成熟。其理由有两条：一是省委主要领导人潘复生，文革前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虽然表示支持造反派，但还没有彻底亮相，还需要有一段观察和考验的时间；二是黑龙江省工人运动还没有完全起来，现在运动主要控制在大专院校造反派手里，领导者是学生造反派领袖，属于小资产阶级分子，而不是工人领袖。
另一个问题是：夺权的组织形式即成立什么样式的新政权。以军工造反团的代表为主，主张学上海，成立黑龙江公社。
对于这两个问题，会上讨论得很激烈。
关于潘复生亮相及夺权时机，大多数人不同意哈工大的看法。工交、农业等实业方面的总部代表首先发言。第一个发言的是哈尔滨石油配件厂的刘雪峰，接着发言的是农民代表、哈市郊区总部的杨锡山，此后还有许多人发言。他们认为，潘复生在文革初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立即转变立场，站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作了检讨，承认错误，态度是好的。至于还要考验，这是相对的。我们每一个人也不能说就不需要考验了。黑龙江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形势发展总体说很快很好，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由于学生运动发展的很快很好，这主要是哈军工造反团起了急先锋的作用，同时也涌现了像哈师院造反团这样的先进典型。二是与潘复生的及早表态有关。所以整个形势令人鼓舞。工人造反派虽然起来较晚，但已经在各工厂企业成了多数派，局势也已经控制在造反派手里。黑龙江省的文革运动由于学生造反派冲杀得早，涌现了一大批比较成熟的学生领袖，他们经过前几个月的反复考验，证明他们是信得过的响当当的造反派头头、群众领袖。不能唯成分论。刘雪峰不慌不忙而略带讥讽地说：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过教训，当时有人强调要工人领袖领导，结果把一个理论水平很低，能力很差的工人出身的向中发推向领导岗位，使革命吃了大亏，难道我们还要重复以前的错误不成？”他略顿了顿，继续说：“我觉得，我们不要重犯以前的错误。”
持上述观点的人们还说，目前哈市工厂造反派头头，大多数也是工厂里的技术员，他们也是大学生或中专毕业生，千万不能唯出身论，搞形而上学。刘雪峰并现身说法地说：
“我就是工厂夜校的教员，现在当上了石油配件厂的造反派头头，得到广大工人群众的拥护。照刘录等人这么说，我就不够格。”来自伟建厂的孙宝生急忙插话说：“我也是工厂的技术员，我们厂造反派的主要头头基本上是工厂的技术员。照你这样说，工人不起来，我们就不能造反了。岂有此理？”
他们这些同志还强调说：黑龙江省地处反修前线，目前苏修虎视耽耽，如果尽快成立新政权，也有利于反修防修。同时，目前经济主义还很猖獗，“三军”一团一队余毒未灭，个别头头也还没有完全停止活动，如果造反派贻误战机就会造成很大的被动，后果不堪设想。在第一个问题上，我又作了一点补充。我说：
“根据列宁的说法，所谓革命时机就是反动派不能照样生活下去，人民群众也不能照样生活下去。我看，我省目前的形势到了这个态势。你看，黑省委、黑省政府不能照样生活下去，他们简直一天也难活下去；全省人民群众在黑省委、黑省政府这种状况下也不能照样生活下去。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有必要建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权威，集中全省红色造反者和革命群众的意志，从而可以形成对反对派、对阶级敌人斗争的威慑力量和指挥中心。因此，如果在这样的形势下，还说时机不成熟是不符合实际的，是没有事实根据，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是很有害的。革命时机的认识和把握，关系全省红色造反者和革命群众的命运，我们决不可以掉以轻心。至于潘复生，应该说已经亮相了。在八届十一中会上，他明确站在主席一边；在造反派最困难的几个关键之时，他敢于挺身而出，支持造反派，应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毛主席说，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我们同意刘雪峰等同志的看法。像他这样的干部，能高姿态地检讨，就是好的。我们也觉得可以了。如果连潘复生这样的干部，我们也不敢依靠，那就只能自己孤立自己。”我本来还想说，如果空喊革命口号，不认真细细地思考形势和目前我们所处的阵线状况，不摈弃个人感情上的某些偏见，一味的斗下去，那怎么能团结大多数来壮大自己，谁还能靠近我们。但我没有说出来。
在对待省委、省政府夺权时机以及启用潘复生这两个问题上，经过上述反复讨论，特别是工农代表上述发言，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再加上工大其他人表示，刘录等人的意见，只是刘录本人的意见，并不代表哈工大，同时刘录等也没有在会上表示坚持己见。鉴于与会者并不是以个人名义参加会议，刘录的意见既不代表大专总部，也不代表哈工大，只是大专总部中的个别院校个别人的意见，所以会议对于近日采取大联合大夺权行动便形成了决议。
革命进程的分歧，在革命敌人十分明确、斗争形势转瞬即逝的条件下，容易形成多数意向，潮流裹挟，少数人的不同意见被淹没而潜伏下来，到了一定时期，那些顽固坚持己见的人，便又会在新的机会到来之时冒出来。而文革激发起来的年轻人所产生的政治冲动，一方面是文革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他们的致命性伤害，虽然只有几十天，但所产生的对党的干部诚信的动摇，给了他们深刻的烙印，惟恐再上当而挨整；另一方面，当时一批自称老造反者，继续初期的冲劲，极左推波，唯我独革、唯我独左，在一些青年学生中成为最时髦的风尚，感情用事，不讲政策界限，追求纯又纯，革又革，只顾打拼，无视后果，更听不见解放干部、争取多数的意见。刘录等人的思想当时不通，以后又没有解决，以至于后来工大造反团分成了两派。其根源盖出于此，我将在下面第四章加以记述。
会议转到成立什么组织机构来接替旧省委、旧省政府的议题上。
在会上我对此发表了不同意见。我说：
