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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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和东北的问题一直由周恩来亲自处理。
8月上旬，我和宋振业参加了炮轰派汇报团，同潘、汪率领的捍联总汇报团，在同一天进入西苑旅社住。不过，潘汪并没有住在这里，而是在京西宾馆下榻。四月份以来，三、四个月了，在黑龙江省被斥为“炮匪”、“反革命”的炮轰派，特别是其中的主要头头边士军、冯昭逢等，这回同捍联总的头头一样，平起平坐地作为中央的客人一起住进了国家招待所，这本身就是黑龙江省文革史上的一件不凡的大事，它打破了潘汪欲置炮轰派于死地的铁规。我和宋振业对此感到由衷地高兴。迄今为止，只有中央认定各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才能进入西苑旅社的大门。不过，我们并没有认为事情会那么简单，而是做好了持久斗争的准备。因为在此之前，辽宁的三派，吉林的两派都已先后在半年之前就进入了这个旅社。到现在还没有看出结束的迹象。我们黑龙江省两派赴京汇报团是东北三省最后进入的一个，也许要等待辽吉解决之后才能轮到我们，当时我们许多人都是这么想的。
1967年七、八、九，三个月，是全国大内战最激烈的时期，毛泽东在这个期间先后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于10月7日以记录稿的形式，发表了他在各地的谈话。为了便于后面的叙述，这里有必要简约地作一介绍。
关于当时形势。
毛泽东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连一家人在一起也要辩论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毛泽东一路大讲大联合。他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
“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
他还批评了大联合中的“以我为核心”的问题。他说：“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
毛泽东在谈话中，多次讲到对待干部问题。他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有些干部为什么受到群众批判斗争呢？一个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同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
最后，毛泽东说：“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
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
周恩来解决黑龙江省两派问题，自始至终，忠实地贯彻上述精神。
周恩来解决黑龙江省的问题，首先亲自搞了大量的调查。他夜以继日，不辞辛劳地一派一派地听取汇报，口问手记，慈父般地反反复复地做工作。前前后后，周恩来分别同潘、汪以及两派分别谈话各八、九次，两派在一起三次。
周恩来首先抓制止武斗。当时黑龙江省，主要是哈尔滨，由于潘复生坚持对炮轰派的高压政策，凡是出现炮轰派的单位，或是对于出现与他不同意见的组织，一律看成炮轰派，他总是依照6？9夺权的固定模式，调动捍联总的人马先围攻后夺权。致使哈尔滨的武斗升级。
7月中旬，捍联总对哈一机炮轰派实行大包围，7月18日早晨、7月22日晚间，哈一机炮轰派被迫发动了两次抢粮事件。
8月27日、28日，捍联总在哈一机厂和哈尔滨港务局等单位挑起武斗，双方动用了装甲车和坦克，手持机枪、步枪、手榴弹等武器，造成十多人死亡，几十人受伤。
在这种情势下，于9月6日晚，周恩来主持两派达成了关于制止武斗事件的《九条协议》，并派出了以总后勤部史一民部长为首的监督小组，同时派出了中央调查组，于协议签字后到哈尔滨监督调查。但是，潘复生并不把协议放在眼里，他仍然我行我素，悍然在10月6日、10月12日，继哈军工、哈建工之后，又指挥捍联总，发动了对哈师院、哈一机厂的武装夺权。造成数人死亡，上百人受伤。炮轰派在哈尔滨流血，炮轰派汇报团在北京含泪通过联络员向总理诉说真情。
然而，北京的政治风向标，经过一段时间的左右摇晃，这时候，又朝向另一边了，使得我们为争取炮轰派的最佳前途，进入了一个极为悲壮的阶段。
10月初，中央文革发表了江青9月5日对安徽两派群众组织的讲话。声称现在有一股思潮，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指向中央文革。不过，在西苑旅社正式传达江青的讲话是在11月份的事。
