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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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条件和基础。一切工作人员，都要经过巴黎公社式的大民主选举产生，受革命群众拥护的可以连选连任，不称职的可以随时撤换，人人都能上能下，把革命委员会建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这五条，既反映了当时我们的思想倾向、政治理想，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舆论，人们心目中追求的理想目标。
当时，我要求负责起草的任万新等同志要认真学习和领会恩格斯为马克思所著《法兰西内战》而写的导言中的两段话，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
其一，“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来的，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十六千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议机构的代表规定权限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
其二，“……由于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业和公共利益只能用旧的方法来处理和保护，即通过国家及收入极多的官吏来处理和保护，这种（指对国家的，本文作者注）崇拜就更容易生根。……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之下差。”
所以，在讨论这五条的时候，我们几个造反派头头最倡导的是普选和能上能下，潘汪最强调的是供给制，他们认为这是防止新资产阶级分子产生的最好办法。因此，他们饶有兴趣地，向我们讲述了他们在供给制条件下的种种故事。我还清楚地记得他们描述这些故事的激动和兴奋之情，仿佛他们又回到那火热的年代。不过，当时我们所有成员，有一个十分强烈的共识，即认为旧政权的选拔任命制是不科学的，必须搞巴黎公社式的普选制，必须把党的系统和国家政权真正置于人民群众的直接监督之下，监督的最好形式就是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所有工作人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人民的主人，不论职位高低，必须能上能下，不搞终身制，不能特殊化。
关于新政权的组织结构：
根据上述原则，《通告》规定，省革委暂由17名委员组成，以后再增加一些，设班长一人，副班长二人，在17名委员中，由五人组成勤务组，许多重大问题在革委会全体委员未讨论决定之前先由勤务组考虑提出意见。在革委会下，设立三委一办，即一个政治委员会，一个生产委员会，一个群众工作委员会，一个办公室，各委办下设若干职能组。
按照这个方案，革委会的人员编制比原省委、省人委的人员编制，大体上可以缩减四分之三。被缩减的人员，采取两种形式：充实基层和下放劳动。原省委、省人委等一切机构，宣布废除，其工作由各单位接管委员会，逐渐过渡到省革委会来。在讨论这些组织形式时，潘复生显得特别激动，调子最高。三委一办是夺权前一天定下来的。但搞多少人员合适，我们没有把握，是潘复生给我们下的决心。他说：
“人员多了就互相扯皮，搞文山会海，出修正主义。我看，有原来两委的四分之一的人就可以了。”
我说：“问题是原来的人到哪里去？”
潘复生说：“可以搞两条出路，一条是充实基层，一条是下放劳动。”
关于多余干部的出路，后来省委造反团想出了一个新办法，办五？七干校，那是1968年的事，并不是我搞出来的，梁晓声先生把它说成是我的功劳，那是安错了。
中国的国家机器特别庞大，究其原因，通过我在文革期间的观察，我认为有多方面的成因：一是人口多，事情多；二是干部文化水平不高，素质低，办事能力差，多数人是照抄照搬照办型；三是革命年头长，有一批老同志需要安置，不安置他们就骂娘；四是原来的山头多，照顾了这个山头，就要照顾那个山头。再加上历次政治运动，每次都有一批新干部上来，有一批老干部下去，还有就是每次机构改革，也是拽新排旧，所以人员越滚越多。人浮于事，就是这样演变起来的。这也留待第十章再说。
关于新政权中的干部政策：
一定的干部政策总是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产物，它既是一定的政治路线的组织基础，又反过来服务于一定的政治路线。按照我们造反派的当时的想法，各级领导人要通过直接选举产生，一般工作人员也应该接受群众监督，目前这两方面条件都不成熟。但要为此过渡积极准备条件。于是，关于干部政策，我们制定了四条，其中心是干部的分配与安置。即一部分干部如何向革委会过渡，大部分如何安置的问题。通告提出，原来的一切干部，都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接受新的考验，由革命群众决定取弃。