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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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则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煽动群众斗群众；中国共产党内、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发育、发展迟缓，人们习惯于一种舆论、一面倒，守之如许；如此等等，都在这种以人划线、以事划线的政治运动中交错、演化，使已经动荡的中国社会此时更加不平衡了。所以，运动只有暂时的间断，而难以休止。
黑龙江省的文革运动并非因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从此步入社会新的民主机制、新的发展时期，而是在此不久之后，又在哈尔滨掀起了新的狂澜。如果说，1966年的哈尔滨是造反派的凯歌前进之年，那么，1967年则进入全面内战时期，我的回忆录也从此进入悲剧。
自然的辩证法是这样的：生命的种子一经埋下，它在一定的条件下，毕竟会萌动生长，并顶着压力破土而出，按照生命的规律顽强地表现其生命力。社会发展的辩证法何尝不是如此，不同的社会原因埋下的不同种子，也会在一定的条件下，形成不同的社会群体，强烈地按照社会规律生存发展。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夕，哈尔滨工业大学造反团刘录等人，认为“潘复生没有完全充分亮相”，革命还不到份，建立新的临时权力机构的时机尚不成熟，并且说，目前黑龙江省是工人造反派受压，学生造反派当权，因而对于新的权力机构——红革委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如前所述，刘录等人当时只是少数人的意见，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会，如期举行，并且亟快地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热烈支持和赞扬，《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不但详细报道了大会的盛况和全部有关文告、潘汪和宋任穷的讲话，并且还以《东北的新曙光》为题配发社论，热烈并高度评价了黑龙江省的夺权经验。这样，13所大专院校的造反团，和工大陈造反等人新近领导的一部分工大造反派，同全市各路造反派欢欣鼓舞。人们张灯结彩，热烈庆祝夺权胜利及革委会的成立。哈尔滨的上空，一时间霞光万道，出现了一片大团结的祥云，同时也在那光辉灿烂之中，夹杂着那么几朵与之不协调的云彩。这几朵杂云借助于某种推力的反作用，终于引起一场新的暴风骤雨。一连几年，由哈尔滨至全省，天空总是阴霾不散，忽阴忽暗，使人们不快。
针对刘录等人的言行，哈工大造反团的领导人之一陈造反及其支持者L××等人，借势潘、汪及社会上多数造反派的舆论，同刘录等人进行了多次对话。然而，刘录等人自恃是哈工大的老造反、老领导，加上对L的个人偏见，对话终于破裂。在这种情况下，陈造反和L某某等人，毅然另立竿子，从工大造反团里拉起支持者，打起“哈工大新曙光红色造反团”的新旗，全市多数组织的造反派支持了他们的行动。当时的黑龙江省造反团联合总部在潘复生的支持下发动全市造反派到工大示威。甚至有人斥责工大造反团是“大杂烩”，但是，刘录等人率领的原工大造反团多数派并未因中央即刻批准省革委会的成立而放弃己见，而是进一步坚持其主张，且“一报还一报”，公然在全市庆祝东北新曙光普照的同时，派人四处活动，到处将“东北新曙光”的“曙”字涂改为“鼠”字，并且用白石灰水到处刷写大字块：“潘复生没有亮相”、“新鼠光长不了”、“学生领导工人运动，学生篡权”等等，特别是在北方大厦当时省红革委周围，随处可见。这与当时的喜庆气氛，形成格格不入的反差。
哈尔滨街头出现的情况，当时在哈尔滨的宋任穷都看在眼里，放在心上，也许他对这种现象看得比我们更重。2月2日上午，我到宋任穷住处——北方大厦六楼，特意看望了他。我们彼此问候，道出了都是湖南人的乡情。他一再表示要向我学习，说自己年纪大了，思想跟不上，得从头学，才能跟上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谈话只有我们两人，双方坦诚相见。但是，老人显得多少有些紧张。后来话题转到“1？31”。他说：
“哈工大的做法不对。不能说革命大学生是小资产阶级。也不能唯成分论，只看出身，不看阶级立场、观点和现实表现。最重要的是，要看他所代表的阶级和执行的路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就有过这样的教训，当时左倾教条主义分子，排挤知识分子，排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推出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向中发，结果使革命遭受挫折。他们表面上打着拥戴工人领袖的大旗，实际上却是由他们自己控制领导权。工大一些人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我看值得研究。我看，你们师院很不错，两个大多数（指团结干部和群众两个大多数）搞得好。有人主张不结合潘复生，要他当顾问，你们没有这么做。你做得对！”我想，他说这些话，很流畅，很明快，似乎毫无顾忌，因为这是对我的表扬和恭维。于是，我赶紧把话题岔开，随意地问了问辽宁的情况。他说：
“辽宁情况不如哈尔滨，辽宁造反派还没有核心，要向龙江造反派学习，向你们学习！”
