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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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况，在当时潘复生看来，炮轰派是冲着省革委会来的：“三个人，三方面，三结合”。当时潘汪正在北京开会，得知哈尔滨的上述报告之后，急忙打电话给省革委会。一方面，明确表示支持哈军工造反团针对黑大、工大、外专的大字报所发表的声明。潘汪电话表示哈军工造反团旗帜鲜明，不愧是一支革命劲旅。另一方面，又指示省革委会，认定炮轰的性质是，矛头指向省革委会的“反革命逆流”，在适当时候要组织反击。哈军工的声明发表之后，各高校造反团也纷纷效法发表类似的声明，形成对黑大、工大、外专炮轰派的合围之势。潘汪回哈之后，立即召开了省革委会常委会，给炮轰活动定性为“反革命逆流”，认定其后台是于天放、李范五挑起来的。
于天放的情况已如前述。
关于李范五有这么一件事被潘复生抓住不放。当时李在黑大农场劳动，由黑大造反团派人看管。人是感情的动物，正是基于这一点，敌对战场上的士兵接触时间长了或多或少就会引起感情变故。天真纯朴的青年学生同李个别接触，久而久之，彼此之间增进了了解，加深了感情，谈话也就比较随便了，李给看护他的造反团监管人员讲过去革命的故事，同时随机也告诉他们，在文革中揭发他的有一些事实并不是那么回事。于是，这几个小将对李产生了好感，萌动了人类同情之心，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弦开始松脱。在过春节这样一个当时誉为群众开心之日、敌人难受之时，在没有给任何人打招呼的情况下，天不怕地不怕的这些小将，竟然偷偷地放李范五回家与家人团聚，在家过春节。这件谋计极严的事，终于被省革委会保卫组的人知道并向潘汪作了汇报。这在当时是件了不得的大事。于是潘复生把工大有人给我贴大字报，外专有人给张万春贴大字报，进一步联系黑大炮轰赵去非的事实，认为这是李、于两人为代表的一小撮走资派煽动起来的、矛头直指省革委会的“反革命逆流”。在潘复生的亲自指挥下，由赵去非配合，首先向于天放开刀。
说实在的，当时我虽然对工大对我的大字报并未放在心上，但是，当听到李范五的情况之后，又进一步了解于天放的情况之后，我在整体上是认同潘复生的，也跟着对黑大炮轰活动上纲上线，认为应该“揪后台”，确认唯有如此，才能平息这场风波。
在这种情况下，潘复生领导省革委会在两个方面作战：
一是动员我们群众代表出面成立“捍卫革命三结合总指挥部”（简称“捍联总”），并指定我和聂士荣、宋振业等人负责；
二是部署批判李范五、于天放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一系列活动，用以瓦解炮轰派。
根据这个部署，潘复生坐镇指挥，于4月27日在八区体育场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击资产阶级“二月逆流”誓师大会，揪斗于天放，斥责于天放是“二月逆流在黑龙江省的急先锋”，钻进我们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并在会上当众将于逮捕，投进看守所。
5月3日，于天放在看守所自杀身亡。第二天上午，我被邀到三栋潘复生办公室，潘复生、汪家道把于死后的拍尸照片指给我看，以证明其“畏罪自杀”之实。其后，根据潘复生的意见，以省革委会的名义，向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呈报《关于于天放畏罪自杀情况的简要报告》。于天放的死，更激起潘复生和我们的同仇敌忾。
然而，黑大、工大、外专等院校红色造反团顶着“反革命逆流”的帽子，毫不示弱，他们感到他们的革命人格受到莫大的侮辱，派人到处求声援，他们首先说动了哈军工、林学院、哈建工等造反团的一部分人，并且改变口号，把矛头集中在赵去非一人身上，正式成立炮轰赵去非联络站。于是，在这些院校（哈师院不久以后）的造反团内纷纷成立新的战斗队，打起“野战军”的旗号，逐步脱离总团领导，与黑大炮轰派互相配合。
这样，在哈尔滨，出现了新的两大阵营：一边是捍联总；一边是炮轰派（联络站）。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哈军工造反团。在哈军工，批判27人大字报，加上游兴懋事件出来之后，军工造反团以杜美平为首，成立了井岗山兵团；另一些人对团内持有不同意见，自称山下派，以边士军、冯昭逢为头。两部分人观点不同，意见针锋相对。潘复生、汪家道几次做双方工作，收效甚微。后来井冈山兵团成为捍联总骨干，山下派加入了炮轰派。军工问题一直由潘复生、汪家道亲自解决，我们群众代表也没有一个人插手，所以上述情况我只能是描述了一个很不全的外景，敬请读者原谅。
以“揪后台”瓦解炮轰派为战略指针的打击炮轰派的“反革命逆流”活动，不但没有平息“逆流”，反而愈演愈烈。有两件事情不能说没有关系：
