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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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宋振业商量，潘复生是不会对我们就此善罢甘休的，因为我们已经和盘托出，他既然敢对手无寸铁的静坐群众动武，对军工、建工下手，也就敢向我们这两个埋在他身边的群众代表施计谋。这在当时，无论省革委还是各单位，把主张正确处理的人视为“暗炮”，而加以排斥打击，习已成风。
“你们应该上北京，直接找周总理，找中央文革汇报！”记不得是谁给我们出了这个主意，使我们如拨云见日。于是，我们向两个院校造反团分别通报了我们的想法，也告诉了解放军报驻哈记者站，并且安排由哈师院造反团提供我们去北京的必要准备和帮助。
大概过了两天，我和宋起了个大早，由哈师院出一辆解放牌大卡车，以师院食堂工作人员去买菜的名义，我们俩藏在车里，准备绕道香坊，再折向双城，坐火车去北京，不料在香坊被截，遭到捍联总的扣押。我和宋只得下车。捍联总的人把我们带到附近的一所中学（可能是6中）的一间大教室，急忙与省革委会联系。这时，我鼓起勇气，主动从捍联总的人那里要回电话筒，给省革委会办公室打电话，告诉我和宋振业的所在地，要求来车接我回去，潘复生得知，立即派车把我们接回了省革委会驻地一○七。回来后，我们只在省革委会驻地呆了一天，就又回到师院。我俩同哈师院的杨桂宾、魏醒学、东农的李振华、徐世权、哈军工冯昭逢、吴兆基等同志在一起商量，大家预感到潘复生可能利用捍联总，以群众名义搞我们，还是另想办法抓紧时间上北京为妙。
这一天，夜幕方降，华灯初上，我和宋、冯各骑一辆自行车，由冯昭逢领路，与我们相隔100米左右，我们故意左拐右旋，飞车到达三棵树车站，通过取得车站炮轰派的支持和配合，我俩钻进了一列货车的铁罐守车。冯把我俩送上车，没等跟车人上车冯急忙向我俩做好了交待。我们将学生装换成铁路工作服，冯即跳下车，对跟车人说：
“这是两位工程师，去北京永定门车站办事。”
为了防备万一，我化名张必胜，宋化名李国明，以对付跟车人的盘问。不知为什么，跟车人没有上守车。我和宋斜躺在守车的坐椅上，只有借助车站射进来的昏暗的灯光，彼此才能看到对方模模糊糊的轮廓。两人不禁相视掩鼻而笑，旋即示意对方不要作声。
这趟列车只到陶赖昭停一次，出了陶赖昭就算出了省。从哈尔滨三棵树到陶赖昭，走了两个多小时。当时，我的神经高度紧张，感到时间似乎停滞，埋怨火车喘着粗气，在艰难地漫漫行进，唯恐有什么意外停了下来，发生第二次香坊事件，把我们捉了回去。好不容易离开陶赖昭，我们提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
列车飞速前进，颠簸的很厉害。我躺在座椅上沉思，这不成了搞地下工作了吗？真没想到时至今日还得这么化装进京告状，不禁连连打了几个寒颤。我暗自发笑，带着歉意，瞧了瞧宋振业，脑子里盘算着有人上车查问该如何应对。
过了陶赖昭之后，车速加快了。这几天的劳顿、疲惫和困意，此时一齐袭来。列车的颠簸，恰似晃动我们入睡的摇篮，车轮有节奏的声响，成了我们进入梦乡的催眠曲，也不知什么时候，我们俩都沉沉入睡了。幸好，一路顺利，第二天早上七点多钟就到了永定门车站，一路上没遇到任何不愉快的事情。我俩急忙跳下车，不慌不忙地绕道走出了车站。
时值7月中旬，骄阳初照，天气宜人，微风拂面，空气清新，使人心旷神怡，感到特别的凉爽。我俩几乎同时伸开双臂，做了一个深呼吸的动作，这几天的愁思，昨夜的紧张和疲劳顷刻散尽，有一种特别的轻松感。我们说着笑着，自信到了阳光和真理普照的圣地，我们的援救之请必将在这里得到解决。永定门一带的灰色建筑，在我此时看来，倒是银光灿灿，似乎在向我们挥手，欢迎我们这两位不速之客，一种难于言表的欣喜跃于心头。
到北京之后，我们先住在中央党校，不久在宋振业的北大造反派朋友宋××帮助下，移至北大专家招待所。那时侯，有一个好处，就是到哪里住都不用花钱，只需花少量的伙食费和极少的交通费，能步行的，决不坐车。
到了北京，我们不知疲倦，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机会，通过三条途径向周总理和中央文革进一步报告情况并要求接见。
一是找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滨等当时最著名的北京“五大领袖”以及其他著名院校的造反派领袖人物。我们差不多一天一个院校。四处奔波的结果，只见了蒯大富、韩爱晶、王大滨三人，其他院校见的是二、三把手，这也使我们心满意足。
顺便说，在我心目中的这些学生领袖人物，一个个该是彪形大汉，具有与众不同的举止。意外的是，蒯大富、韩爱晶、王大滨等人，并非高魁，跟一般大学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长相。蒯、韩，比我的个头稍高一些，瘦瘦的，但很精神，说话声音不高，见面时还有点腼腆。王大滨要比他们两个长得猛一些，显得健康结实，也非有相貌惊人之处。他们几个处事都比较谨慎，不轻易表态。同时，他们给我的印象，多少显得有些疲惫。后来得知，他们除了应付本单位工作外，每天都要接待许许多多来造访他们的人。有的是来向他们讨教的，求援的，但也有的是来跟他们闲聊的，甚至有的人是专程来找他们辩论的，使得他们食不安宁、睡眠时间少。高兴的是，我们所到之处，人们纷纷表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帮助我们。
二是到中央信访接待站，反映情况，恳求周总理和中央文革首长接见我们。