为此，通告采取了四种类型的不同办法：执行毛主席路线的，留用；犯有一般错误愿意改正或已经改正的，可以留用、调动工作，也可以充实基层；犯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四类干部，到群众中去锻炼改造。由于年老病残不能继续工作的，负责到底，照顾生活；对一小撮走资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要坚决打倒，使其永世不得翻身。在讨论上述政策时，我记得最深的是，造反派委员特别强调的是，对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要加以严肃处理，特别要警惕出尔反尔，两面三刀，对这样的人要加重处理。他们说：这是我们在文革中多次反复中得的教训。我还记得刘雪峰、孙宝生等在发言中举出一些例子时所表现的那种激动的情形，我对此也强调要注意两面派。我说：“对那些检讨要加以分析，最好的检讨是实事求是，有几分错就认几分错，千万不要信人家对天信誓旦旦的检讨，也不要信那些给自己无限上纲上线的检讨，这样的人，十个有九个是两面派。毛主席告诉我们，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不注意两面派是要吃亏的。”所以，在发表的《二号通告》中，有两段这样的文字：
“只要是不坚持错误并有了改正表现的党员，要给予悔过的机会，如果是出尔反尔，两面三刀，要加重处理。”
“对那些参加过保皇团体的极少数顽固坚持错误的党员，和在‘红旗军’、‘荣复军’、‘战备军’等反动组织中充任骨干的党员要开除党籍。”
第三件事，解决各地夺权斗争中出现的问题。省里夺权，并不等于各级各地各单位都完成了夺权，取得了夺权胜利。在省革委会成立后，在政治委员会下，设立了一个文革组，开始时归勤务组直接领导，负责调查研究、指导各地各级的夺权斗争和深入文革的斗批改。
我们首先抓了哈尔滨市的夺权斗争。为此，省革委从大专院校和工厂造反派中抽出三吴一王一于即吴久荣、吴中波、吴以恒、王平武、于聪敏去参加市里的领导班子。吴久荣，省中医学院学生；吴中波，哈尔滨电机厂技术员；吴以恒，伟建厂技术员；王平武，省体育学院学生；于聪敏，哈医大学生。这些人去哈尔滨前，由我主持他们开了一个小会，讲明他们去的初衷，说明他们在哪里任职、任什么职由哈尔滨市的革命群众组织——红色造反者哈尔滨市联合总部决定，希望他们在那里生根开花结果，干出成绩来。后来，他们都成为哈尔滨市的革委会的常委，给了我莫大的支持。
哈尔滨市夺权的组织形式，没有采取革命委员会的名称，而是叫哈尔滨市人民公社，这是我当时不同意的。因为当公社领导班子班长的是哈军工造反团的黄克诚，他坚持原来在省革委会成立时要叫人民公社的主张，我很不赞成，也很不高兴，因此哈尔滨市大联合大夺权的大会我没有参加。后来，在毛主席关于“革命委员会好”的指示发表以后，哈尔滨市人民公社也改为革命委员会。
现在，让我谈谈2—3月各地夺权斗争的情况。
各地夺权是由本地造反派同当地军分区或武装部为主联合当地革命干部进行的。省里主要采用两种方法：一是派大专院校造反派，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各地搞宣传、搞支左，帮助当地造反派夺权，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二是对于当地夺权有争议的，由派出的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省里汇报。听取汇报的主要是我以及文革组的人，一个地方接一个地方地听汇报，常常是夜以继日，连饭也不能按时吃一顿。有时闹到半夜，我已经是迷迷糊糊的，甚至在那里呼呼睡着了，宣传队的负责人还在那里向我汇报。有时我搓着眼睛，打着哈欠问到：“讲到哪里了？”他们就得把我没听明白的地方从头再讲一遍。我原想，他们会对我发起造反派脾气来。然而，这样的事情一次也没有发生过。有时，我在迷迷糊糊之际，还听到有人轻轻地说：“我们的头太累了。”“让他迷一会吧！今天又是一整天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一个地汇报，我们分析情况，做出决定。在我这么个“迷糊”情况下作出决定，我真担心出问题。但是，还真没有出什么问题，我后来跟文革组的同志说：
“我好几次都睡着了，迷迷糊糊表态，有什么毛病没有？”
他们笑着说：“你真是个机灵鬼，睡梦里还能够给我们作指示。”
我说：“别开玩笑。快说说是怎么回事？”
原来他告诉我，我那时表现得很谨慎，不先发言，总是先问问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文革组意见统一，我就表态照文革组的意见办；如果他们的意见不统一，我就详细问问各是什么看法。他说我常说的话是：
“看基本方面的意见是否一致。如果基本问题看法不一致，就要再调查，把基本事实先搞清楚，再看为什么在基本问题上出现分歧。是因为我们去的人有干系、有牵连，还是有人搞了什么鬼，或是我们对调查的人和事有出入。如果在基本问题上一致，只是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就要求大同存小异。”他说：
“这样，你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把了关。所以经过这样处理，尽管你有时候又累又悃，但大事不含糊，就出不了大事，大家愿意同你商量问题。”