一是人民日报于4月2日发表了一篇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社论在肯定他们在初期的贡献以后，指出当前他们又立了新功，在使用6个排比句式之后加以概括，提出“革命小将的英雄业绩，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他们不愧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他们始终体现了革命的大方向。”社论指出，对革命小将必须作阶级分析，由于我国是小资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国家，各种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潮必然反映到革命小将队伍内部中来。所以他们中的一些人如果不注意思想改造，也可能犯错误。但是，必须指出，“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的千百万革命小将的本质是好的，主流是好的。”
二是“打于站”成立后不久，潘复生通过文革组召集他们一共30余人，到一○九一栋会议室座谈，陪同潘复生的还有汪家道和赵去非以及文革组的负责人，我因为有事没有出席。后来听文革组的同志告诉我，潘复生对打于站成立参加座谈会的人员说了很多表扬和激励的话，最重要的观点是：“你们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是黑龙江大学的未来，也是黑龙江省的未来”，他们（指炮轰派）“不是真正的造反派，是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的后面有人支持，要揭露和批判。”这种座谈会，没有研究如何化干戈为玉帛，启发他们去争取和团结不同观点的人，而是发动进行批判式的清剿。
潘复生的讲话在黑大传达以后，激起炮轰派极大的愤怒：这不是做工作，而是拨弄是非，离间造反派。
在炮轰派看来，前者是福音书，后者是对他们进行新的迫害的信号。令他们不忘的是，这个社论还有这么一段话，给他们以无限的鼓舞：
当前社会上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革命小将玩弄阴谋诡计，在革命小将之间拨弄是非，拉一批，打一批，妄图分裂革命小将队伍，将革命小将引向邪路。同时，他们贼喊捉贼，把那几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者一贯主张的在干部问题上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动政策，强加在革命小将头上，攻击革命小将。他们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抓住革命小将的某些缺点、错误不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全盘否定革命小将的大方向，甚至操纵已经垮台的保守组织进行翻案活动，把一些革命小将重新打成“反革命”。
“把一些革命小将重新打成‘反革命’”，这是当时哈尔滨造反派最注意的一件事。所以，由黑大掀起的炮轰运动，开始只是几股溪流，此时已经成为流淌在哈尔滨地上的滚滚洪流。此时的潘复生，真是欲按葫芦，又起来瓢。哈市的炮轰派令人心焦，又起来个鸡西问题、电机校问题、省医院问题、北方大厦问题，等等。这些地方主要是“支左”看法不一致。而以鸡西问题涉及面广。
所有这些地方，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认定一派是左派，另一派是右派。被定作右派的不服，誓死也要翻身，最低也要求个平起平坐，所以越压越不服，越压同情者越众。暴力是政治的产物，但是，当反抗暴力的人起来之后，人们总是同情那些反抗者，目前的炮轰派就遇到了这种境遇。
在对待鸡西问题上，省革委会派去的文革组以及省军区派去的支左部队，同军工造反团山下派的观点发生了严重分歧。鸡西有个“红联总”（红色造反团联合总部），还有个“三司”（红色造反者第三司令部，以与红联总及另一个组织相对）。由于双方各仗着有人支持，两派对立十分尖锐。而5月1日，省革委会在潘复生主持下，作出决定，请示中央宣布“三司”为非法组织，并同时派出由各大专院校造反派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赶赴鸡西。哈师院也派出了以董振山为首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由于“三司”有军工造反团的支持，加上各大专院校的声援，致使两派对立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从4月中旬到6月初，我按照潘复生的旨意，作为“捍联总”的总负责人，开展了许多反炮轰派的活动。不过，我力图做说服工作，争取炮轰派改变做法。四月下旬，我对黑大炮轰派说：“我们欢迎你们对赵去非同志批评、揭发。对赵去非同志有意见，希望你们把意见送到革命委员会来，最好是你们把你们的意见送到大专总部去，你们和14所大专院校商量一下。”直到5月27日，我在哈市工人文化宫，召开过一次各单位造反团负责人会议，从四个方面，力图说服炮轰派。我用约一半的时间，讲“当前炮轰活动究竟对谁有利”，其出发点是：我是造反派，我不希望造反派分裂，我也不能举起榔头和猎枪打我自己的兄弟。但我的讲话精神基本上还是潘复生所定的基调，我一共讲了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想一想去年“9？7”大反复，今年“1？31”反革命事件，看看现在。
我说：去年“9？7”反复，攻击军工造反团，打出了三张王牌：一是攻击军工造反团有人诬蔑毛主席岁数大了，话说多了，也不一定都对；二是攻击军工造反团说《十六条》是框框，也该打破；三是攻击军工造反团把陈雷打坏了肋骨。“1？31”反革命事件也打出三张王牌：一是潘复生没亮相；二是学生领导工人，学生篡权；三是工人造反派受压。所以，它们是完全否定革委会的。因此应该看明现在出现的问题的实质。
