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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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炮轰省革命委员会某些领导同志对县城、工厂资本主义复辟情况，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抓第一手材料，偏听偏信。
我们炮轰黑龙江日报社和广播电台，歪曲报导，围剿、压制炮轰派。
我们炮轰省革命委员会某些负责同志转移运动大方向，自上而下地向各级革命委员会、各工厂、大中学校、郊区各公社、武装部门、居民组，部署对哈师院的围剿和攻击。
《宣言》说：
现在，种种迹象表明，赵去非之流非但没有痛改前非的意思，反而变本加厉地积极准备更加残酷地镇压革命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对于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炮轰，不回击，不彻底粉碎怎么能行呢？
宣言指出，黑龙江省的阶级斗争形势是严重的，问题是复杂的，为了解决问题，提出五条建议：
一、潘汪政治挂帅，到群众当中来，勇敢地检查最近几个月在对待群众问题上犯的方向路线错误；
二、把赵去非交给群众揭发、批判、斗争；
三、立即解散捍联总，令其主要头头作检查，向被他们打击的革命群众组织和个人赔礼道歉；
四、坚决执行中央4？1指示，给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彻底平反，给被打成“右派组织”的工交系统造反团、哈工大红色造反团、齐齐哈尔2？9公社、佳木斯8？25红色造反团等革命造反组织彻底平反，被保守组织篡夺的一切大权还给革命造反派，进驻军工、建工等地的捍联总人马立即撤出；
五、省革委会公安保卫部门、军区和地方武装部门，应当坚决贯彻6？6通令，对挑起武斗，进行打砸抢抄抓的罪魁祸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条件下大民主的正常进行。
宣言最后表示，哈师院造反团在6月27日前两个半月中，在所谓“反逆流”中，在省革委会的影响下，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此向炮轰派赔礼道歉。《四号声明》是我们转变立场的起点，它基本上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但必须承认右倾，主要问题是没有公开批评省革委会某些负责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时也没有肯定炮轰派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据到京的哈师院同志回忆说，师院造反团的这份炮轰宣言在通过时，差不多每宣读一段，全体与会人员就报以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大会雄浑悲壮，气氛浓烈，极富战斗性，每一个人都感到正义在胸，热血沸腾，并且良心受到极大的激励。参加会的除了哈师院的红色造反团的绝大多数师生员工以外，还有来自全市、全省方方面面的人物。据后来许多人向我介绍，他们参加了那么多的造反派集会，也没有见到如此令人激动、充满激情的群众大会。有的人说，只有见过这种场面的人，才会理解和平年代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众怒，什么叫做彻底的唯物主义，什么叫做无所畏惧，不管结果怎么样，我们是为正义而战，为平民而战，为真理而战，其他都是无所谓的。后来起草人张锦龙见到我，谈到了他当时起草文告的心情，不无感慨地说：
“主持起草的是杨桂宾，他领着我们讨论时，大家情绪异常激动。杨桂宾来回度步，不时发表一顿感慨，对我启发和激励很大。我在执笔时，怀着莫大的义愤，感到周身热血奔流，充满正义感、豪气感，真正是一气呵成，许多语言像子弹一样，一排排从心底喷出，整个文章没有雕饰，也没有刻意追求遣词造句，只觉得是在诉说大家的心情。真的，我在宣读时，许多人情绪激动，泪流满面。再没有良心的人见到那种场面，他的心也会为之震颤。”所以，后来任万新对我说，他要写一部《炮轰运动》，就像《九三年》写的法国大革命一样，以记述这场反对错误路线的悲壮斗争。
与此同时，我和宋振业也在北京会见了在京炮轰派。会议由冯昭逢主持，我和宋在会上先后发言，并各自作了检讨。应该说，我的检讨是毕恭毕敬、十分坦诚的，然而，我从人们对我的掌声判断，人们赞赏宋的检讨，而对我颇有微词。原因就是我深知炮轰派队伍是一个复杂而松散的联合体，具有明显的时段性特点，所提出的要求和意见也不尽相同。在我的发言中，人们听到了我的画外音：没有迎合他们中某些似乎很有勇气、很革命、只顾自己痛快而不计后果、乱喊口号的人的心理，以及他们惯用的一些词藻，检讨里只承认犯有错误而不是犯罪，也并不肯定炮轰派的所有做法都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同时还提出要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掌握政策，注意策略；我认为这些人并不是炮轰派的主流，也不是炮轰派的基干队伍，但是他们不动脑筋，没有认清形势的严峻性和自己的真正处境以及斗争的艰巨性、前途的险恶性，还是造反初期而眼下已被人们否定的那些东西，我最担心的是因为他们的鲁莽危害整体，以至于因为他们的走火而导致整体的原则性错误。我定的调子是师院炮轰宣言的基调。我感到，我们是头头，有使炮轰派致胜的义务，而绝无滥用词章、迎合某些人的权利。会后我对冯昭逢说，“头头是领头，而不是跟班。头头必须对自己的部下负责，也对自己负责。”冯昭逢笑呵呵地连忙说，“是这样，我理解，我理解。”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这些人，把炮轰派几乎推向绝路，也把我们这些头头弄得十分被动，读者将在后面看到这一点。