三是找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解放军报社、中央电台等新闻单位，告知我们所知道的黑龙江省的事情，恳请他们转达我们要求中央首长接见的请求。
这第三条路径，是最难的一条路，接待我们的人，态度明显的冷热不均。
事情远非我们预想的那么顺利，我们盼眼欲穿地期盼着周总理、中央文革接见我们，可不见回复的音信，度日如年，而哈尔滨传来的消息则使我们忧心如焚，潘复生变本加厉地继续对炮轰派以及不同意见的人实行高压，形势严峻。在这种情况下，在京的哈师院的几个人情绪很不好。我感到有必要开个会，以激励斗志，并统一大家对形势的看法和应该采取的对策。
我记得在地质学院主楼三楼的一间小教室里，我、任万新、马兴彦、姜震寰等七八个人席地而坐。大家的情绪很低落，多少显得有点儿沮丧。大家推我先发言。我首先讲了讲我对形势的看法，然后说，这是一场持久战，当然不会有几年，但肯定有几个月，大家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是对我们意志和毅力的又一次严峻考验。目前我们的任务是千方百计恳请周总理、中央文革接见。大家发言表示，在最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要同心协力，互帮互勉。会议的气氛显得十分沉重而悲壮，难以伸展的心志，又仿佛回到去年七月份，那一阵难熬的天日。于是，我领头，同大家唱起了《国际歌》。我感到，每个人是那样严肃、义愤，雄浑悲壮的歌声，激起我们心底的热血回荡。只有在这种时候，人们才会感到什么叫做压力，什么叫做团结，什么叫做奋斗。我第一次感到心情像铅一样沉重。因为不仅哈师院造反团这条航船的掌舵人还有我一份，而且炮轰派的命运也与我息息相关。岁月横流，任重道远，前途严峻。
就在我们四处求救、苦心望星盼月，向中央申诉我们的请求之时，七月下旬的一天，中央信访接待站派人通知我和宋振业到西单某处去，有人要见我们。那时我们俩的心情是复杂的。但我们从信访人员的眼神里，看到了希望之光。我和宋按时按指定地点到达那里。我们叩门说明来意，但接待者并没有让我们进屋，这时只见从侧门出来一位身着藏青色中山装的人，笑容可掬地向我们走来，非常客气并带着欣喜的口气，握着我和宋振业的手说：
“周总理通知你们俩不要离开北京，中央要解决黑龙江省两派问题，你们参加炮轰派汇报团，并且已经通知潘汪，他们也成立汇报团，不日他们就要来北京。你们赶快回去作准备。总理要接见你们。”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位同我们谈话的同志是总理联络员赵刚。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真是喜从天降，我俩告别那位同志，紧紧地互相拥抱跳跃。我们为得到这一步付出了多少艰辛，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啊！现在我们终于通天了，黑龙江省的问题快出头了。我们想毛主席、想周总理、想中央文革，毛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也想着我们，多么令人高兴啊！
八月一日晚上，我和宋振业还接到周总理办公室给我们俩送来的门票，去人民大会堂观看了庆祝八？一建军节晚会的文艺演出。
此后我连续写了几封公开信：《给全院红色造反者和革命师生员工的公开信》、《给全院干部的一封信》、《炮轰我前段工作中的错误》、《给参加所谓〈捍卫三结合指挥部〉红色造反者战友的公开信》，与宋振业联名写的《我们对当前我省我市形势的几点看法——给红色造反者和革命同志们的公开信》，所有这些信件的中心点是，公开检讨自己对待炮轰派的错误，表明我们对现实、对镇压炮轰派的看法和应该采取的态度。
为了更好地说明后面的问题，有必要把回忆的思绪从时间隧道上拉回。应该说，在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同时，当时造反派开始正视自己的问题。我在第三章介绍了黑龙江省的红卫兵政治工作会议。还有前面介绍的山东省革委会的规定。哈师院造反团根据我的谈话和穆国兴的意见，于6月27日曾经准备就目前形势发表第四号声明。这是我及哈师院造反团后来在两派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四号声明》一开始赞扬了山东省革委会的十大做法和中央的高度评价，接着说：
我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向纵深发展着。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争取和团结群众和干部的大多数，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巩固革命的三结合，深入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完成本地区、本部门的斗批改，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为此，《四号声明》提出必须充分注意以下十个重要问题：
1、省革委会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坚决拥护它的正确领导，善意批评它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帮助它更好地掌好权，用好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捍卫毛主席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
