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对于我个人来说，写文革回忆录，是自讨无聊，啃自己种植的苦果；自找麻烦，冒着风险打禁果；对于读者来说，读我的回忆录，简直是爬秃山、吃酸果，而我大段大段叙述当时大环境的一些情况，就更增加了无趣和酸度，这对于我的同时代读者而言，也许是多此一举。然而，对于以后的读者来说，我以为是必不可少的。
“我不欲人之加诸我者，吾也无欲加诸人。”我是历史的产儿，又是历史的弃儿，现在我把自己还给历史。请读者评判吧，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就是这样看待历史的！
同时，我也相信，人类随着科技进步的社会经济发展，推动政治进步、知识与道德水平发展、人文理念普及，追求人类完善和美好的各国人民，一代一代地奋斗，展示了无限光明的前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也是希望满怀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道德感情的性质和政治倾向、道德原则和政治良心、个性或社会成员的利益，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充分理解。
是为序。
写作始于1998年1月
最后定稿于2006年10月
第一章 甘心赴国
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能够对它们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之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规定了。
——［德］卡尔？马克思
我们所具有的一个个的冲动，它不是各自独立活动的，而是经过调整与协调，才有可能形成“整体的人格”。
——［英］拉斯基
人生之球，一半是社会，一半是自我。球体的大小，取决于自我的认知、创新思维以及改造社会与自我的能力。于是，有的人升空为太阳、月亮、星星，放射着夺目的光辉，而多数人则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去。我参加文革，并成为造反派头头，我的一些朋友、早期的校友不太理解。其实，我的人生轨迹，正是社会和自我各种因素促成的。且听我从头道来。
我迈开人生之旅是1938年10月3日，农历戊寅八月初十，降生于湖南长沙东乡（现开慧乡）大花桥新田里的一个农民家庭。我的家乡位于湘阴、浏阳、平江之间，丘陵延绵，大花河流经这里变得细长，形成一块狭长的小盆地，先人随坡造屋，散散落落地住着几十户人家，是一处方圆不出十里左右的特殊方言地带。这里，梯田层叠，水塘多布，以种植水稻为主，杂以红薯、小麦、荞麦等，有山有水，旱涝保收，交通方便，为到湘阴、长沙、平江、浏阳的必经之地，是一块可贵的鱼米之乡、难得的生养之地；父亲在二十出头，同我母亲从我祖父住的大坝上迁到这里造屋开田，新田里的名称即由此而来。父亲名荣华，字星荣；母亲姓傅，没有自己的名号，人称范傅氏。我排行第十三，是“满伢子”。我这十三的排行，也许是我命运多舛的缘故。
美是末（没）的谐音，我母亲生我时年近五十，再不能生了，所以叫做“美伢子”。我原名仲美。我们家乡的土语，“仲”和“正”的读音不分。按照范氏家谱排序“祖、德、谊、维、善、英、才、定、克、昌、时、礼、辉、先、绪、甲、弟、楚、朝、邦”，我属于英子辈，跟我哥哥他们中间取名“正”字。我溥舅是个郎中，一次，同我攀谈起名的学问和族谱，当时正在抗美援朝，他说一定要把美国正过来才是，叫正美多好，我觉得舅父博见多闻，便欣然改了过来。不过，我可没有舅舅那崇高的抱负。