北京的夏天不热，但1967年的北京政治斗争却是火一样的暴烈。在京的我和宋，基本上是按照前面所介绍的思路去工作的。然而，人们的思维不免带着当时当地社会思潮的影罩，我们的言行正好反射着这种轨迹。
到北京之前，北京对我们的影响主要通过中央两报一刊，还有我们师院的驻京联络站所了解的情况，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政治状况经过时间和媒介的筛选和过滤。而现在我们置身在北京，耳濡目染的种种事实，直接作用于我们的感官，影响我们的情绪、思维和言行，我们的神经还不习惯于在这种环境之下工作，而阅历和知识的肤浅，意志和耐力的弱点，以及对新的群体的微弱的反座力，更强化了这一点。这里要谈的是当时北京对武汉事件的反应及其对我们思想、情绪的影响。
所谓武汉事件，当时叫做7？20事件。事情是这样的：
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武汉军区也于1967年1月，根据毛泽东的部署，开始进行“三支”、“两军”，介入文革。2月初，武汉造反派组织“工人总部”和造反派学生，在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南下学生的支持下，进入武汉《长江日报》报馆“红旗大楼”，并接管了《长江日报》，2月8日，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形势的声明》，史称《2？8声明》，提出武汉要大乱才能走向大治，目前武汉形势严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至今还没有批判，造反派还在受压。2月19日，《长江日报》发表社论称《长江日报》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接管的，过了10天，也就是28日，武汉军区针锋相对发表《声明》，矢口否认这次报社夺权出自于军方支持，严正声明，当时派人进入红旗大楼只是保卫报社，维护秩序，决不是支持《2？8声明》，甚至声称在《2？8声明》中签字的军方代表是军队造反派组织，不能代表武汉部队，更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这种情况下，受武汉军区支持的“百万雄师”便起劲地提出抗议，两派斗争空前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总部”组织造反派进入武汉军区机关交涉，被认定“冲击武汉军区机关”。
如前所述，中央为配合按行业、按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和大、中学生复课闹革命的部署，针对个别地方发生的冲击军事机关的情况，曾发过一个《八条命令》，规定对于冲击军事机关的组织和个人进行严肃处理，根据这个《八条》，武汉军区和当地公安部门于3月17日，逮捕了工人总部的头头朱鸿霞、胡厚民和其他骨干分子若干人，又在3月21日，以武汉军区名义发表《通告》，在陈述各种罪名之后，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使武汉地区的两派对立由社会的表面平静，进入各个单位的高压的激烈斗争。这种情况很快反映到北京，反映到中央文革小组。4月1日，中央军委发出《十条命令》，要求各地对于在夺权斗争中持不同意见和冲军事机关的组织和人，凡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一律平反，所逮捕的人一律宣布无罪释放，同时中央作出了指示，根据这些，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
有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和《人民日报》社论的明确昭示，武汉工人总部再一次杀向社会，同武汉军区支持的“百万雄师”，经常发生武斗，并且累有死伤等惨案相伴。同时，工人总部喊出了“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口号。6月4日，武汉军区再次发表《公告》，因为进一步对工人总部实行高压，欲制止武斗，反而斗争升级。为此，中央针对武汉命令发表《六？六通令》。然而，武汉还在冲突，武汉还在流血。6月26日，中央文革小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联合发出电报：
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由于毛泽东此后不久离京巡视大江南北，原来的武汉汇报计划取消，改由派中央代表直接到武汉处理问题。到四川解决两派争雄问题的谢富治、王力和余立金带着北航“红旗”造反派代表，于7月4日自重庆抵达武汉。头一天他们上街看大字报，第二天，工人总部为他们召开了欢迎大会。