我表示，还是革命老干部经过生死考验，德高望重，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我还是没有出校门的毛孩子，从书本到书本，从学校门到学校门，要更多地向革命老干部学习。学习革命老干部的智慧和经验，希望宋任穷同志多来龙江指导，等等。
宋任穷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平易近人、心地坦诚、谦虚谨慎的言谈举止，入木三分地见解，我学习党史多少了解一些有关他的革命贡献，联想此次谈话，真是名不虚传。这次相见，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回忆，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在前面多次说过，由于哈尔滨市工人造反派并未成为社会的主宰力量，而哈工大造反团刘录等人支持的工交造反团的领导人崔占成，因个人闹独立性而试图夺总部的权被指控，在全市各院校造反团，特别是在军工造反团的支持下而被抓了起来。据我们师院造反团调查，所谓工交造反团总部，实际上并不是从基层一级级组合起来的工人群众组织，而是由工大刘录等人个别扶植起来的一个很松散、方面不全的联盟，在一月风暴之后就销声匿迹了，并且在4月炮轰派起来之时，提起这个人也并不为人们特别重视。所以，工大刘录等人借口崔占成问题，非难学生造反派，在我当时也没放在心上。
哈尔滨造反派这口大锅出现了一道裂纹。
面对这场即将发生的分裂，我们哈师院造反团同其他院校造反团一道，纷纷派人，多方做哈工大刘录等人的工作。但是，刘录等人什么也听不进去，依然故我，我行我素。同时，当时的形势也很不利于刘录方面。由于中央及时肯定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原来支持刘录意见的大多数人，尽管思想并没有完全通，但表面上立即转向新曙光造反团一边，使刘录等人很快变成少数，受到孤立。这就使刘录他们的影响并没有继续扩大。接踵而至的是，这期间北京发生了一起更加不利于刘录等人的大事，这就是当时被称为所谓“二月逆流”的事件。
事情是这样的：
1967年2月16日，在怀仁堂，按照当时毛泽东的安排，由周恩来主持，党政军文几方面负责人举行碰头会，参加会的有：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谢富治、李先念、谭震林、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其中有好几个老帅。会议期间，一些人谈起来当时批斗老干部的情况，对出现的许多不正常的情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或议论，其中有的人还联系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扩大化的问题，特别是谭震林联系自己，更感到气愤，在激烈争论时，曾一面往外走一面冲着江青等人说：“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掉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当时被周恩来劝阻，才避免了事态的扩大。会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人集体整理并核对了碰头会的情况记录，以此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进一步了解了有关情况之后，认为这是冲着他来的，情绪异常激动，感到很气愤，特别是听到谭震林联系延安整风，认为这是否定延安整风运动，要把王明抬出来。于是毛泽东于2月28日，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对老帅们在碰头会上的言论和表现，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尖锐批评。自2月25日开始，中央文革小组召开了七次政治生活会，对老帅们进行了批判，老帅们在会上一个个作了自我批评。其后，中央文革小组利用毛泽东的讲话，借机提出当时有一股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中央文革，否定毛主席的逆流。因为事情出在2月，所以当时被中央文革定名为“二月逆流”。他们认为，对这股逆流必须迎头痛击，才能保卫毛主席，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中央文革。于是，全国，首先从北京开始，以揭批谭震林为头炮，掀起了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新风暴。
消息传到哈尔滨，潘复生、汪家道等人认为，工大事件是“二月逆流”在哈尔滨的反映。读者知道，在中国常常有这样一种情况，并且几乎成为一种定律，只要中央出了什么事，就有某些人在地方以此做文章。这一方面是当时上面压出来的；另一方面也是地方领导干部，拥护中央、响应中央、紧跟中央，向中央表忠的一大实际行动，同时是也不排除某些人借此攀高附贵，或排除异己、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极好机会。所以，上面刮什么风、下面下什么雨。这就是许许多多地方领导干部的思维定式和行为定式。于是就有一些人成为某某事件的地方上的代理人，而被打入另册，不遇全国性的甄别或反复，便没有出头之日。