我父亲心怀大志，身强力壮，特别勤劳，特别能干，犁、锄、点、种、收，样样干得出色，还能娴熟地使用织布机织得一手好布，洗、染、浆、辗，无所不能，而且还会做生意，特别善于当中介人；母亲贤惠勤俭，有一手好针线活，邻里称羡。更是纺纱、织布、操持家务的能手，为女友叫好。他俩相亲相爱，男耕女织，夜以继日，克勤克俭，终于得力于我的两个大老兄，家道一时十分红火，开起了染行，做布纱生意，雇了十几个长工，并有数十亩地可以出租，成为远近有名的范星荣堂，受到父老乡亲的爱重。然而，靠着一门辛苦劳动建立起来的小康之家，经不起意外的打击，好景不长，我的两个大老兄先后得病去世。中年丧子，母亲差不多急疯，父亲被这突如其来的连续打击，几次要撞墙来个一了百了。加上连年战乱，兴盛一时的范星荣堂很快衰落了下来。由于孩子多，连续的经济、精神打击，积劳成疾，父母的身体渐衰，家业就再也没有复兴起来。到新中国成立土地改革时，我家的成份划为自耕中农，社教时定为下中农。
一个人的好的或坏的习惯、追求、信仰、脾性、情感、品质、兴趣和爱好等，都可以从双亲那里找到联系和痕迹。在我的身上，父母给了我以不同的影响。
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以农为本，用我父亲的话说，“锄头拿得稳，作田才是本。”长沙处在中南腹地，最近几十年的兵荒马乱，我的家乡也免不了受到牵连。应该说，这农本主义，是我父亲，从湖南长沙这个政治角逐的要冲，一个长詈战乱、饱经风霜的普通农民所看到的风险而总结的切身体会。但是，到我这里，我却不愿务农了，我母亲也不赞成我务农。她认为我聪明，有理想，从小就跟哥哥姐姐不一般，应该“到外面搞事”。鼓励我好好读书，“离开农村，做一个有出息的人，干一番大事业。”今天看来，就是鼓励我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偷光等古人勤苦好学的很多故事，就是我母亲多次讲给我的勉学词。我父亲较多地关心我的是，如何学习种庄稼，“作好田”。对我的教育，围绕的是他的“农本”教育，并教我农村生活的杂字知识。《百家姓》、《三字经》、《增广贤文》等，就是我父亲一句一句教给我的。他所强调的是当一个农民所要的品性和素质；我母亲则相反，她主要是教我立志将来做一个有为的人，鼓励我无论如何要冲出农村。母亲不识几个字，但她很熟悉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津津乐道岳母刺字、岳飞报国以及岳飞一家救国的故事，讲得滚瓜烂熟，还把张良拾鞋、韩信受辱等故事，也夹在她的言谈之中。对于做爱国英雄母亲的崇敬，可以从我母亲的语气和神态那里，受到深深的感染。至今我还深深地感到母亲那种勉儿做岳飞式人物的炽热之心。我母亲常对我说，做事要想成功，就要有决心和恒心，而且，要做就要做好，做到底，不要半途而废。使我毕生不能忘怀的是，在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借到一本全图《说岳全传》，母亲见到十分高兴，急忙处理好家务，就急着要我读给她听。平常惜油如金，唯恐浪费灯油的她，这回晚饭碗筷一落，就摆好凳子，早早地把灯点好，并且加了一根灯芯，把亮拨得大大的。我一边读，她一边不时地还补充一些情节，使岳飞的故事更加生动感人。
我是满伢子，父母把我看成掌上明珠，兄姐对我也特别疼爱。我的童年过得无忧无虑，人也很乖巧，特别是木匠、篾匠到我家干活，那是表现我聪明才智的好机会，我利用木条、木块、竹条、竹块，学着打桌子、编花篮、织竹席、堆积木，常受到师傅们和邻里夸奖，这使我感到很骄傲，养成自信，自以为是一个无往不利的幸运儿，相信自己将来能出人头地，干出一番大的业绩来。我从小也特别愿意读书，喜欢写字画画，对于父亲要求我做田里的活则毫无兴趣。虽然这样，因为我们家不富裕，我从小就得跟父兄下地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常常感到太累太赃，这更激起我努力读书，有一天出去“搞事”的决心。