7月15日、16日，到达武汉的毛泽东，两次召集周恩来、汪东兴、谢富治、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开会，听取一些地区的汇报。毛泽东对于武汉作出了明确的指示。据当时有关材料介绍，毛泽东要求给工人总部平反，释放朱鸿霞等，并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此后，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多次做陈再道、钟汉华的工作，要他们承认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陈、钟仍然思想不通，于是周恩来于18日领着他们会见了毛泽东。毛泽东进一步做了陈、钟的工作。7月18日当晚，谢富治、王力到电力学院，在造反派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说：武汉问题一定会解决得最快、最好，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坚定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在会上，王力还作了“四点指示”。
第二天，工人总部调动各种舆论工具极力宣传谢、王讲话，同时宣传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部队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在陈、钟思想还没有转过弯，对“百万雄师”的工作还没有做好的情况下，从而加深了“百万雄师”成员的对立情绪，他们走上街头，四处张贴大字报，声讨王力，并扬言要揪出王力。晚饭后，情势急剧变坏。湖北省直机关干部同当地部队到军区大门，要求谢、王二人接见，接着，“百万雄师”和部队开着百辆大卡车和几十辆鸣笛的消防车，开进军区大院，质问王力的“四点指示”的用意何在？在王力没有接见的情况下，“百万雄师”的队伍，又围上了谢富治住处东湖宾馆。
7月20日清晨，在陈再道进谢富治房间不久，随之而来的是“百万雄师”的人，他们口口声声要求王力接见。当时王力在隔壁拒不接见。在纷乱之中，数百人冲进住室，把王力强行拉进军区大院。这时，依仗部队支持，数千名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坐着大卡车，排着四路纵队举行示威游行，一路高呼“打倒王力”的口号，向谢王施加压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3日。王力被架走之后，先是被架到军区大院，要求他回答问题，以后又经过一段周折，谢富治、王力在军区一些人的保护下，于7月22日上午飞回北京。
这就是我们当时知道的“7？20事件”的始末。
谢富治、王力到达北京的当天，林彪、江青组织了数万人去机场迎接。7月23日，中央文革小组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搞“三军联合行动来声讨7？20事件。”7月25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中央文革召开了盛大的群众大会，欢迎谢、王归来，林彪出席了大会。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信中说：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取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
“720事件”之后，《人民日报》在22日，发表红尖兵的文章，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8月1日，《红旗》杂志连续发表两篇社论，也鼓吹“揪军内一小撮”。到9月以后，我们才知道，“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它不是毛泽东的新的战略部署，而是王力、关锋、戚本禹他们搞出来的，《人民日报》文章和《红旗》杂志两篇社论是“毁我长城”的大毒草，但在当初，我在这些文章的鼓惑下，却认为是来自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我记得，当时穆国兴在北京中央党校住，我和宋振业去看他，一起讨论过这个问题。
我问穆国兴“揪军内一小撮”对不对？
他说：“照理说，军队是不能动摇的。”
“是啊。”我表示同意，沉吟片刻，又反问了一句：“但是，林副主席出席了欢迎大会，《红旗》杂志发表了社论。对于这么重要的问题，能不通过毛主席？”
“我也是这么想的。”他说，“我觉得，走资派的问题在《五？一六通知》里讲得十分清楚。”穆国兴记忆力很好，他一口气背了下来：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
这时宋振业像是要和穆国兴比记忆力似的，把下面那段话接着背了下来：
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任，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背完之后，他赶紧补充了一句，“我看老穆的看法是对的。这样的事不能不同毛主席打招呼，你别忧心重重。”
“不是忧心重重。我是说，迈这一步要踏实，可不能错啊。”
“干吧，我就不喜欢你们这么理论来理论去的。”宋振业感到不耐烦了，原来躺在床上，忽然跳将起来。
“对，你说得对。”我也对他大声说道，“干也要干个明白，不能稀里糊涂。”
于是，我们几个就这样“统一”了认识：“揪军内一小撮”是毛主席的新的战略部署。穆国兴给哈师院连续写了三封信。我们原来到北京是来告状的。这时我们也决定炮轰。同时我和宋作出了两个决定。一是给全省群众写一封公开信；二是去会见一次在京炮轰派。于是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