当时我和哈师院造反团任万新、胡云飞、杨桂宾、魏醒学等人在一起交换思想，我们的共识是，哈工大刘录等人偏颇，我们对他们的许多做法也很气愤，不过毕竟还是夺权斗争中对形势、对干部的看法不同而出现的意见分歧，应该通过造反派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加以解决。平心而论，哈师院造反团的我们几个头头也不同意成立新曙光造反团另立山头。因为这样容易造成恶性循环。因此，在处理哈工大刘录等人的问题上，我和潘复生发生了分歧。我当时的看法，所谓工大问题是还是内部矛盾，因此在认识上，我的调子升不上去，在行动上，我显得有些笨拙而迟钝，表现得同潘复生不那么吻合。这一点，被细心的潘复生看在眼里，放在心上。
二月初的一天，在哈尔滨市北方大厦广场召开的“黑龙江省暨哈尔滨市反击‘二月逆流’大会”上，当工大新曙光造反团代表联系本省实际，把工大造反团刘录等人说成“二月逆流”黑干将，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时，有人呼喊口号，煽动会场的气氛，起哄地提出应该把刘录等人抓起来送进监狱，这时从台下便蹿出事先准备好的公安干警若干人，立即将刘录等人抓到会场进行批斗。这样大的举动，竟然事先不同我打招呼，我一点儿也没有思想准备。后来得知，这是哈工大L个别人试图以既成事实逼着我不得不同意而精心策划的。就这样，轻易地便把刘录等十几人送进了监狱。更有甚者，潘复生还指使人到哈工大宣布哈工大造反团是“右派组织”，“予以解散”。这件事我在事前商量时曾提出过不同意见。
就在此后不久，在一次省革委会勤务组成员接见中央新闻单位——新华社、人民日报社、解放军报社、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社、人民画报社、解放军画报社以及省市新闻单位记者的座谈会上，潘复生得意洋洋地大谈其革命经验之后，指着我半带夸奖半带批评地说：
“范正美同志这位革命小将很不错，有闯劲，也很有思想，理论水平也很高，但是，还是年轻，经验不足，在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心慈手软，下不了手。”
他在这里讲我心慈手软、下不了手，就是指我对“1？31事件”的心慈看法，上不了纲，不能果断地把他们叫做“反革命”，对刘录等人的处理下不了狠手，不能动用专政机关处理他们，希图按内部矛盾处理，对他们进行批评和说教。
当时我在一旁听着，感到心跳、脸发烧，也不好说什么，只是腼腆地点头称是。当天晚上，我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我反反复复地琢磨，昨天还是自己的战友、同志，今天要同他们反目成仇，一刀两断，打成反革命，我确实感到心发软，于心不忍，下不了手啊。可又细细思忖：我确实还年轻，见过的世面和风雨太少，阶级观念薄弱，阶级斗争的弦绷得不紧，还是应该好好地向革命老干部学习，大力增强自己的政治嗅觉，提高自己的政治敏感性，努力克服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摇摆性。有这样一位老同志在身边，可学习的东西多的很，不要忽视这个学习条件啊。又想，政治斗争，风云变幻，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多么可怕。这时候，我母亲的话响起：凡事还是谨慎小心为妙，要把目光看得远一些，处事多想想没毛病。母亲还说，慈悲为怀，讲的是大慈大悲，如果做东郭先生也不行。这样一想，真是觉得姜还是老的辣，潘复生言之有理。此后，潘复生，经常在常委会上讲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的故事。我想，这都是继续给我上课，教我警钟常鸣。
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在两类矛盾难分难解的关键时刻，我这心慈手软的毛病，却总是驱动我软弱的神经，使我的慈悲之心很难强硬起来、手段很难狠毒起来。到了六月份在反击炮轰派的发展中，面对自己的战友和朋友，我又一次下不了手。但是，在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中，随着当时中央文革的推动，加上潘复生的引导，我对“1？31事件”的看法也随之而逐步升级，做到了与潘复生基本保持一致的地步。不过，终因自己的思想性格，在以后的事变中，到底还是使我走了回头路。
哈工大刘录等人掀起的批潘风潮，由于中央对黑龙江省革委会的强有力的支持，接着又于3月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潘复生的长篇文章，介绍他在中央全会上发言及其以后支持造反派的经验而很快平息。
这里我不想进一步再谈刘录等人被捕之后，新曙光造反团依据潘复生的指示，进行肃清刘录等人流毒、开展组织整顿的许多过火的具体做法，而因此打击一大片老造反和革命师生的情况。我觉得这不是我的回忆录应该赘述的东西。
从北京回来之后，我决心好好工作，严格要求自己，不当少爷，要做人民的勤务员；不高高在上，要做人民的公仆。在一次革委会休会期间，潘复生很高兴地提出，要给我安排住房，涨工资。同时，他还对在座的革委会秘书石守云——外专造反派学生，一位长得很漂亮的女同志——说，你们都应该涨工资。我听着他的讲话，觉得问题不那么简单。于是我很委婉地说：“这是个全局问题，现在还不是安排我们住房和工资的时候。因为现在革委会还是临时机构，像我们这样的学生，全国恐怕有一大批，还有个上上下下的问题，留谁不留谁，还是个未知数。中央目前恐怕还不会考虑这个问题。”
我想，现在给我个人涨工资，这可不是帮我的忙，而是孤立我、把我同群众对立起来。无独有偶，过了不久，在省革委任办公室副主任的一位军代表聂振同志，见玉梅来革委会总是同我挤在一张放在办公室供午休的单人床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