第二个问题，逆流究竟从何而来？我列举了如前述的情况，说明逆流来自刘邓、李范五、于天放之流。
第三个问题，当前炮轰派的活动究竟对谁有利？对此，我说了四点：
第一、当前炮轰赵去非的活动，扭转了斗争的大方向。赵去非有缺点错误，但不是走资派。应该把矛头对准刘邓路线，而不是新生的革委会；
第二、炮轰派的活动破坏了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致使亲者痛仇者快；
第三、炮轰派的活动破坏了抓革命促生产；
第四、造反派分裂牛鬼蛇神乘机出笼了。
最后一个问题，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要把运动的大方向紧紧地掌握住，要揪住其罪魁祸首，深入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高举革命大批判的大旗，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高举革命大联合的大旗，高举抓革命、促生产的大旗，打击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打击“三军一团一队”的残余势力。
我引用上述讲话提纲，说明我当时也是坚定的打击炮轰派的，不过我在做法上，力图集中批走资派和其他牛鬼蛇神，而不要把鞭子抽在造反派的身上。我的讲话，被当时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红色造反团按录音整理，他们印发了一个详细摘要，历史研究者不妨查阅。
但是，我的思想性格和我的政治良心，使我重新思索问题的是，处理“6？5事件”之后，我这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哈工大有人贴我的大字报时，街头上到处贴出这样的大字块：范正美同志是坚定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再也不能充当捍联总的领导人了。
1967年6月5日下午四、五点钟，省革委会办公室得到报告，哈军工造反团山下派约二、三十人，要到省革委会驻地一○七来，要求潘汪接见，并汇报鸡西问题。经过分析研究，认为他们可能要纠缠潘汪，有可能导致省革委会办公瘫痪。为避免被动，潘汪要我出面接见他们，并相机处理。
在当时，潘汪和革委会机关认为，军干群三方面，我可以算是第三位领导人，潘汪认为，由我出面已算是对他们的最高礼遇了。说实话，在文革中直接接触群众，对很多干部来说总有顾虑，因为一句话甚至一个词没说好，或说错了，就可能全盘皆输，或弄得很被动，甚至声名狼籍，威信扫地。我知道潘汪也是这个心态，这对于我来说真是件苦差事。我当时理解潘汪的心情。不过，我并没有害怕，因为我来自群众，完全相信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只要我注意尊重他们，不摆官架子就行了。大约过了一个来小时，军工造反团山下派的代表排着队来到一○七，声言要求潘汪首长接见，并向他们汇报鸡西情况。我示意收发室让他们进院来。这时省革委会政研室的人已替我写好了一个讲话稿。我浏览了一下，觉得这个稿根本不能用。因为它通篇是斥责他们的话，不是说他们在鸡西生事作乱，制造武斗，就是指责他们破坏抓革命、促生产，而且好几处用词上纲上线，批他们的“反革命”、“破坏行为”。我觉得，这不是讲道理，做疏导工作，而是扣帽子、以势压人。当时我想，断然不能用这个稿子。不能激化矛盾，只能因势利导地做工作，同时我认为，这也不是我这个群众代表应该讲的，如果照本宣科，非砸锅不可，弄得不可收拾。炮轰派反对，潘汪怪罪，两边不是人。于是我甩开了稿子，以一个群众代表的身份讲话。我态度诚恳，和颜悦色。先表示欢迎大家关心省革委会的工作，关心全省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接着我说，大家有情况要向省革委会汇报，潘汪首长委托我接待大家，大家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可以跟我讲，我会如实地向潘汪首长汇报。他们七嘴八舌，反复坚持地对我说：
“我们要汇报鸡西问题，必须找潘汪首长。一定要请潘汪首长亲自接见。”
我说：“关于鸡西问题，省革委会已经派出了宣传队和省文革组的同志去那里，他们搞了许多调查，情况潘汪首长已经掌握了。”
这时他们之中有人抬高声调，你一言他一语，大声喊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情况完全相反。”我连忙解释，他们就和我辩论起来，“革命委员会为什么这样怕见群众？”“怕群众，这和旧省委有什么区别？”
我妥协说，你们多数人回学院去，留下两、三位同志作代表。
“不行，革委会还怕群众么？”来众七嘴八舌地喊道。
我见他们坚持要求，我同他们继续说也是枉然。再说，没有潘汪的授权，我也不好再作什么让步。于是我同他们挥手作别，便离开了现场，回办公室见潘汪汇报情况。我一转背，就有人高声喊道：“潘汪不接见，我们就不走！静坐开始！”
就是这样，这些军工山下派来者在省革委会驻地席地而坐，宣称直到潘汪接见为止。
这就是潘复生后来口口声声向周总理汇报的所谓炮轰派“6？5冲击省革委会事件”的始末。
“哈军工炮轰派在一○七（省革命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