我不愿意干田里的活，父亲说我是个“懒孩子”，有一次因为不按父亲的要求，没有完成“任务”，他很生气，竟要动手打我。这是我父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动手要打我。他在大门口抓起一把大竹扫巴直向我冲来，我忙关起大门，才避免挨打。此后，母亲常常同他呕气。有时弄得很不愉快，我姐姐便出来替我说情。姐姐常常说，各人有各人的命，我看他有不作田的命，父亲就不再说我了。有时，父亲要我那么干，我偏偏不那么干。记得有一次，我和明光（我大哥的大儿子）一起同父亲栽红薯，父亲一再教我们不要把红薯秧子弄颠倒了。我们那时已学了一些植物常识，模模糊糊地有一些根系植物生长特点的印象，于是，我们背着他，恶作剧地倒栽了一行。之后，我们天天观察，发现秧子后来并没有死，而是从秧杈里长出新芽枝来，这使我们感到古老的种田术并非如此神圣。不过，后来这些秧子明显的不如周围的长得好。父亲后来解释说，红薯属于根繁殖，倒栽固然可活，但需要一个过程，耽误生长。
我特别敬重村里能舞文弄墨的冯、林两位私塾老先生和陈有才哥哥，认为他们饱读四书五经，愿意听他们讲话，感到他们像我母亲讲的那样，有知识，有才气，拿起笔就能写文章，平时出口成章，还能吟诗作对，走笔龙蛇，神气极了。但是，我母亲觉得不尽然，因为他们只是一个个土秀才，还是离不开锄头，围着庄稼转。
我的婴幼时期是异常苦难的，既遇战乱，又因家境衰败，营养不良，体弱多病，可以说是九死一生。这便成了我母亲教育我的活教材。有几件事，至今回首仍令我怵目惊心。
1938年抗战伊始，我还在襁褓里，战火就烧到了我的身边。一次，传说鬼子要进村，乡亲们急着躲兵，一家家很快躲到附近的大山——缺头岭上去了。我母亲为了收拾东西，只身领着我最后一个离开家。这时夜幕已经降临，凭借着朦胧的星光，母亲用箩筐载着我，艰难地走到刘公冲的山坡上。不料，这时候，有一队鬼子兵正从村里的大路上经过，离刘公冲不过半华里路，不知是树叶还是枝条划着了我的脸，因为刺痛，我“哇”地哭了一声。当时万籁俱寂，只有路上鬼子兵行走的脚走声和猫头鹰偶尔发出的一声尖叫。说时迟那时快，鬼子兵“唰”地一声卧倒，立即把枪口朝向响声处并“咔嚓”“咔嚓”拉动枪栓，这使我母亲吓出了一身冷汗，感到全身汗毛倒竖。母亲急中生智，赶紧用乳头塞住我的嘴，使我再没有哭出第二声，母亲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大约几分钟后，猫头鹰又叫了一声，打破这相持而可怕的宁静，鬼子兵见无别的动静，才爬起身来继续前进。
无独有偶。又有一次，也是为了躲兵。我二嫂抱着两岁的我，走到去刘公冲的腰塘边，忽然想起来什么事，就把我置于腰塘边坐着，自己急忙往家回跑。腰塘离我家约有300多米。等回到家见着母亲问及我时，二嫂如梦方醒，我母亲急忙领着二嫂往腰塘跑去找我，只见我依然端坐在腰塘边。母亲破涕为笑。当时腰塘里的水，离塘崖仅一尺来，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当时我听到她一说，吓出了魂，我赶紧跑到那里，你还端坐在那里拔草玩呢。真是福大命大。”我母亲以后不无后怕地对我说。
俗话说，事不过三。可漫漫长夜的抗日持久战，来回拉锯，老百姓险象环生，应付兵匪，岂只过三，还过四、过五，没完没了。一次，我们村里来了一队伪军官兵。这些伪兵又坏、又刁。有十几个伪兵驻扎在我家。为了寻乐，几个伪兵，竟把我用被捆紧后，只把我的头露在外面，用步枪顶着捆绑我的腰带举高，欲逗我玩，殊不知这样的玩笑，若掉下来，不死也要残废。正在我母亲万般无奈急得团团转时，伪军里的一名长官出面加以制止，算是救了我的命。
母亲就是用这些我亲身的经历来教育我：“马瘦被人骑，国弱被人欺”。