“我不同意把这个新组织立即搞成巴黎公社式的，也不同意以公社来命名。道理很简单，时机不成熟，条件也不成熟。我认为，这个组织就叫做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掌握全省党政财文大权。这是个过渡性质的组织，以后再通过直接选举的形式成立新的政权组织。这个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实行军队、干部、群众组织三方面的代表组成。由省军区和驻军的领导人、革命干部代表和联合总部的负责人三方面组成领导核心，叫做勤务组。”
“我们应该学上海，但要学的是他们的革命精神，学习他们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模仿他们的具体做法。我们要从本地实际出发，发扬敢想、敢干、敢闯的革命精神，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我认为，成立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符合《十六条》的精神。《十六条》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三结合是社教中《二十三条》提出来的新事物。是对于那些需要夺权的地方所成立的一种过渡性的临时权力机构，具有革命权威。我们搞军、干、群三结合，红色造反团联合总部负责人，同省军区驻军首长和省委、省政府里的革命干部代表联合夺权，以军队为后盾，这是对《二十三条》的发展，也是学习山西、贵州等地解放军参加夺权的经验，有利于建立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革命权威。”
我的这个发言很快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认同。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创意就是这样定下来的。会议还决定于1月31日召开“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宣告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夺取黑龙江省的党政财文大权。并决定以多路广播车和海报的形式通告全省。在会上还就有关文告起草工作作了分工和安排。关于三结合的具体方案和组织结构定于29日召开的下次会议上再议。
在这次会前，我和任万新曾经商量对策，做过一次长谈。当时我们议论了三个问题：一是关于形势的认识——夺权的时机成熟；二是关于潘复生的评价——应该让他出来工作，同军队干部代表和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三位一体，联合夺权。三方优势结合，最具稳定性；三是临时权力机构的名称应该叫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不宜叫公社。我的上述发言思路和表述方法，就是根据我们的这次谈话形成的。
我的发言，与会者如此认同，这是我俩事先未曾料到的，以为会有一场旷时持久的大论辩。事后，我和任万新感叹这是哈师院经验的巨大影响所致，“真是凯歌前进啊”，我俩不约而同地说。任万新还很有感慨地说：“看来，咱们省的领导核心已经形成，由此以后的一系列活动，会进行得十分顺利的。”事情果然如其所料。
不过，我并没有意识，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进入这个核心，何论当什么头头。说来阴差阳错，有点儿传奇。
第一章我说过，我考上高中便辍学回乡，林玉梅也因继父去世，而搬回了我家。我同她过了几次性生活之后，听信了一些迷信说教，认为她是白虎防了我，所以我才辍学回家，加上我同她发生关系后，龟头经常发炎红肿，这也使我不快，我不便同她说，告诉了我母亲。母亲看了以后，想请医生看，又怕还要检查玉梅，弄得满城风雨大家都没面子。于是，我母亲弄了一些陈砖土灰，用薄布过滤，给我当药上。我向母亲提出要同玉梅离婚，我就把自己的这些想法告诉了母亲。但母亲觉得玉梅聪明能干、能吃苦，模样也不错，过一段时间看看再说。这期间，我对玉梅总耍态度、发脾气，她不吭声，只是背地里哭。后来我上了抚顺干校，中间因学校迁到湘潭，回过一次家，对她也是没鼻子没眼。他跟我桂姐很好，桂姐总做我的工作，还告诉她对我要好、要主动，晚上临睡前落蚊帐时，面对帐门，伸开两手做拦帐门的姿势，说是这样可以让我回心转意。没有交合，自然没有怀抱。这也许是天理照应。
1958年8月，武汉钢铁公司招工，玉梅应考到了武钢。先到鞍山受训，学习化验。1959年我出差回家，我母亲、桂姐都做我的工作。或许是，这时候的我，多了点唯物主义，认为她和自己也出来工作了，虽然还有些想法，认为外面比她强的多的姑娘有的是，转而又想，自己刚刚上班，做人家思想政治工作，还是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弄得不好会影响自己政治进步的；上大学之后，一是考虑自己上学还很困难，她还可以帮帮我；二是自己又读政治，如果这时候闹离婚，也不好看。认命了吧。如果说，在抚顺（湘潭）干校、电机校期间，我还曾想入非非，到上大学以后，则基本不去做非分之想，比较集中心思地读书。这期间，她回到武汉工作。我们经常通信，谈情说爱，逢寒暑假，不是她来，便是我去，双方增进了了解，感情也与日俱增。1966年下半年她奉调支援三线到重庆工作，1967年1月29日给我打来电报，说她来哈尔滨101厂带队实习，要我去接站。
这样，1月29日下午联合总部召开会议，讨论成立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各方面成员人选、选举勤务组班长时，因为要我去火车站接她而没有参加。我委派潘少林代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回到学校，潘少林兴奋地还未等进到办公室，就在见到我由学院礼堂到办公大楼的道上急忙地告诉我：“在这次会上，联合总部决定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由17名成员组成，并一致推选你担任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