他说的是否当真，我当时并没有在意。我在意的是，出没有出问题。也应该说，到省革委会工作之后，我意识到拍马屁的人不少，谁知道他们事后怎么说，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以后，在潘复生整我时，揭发我的问题当中，确实没有这方面的问题，这说明他说的是真实的。我想，这不是我的什么高明处，而是当时的斗争使我学乖了。这大概是游泳中学游泳的道理吧。应该承认，我在文革中，由于当上了造反派头头，确实受到了锻炼。当时主持造反派开会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说不容易，主要是当时许多造反派有“造反派脾气”，说造反就造反，不管是造反派领导人，还是其他革命干部，如果有什么话说的不对劲，就要被轰下台。有不少造反派头头当不久，就是因为某件事说的不对，而易其人。我之所以没有遇到这种情形，就是我多少比一些人，注意多听一些别人的不同意见，注意同大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注意在有多种意见的会上，理出不同意见的线索，引导走向求大同、存小异的趋势，最后使少数不同意见的人心悦诚服地接受多数人的意见。
根据2月份文革组掌握的情况，全省地区专署、市级单位，有哈尔滨、牡丹江、齐齐哈尔、鸡西、双鸭山、松花江、绥化、苇河为左派掌权，佳木斯、鹤岗属于保守派掌权，伊春、大庆军管。全省65个县，属于左派掌权的25个，保守派掌权的11个，未夺权的18个，情况不清的11个。预计全省地市县级的夺权问题，到3月底可以基本解决。
第四件事，大力抓解放干部。革委会成立之后，我们感到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应该抓干部解放。这在当时是件很难的事。正如读者看到的，革委会酝酿之时，就遇到了阻力；革委会成立之后，这种阻力变得更加复杂了。我觉得，夺权胜利后，各项政策应该走向正轨，一切应该体现政策、讲究政策。否则，就会犯错误，丢了政权。为此，我要求政研组，给我找找有关资料，准备在最近召开一次原省直机关干部大会，由我出面向他们讲讲革委会的干部政策。
2月中旬的一天，省革委会召开了以哈尔滨工人文化宫为中心会场的有线广播大会，由我向全体没有结合的机关干部作干部政策报告。这是一次非常有影响的大会，至今不少领导干部还记忆犹新，津津乐道，他们碰到我时，常常免不了要谈起这件事，表示对我的一分感念之情。他们说，从这次报告中我们看出了你的追求、思想和水平，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人们并不知道，我那时的心情是很紧张的，这就是担心在新的条件下犯错误，给人们认为赶走了老爷来了少爷，最后落个身败名裂。
2月份，胡云飞老师到革委会找我办完事以后，有所感慨地对我说：“没想到你还是老样，谦虚谨慎，没有官架子。”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心里想，这才哪里到哪里，弄不好，是要栽根头的。说来不信，我当时的惧怕犯政策错误要比我要做好工作的心思强得多。我不认为我这官就那么顺利地当下去，也并不认为自己就这样在群众中会有威信，所以我当时最注意的是要掌握好政策，这是哈师院的经验告诉我的。我总觉得，我的对立面一直在希望我犯错误，希望我赶快下台。
事实也果真如此。在省革委成立不久，从哈师院传来我被捕的谣言。说的是我犯了大错误，所以被抓了起来。这件事，潘复生得知之后，立即指示进行调查，查出造谣的人。后来查明，他是一位曾经参加八八团的，师院一名老工人L××，道听途说、张冠李戴传播开来的。我在文革中特别注意搜集那些反对我们的人的意见，从中作一些判断。我丝毫不夸大我的当时严以律己的自我约束力，夺权之后，我常常想起毛泽东在1948年离开陕甘宁的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我的干部政策讲话，陈延政给我起草了一个稿子，但我觉得缺乏针对性和革命激情，逻辑性也不强，特别是语言不够活，不具有亲近感、感染力。于是我甩开他给我写的稿子，讲了五个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干部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个问题：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使广大干部被动；
第三个问题：省革委会的干部政策；
第四个问题：干部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以后简称三个正确对待）；
第五个问题：团结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是这样打开我的议论的：
“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同志们最关心的是，革委会如何对待干部，如何使用干部。今天，我代表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来专门谈谈这个问题。
“干部问题实际上是个基本政策问题。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规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一切革命群众，一切革命群众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