我常常为我的小学教育而自豪。可以说，我所受的良好的启蒙教育对我以后的人生有着深刻的影响。我在1948年春季入白石桥小学读书，第二年就解放了。我在小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第一。长沙有着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我的家乡也不例外。当时，我们学校里的老师配得很强，大多数是高中毕业生，还有两个老师是大二的学生，因为有病辍学到这里教学。这些老师治学严谨，教学认真，崇尚德育，强调学生全面发展。老师们爱我聪明，学习成绩好，倍加栽培。比如，谭振林老师，彭树航老师，罗敦德校长，对我特别关怀，而倾注心力。至今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他们十分喜欢我，经常夸奖我学习好，鼓励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罗校长给我笔记本上的题词）。彭树航老师因为有点亲戚关系，在其对我的关爱中，有着别一种寄驻，不足以多言。总的是，老师们对我要求很严格，从不姑息一时一事。但这里有一件事我是很不服气的，它深深地刺痛了我童年的心灵。
事实是这样的：在我上二年下学期的一天，我们班有个男同学，将家里的一把心爱的小折叠刀带到学校给同学们看。这小军刀，配有一大一小两把刀，折叠时约一寸半长，铜质手柄，做工极为精致，玲珑可爱。我接过手，翻来覆去，爱不释手。快上课的时候，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我的课桌的二层档板上，下课时没注意经管，不料回来再上课时小刀不翼而飞了。我这一堂课连老师的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下课后，我赶紧告诉这位同学，他当时啥也没说，事后却把这件事报告了谭老师。谭老师既没有找我谈，也没有在班上搞什么调查，却在期末操行评语的末尾给我写上了一句“希望不要贪小便宜”。我想，谭老师以为是我把小刀给弥起来了，真是天大的冤枉。于是我去找谭老师说明情况。谭老师说，“真冤枉了你，实在对不起。”这是我生平的第一次冤案，它是我敬爱的人对我的不信，一时伤透了我的心，好久我的心情也未能平静。一想起来，我就气不打一处来：第一、我的那位同学不该不明不白地告黑状；第二、谭老师是个极聪明的人，不该不作调查，竟然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背着我写操行评语，污辱我的人格；第三、这样的事为什么不公开，搞个水落石出。因此，在这以后，我的心灵深处，对告黑状的人深恶痛绝，而对那些滥用权力的人更是觉得不能容忍。
在我小学老师中给我留下美好印象且对我做人发生最大影响的是罗敦德校长。
其中，最令人难忘的一件小事是，学校举行成立少先队中队庆祝大会的前夕，我被推选为少先队中队长，当天放学后，和其他几名中队委被留下来，参与学校少先队成立的筹备活动，其中一项任务是分配红领巾。当时有几条红领巾不是一块整布做的，而是由两块对缝起来。
“我不要这条红领巾。”我指着一条带接缝的领巾说。
“那么，你说给谁呀？”罗校长兼中队辅导员，面带微笑而神情严肃地对我说，我一时无言以对。罗校长见我有点难为情，脸涨得通红，便不慌不忙地说道：
“当干部的可不能只想到个人，把好的留给自己，把不好的甩给别人。而且都是新领巾，只不过做法不一样。其意义都是红旗的一角。因为怕担材料，所以，裁剪时就有整块的，也有对接起来的。你说对吗？”
我的心为之一颤，我沉默了。
于是，罗校长叫我们坐下来，给我们几位队干部一连讲了好几个共产党员、八路军干部先人后己，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故事。我指着那条带接缝的领巾，诚恳地对罗校长说：“这条红领巾我要了。罗校长，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