2、要把斗争的矛头坚决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坚决贯彻省革委会关于斗批改的方针；
3、要看到一小撮阶级敌人既从“左”的方面，又从右的方面向我们进攻；
4、革命群众组织中的主要问题是无政府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摇摆性，这是阶级敌人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条件，我们必须把他们搞臭。我们也相信各革命群众组织是能够通过整风的办法，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方法，迅速解决这些问题；
5、要严格区别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无产阶级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当权派，坚决反对不加分析地打倒一切；
6、必须把一小撮坏人同广大群众区分开来，把恶意攻击和善意批评区分开来，特别要警惕资产阶级的捧场，要警惕把不同意见的人打成“逆流”。要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的指示，各级革委会的成员必须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和批评；
7、“炮轰派”被阶级敌人利用，但绝不能简单地毫无阶级分析地以一时的“炮轰”或“不炮轰”来区别革命组织和不革命组织，不分青红皂白地提出再夺权是极端错误的；
8、必须全面地历史地对待左派组织和左派群众，绝不能只看一时一事，即或他们犯了严重错误，只要能认真改正，仍不失为左派组织和左派群众，特别要警惕坏人混水摸鱼，对革命小将进行打击报复；
9、军工红色造反团在以前的支左工作中成绩是主要的，大部分是对的，绝不许有人推翻旧案，反攻倒算；
10、坚决制止武斗，坚决制止打、砸、抢、抄、抓的歪风；对于极个别的证据确凿的坏人，要由公安部门依法拘留和逮捕。
这个声明写成以后尚未正式发表，就遭到捍联总的全面围剿。他们认为，这个声明有利于“炮轰派”，不利于“捍联总”，是一次“新的反复的信号”。“他们是隐藏在捍联总的定时炸弹，是一批‘暗炮’，他们以公允的面目出现，更具欺骗性。”
潘复生根本听不进不同意见，6？5事件之后，各个造反团的许多头头，就是这样先主张正确处理而被打成“暗炮”——‘“炮派”，进而被逼上梁山而相继走向“炮轰”之路的。
“要么站在炮轰派一边，要么继续站在捍联总一边，中间的道路走不通，因为潘复生不允许你走第三条道路。”这就是当时人们得出的结论。胡云飞多次向我说明这一点。我离开哈尔滨以后，哈师院造反团根据我的上述信件的精神，于7月27日，发表《炮轰宣言》：
我们要轰出钻进无产阶级司令部—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里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轰掉某些领导同志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轰散东北新曙光上的浮云。
我们炮轰赵去非之流的‘造反有理’过时论。
我们炮轰赵去非之流公然违抗中央41指示，拒不给被打成“右派组织”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红色造反团、工交系统红色造反团平反，拒不给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平反，顽固地坚持二月黑风的严重错误。
我们炮轰省革命委员会某些负责同志，混淆敌我界限，视革命群众如洪水猛兽，制造“逆流来自大专院校造反团”的谬误。把炮轰派中广大革命群众自下而上的对新政权的公开批评和监督打成“反革命逆流”，把炮轰派说成“反动势力结合体”、“敌我矛盾”，从而压制群众，反对群众，镇压群众。
我们炮轰某些领导同志宣扬的“军工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建工是反革命堡垒”的谬论。
我们炮轰赵去非之流，违抗中央6？6通令，支持并亲自率领捍联总进行打、砸、抢、抄、抓，私设公堂，严刑逼供，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我们炮轰赵去非之流，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战略方针，他们调动数万名工人，170多辆战备车，用以镇压炮轰派，致使生产大幅度下降。
我们炮轰赵去非之流以‘炮轰’与‘不炮轰’作为区别左派的唯一标准。
我们炮轰省革命委员会某些领导同志，夜郎自大，自以为是，不但不虚心向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学习，而且还污蔑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和王效禹同志。
我们炮轰省革命委员会某些领导同志对县城、工厂资本主义复辟情况，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抓第一手材料，偏听偏信。
我们炮轰黑龙江日报社和广播电台，歪曲报导，围剿、压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