对此，捍联总兴高彩烈，炮轰派的情绪一落千丈。炮轰派汇报团原来调子最高的一些人，这时成了泄气的皮球，什么工作也不做了，摆出一副听天由命，甚至等着挨打的神态。这时候的我，也强烈地感到这个讲话，会被潘汪利用，就像当时借反“二月逆流”之机，把铁拳挥向炮轰派一样。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潘汪的错误就可以从此一笔勾销，潘汪就可以肆意镇压群众。应该说，这时候的我，心情特别压抑，甚至还可能强于他人。但是，我觉得，此时更需要控制情感，张扬理智。情感是社会正义感的原动力；理智是思想路线的方向盘。在炮轰派受压时，我们被唤起的人类爱憎、同情之心所激发起来的追求正义的激情，此时更加强烈地撞击我的心灵；而目前特别需要高度理智掌握方向盘，保持正常的思维判断力、行为控制力，使之在恶劣情况下，找到平衡之点。我敢说，在当时炮轰派汇报团内，实际上，只有三个人还能沉得住气，这就是我、吴兆基和冯昭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盲目乐观过，也深知某些人的一时痛快，这时该大家分尝苦果了。所以，我们三人继续支撑着汇报团的日常工作。而当时调门最高的人，此时一个个无精打采，垂头丧气。我在文革中一直戴着“右倾”的帽子，在炮轰派汇报团中，有许多人也认为我“右”，甚至于束缚了某些人的手脚。但到此时，他们看到那个他们认为“右”的人，却在最困难的时刻，仍然是他们最可靠的同志和朋友，继续为争取最好的前途而不懈地、顽强地努力着。他们看到那些迎合高调的人此时一筹莫展。
我们三人觉得，7？20事件之后，炮轰派中的一些人的言行确实出了格，他们只想自己高兴而不思政治发展的特定要求，只图一时的泄愤而不顾政治斗争的根本界限，这些个别人离轨的言行因而使全体炮轰派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比如，总理第一次接见炮轰派的当晚，在人民大会堂南门前，炮轰派汇报团全体成员排队准备进门时，正值总理进大会堂门之际，一位来自外专的炮轰派代表，喊出了打倒潘复生、油炸赵去非的口号，虽然大家当即严肃批评了他，但这件事后来被捍联总揪住不放。又比如，有个别人在武汉出的小报中，出现了一些揪军内一小撮、把矛头指向汪家道的文章。但是，炮轰派的主体，首先是我们这些头头，是一批老造反，大家始终是爱护和支持省革委会的，“搞垮省革委会”的帽子扣不到我们的头上。我和宋振业，以及边、冯等炮轰派汇报团成员就是为了这一点而离开哈尔滨，冒着擅离省革委会的风险，跑到北京找中央领导汇报真情，请总理评理，现在更需要我们为炮轰派申明这一点；也正是这一点，总理和中央领导让我们组成汇报团，与潘汪、捍联总平起平坐。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们自己要泄气呢？
事实上周恩来从来没有认为炮轰派群众是把矛头针对革委会的。在他看来，炮轰派是革命派，有缺点错误，这同捍联总也有缺点错误并没有什么两样。正是基于这点，他通过他的联络员赵刚多方做潘汪和捍联总的工作。要潘汪检讨对待群众的错误，应该正确地对待炮轰派，从上到下实现捍联总同炮轰派的对等联合。他要求炮轰派汇报团里的我和宋，捍联总汇报团的刘雪峰和聂士荣，分别退出两派，站在省革委会的立场，共同做两派的团结工作。在这个基础上，周恩来又亲自抓全省两派的团结工作，从而促使两派在京达成了《十二条协议》。我、边士军、冯昭锋、宋振业等人，一再同总理联络员赵刚建议，请他无论如何要向总理汇报，潘复生是会反复的，哈军工、哈师院、哈一机是重点，要在北京实现对等联合，这样才能真正落实《十二条协议》。周恩来听取了这个建议，又下令从哈尔滨调来三个单位——哈军工、哈师院、哈一机的两派代表到北京，派出联络员做大联合工作，要求这三个单位实行对等联合，并达成协议，双方在北京签字，向中央保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大家团结起来，维护东北边陲的安全。
12月7日，潘汪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提出了书面检查，周恩来发给两派各10个代表一份征求意见。潘汪在《检查》中说：
今年三、四月，我们对各大专院校的大批判、斗批改抓得不够突出，没有集中力量，集中目标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帮助左派整风没有落实，错误思想没有纠正，分歧意见没有统一，加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的挑拨离间，以致发生分裂；我们深入群众，接近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特别是听取不同意见）很差；做各群众团体负责人的工作多，没有深入下层同广大群众接触，虚心地向群众学习。
在六月五日炮轰派冲击省革命委员会后，我们的错误发展得更严重了，主要是：
一、对炮轰派有对立情绪，对他们的错误看的过重。炮轰派‘六？五’冲击省革命委员会，我们有怕乱的思想，把问题看得过分严重，唯恐由此引起全省的大波动，因此产生了对立情绪，没有耐心深入细致地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以后没有密切联系，消除对立，反而更加疏远，对他们的态度是很不端正的。对炮轰派我们说他们是复辟逆流，这是极其错误的，我们承认错误，并向他们道歉。
二、我们同意并支持了外单位的革命群众到军工学院，帮助军工山上派争夺院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权，对炮轰派压力很大，加剧了两派的分歧和对立，我们这种做法也是极其错误的。
三、深入宣传贯彻“六？六”通令，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制止武斗做的很差。对哈一机厂、哈师院，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在关键时刻，由于我们制止武斗不坚决，双方出现不应有现象。
四、在捉人问题上，没有坚决贯彻执行最高指示和党的政策，革命群众组织捉人，我们说服制止不力，抓人扭送至保卫组，控制也不严。特别是在省革命委员会刚成立的一段时间内，在抓人问题上比较混乱，拘捕人多了。
五、我们对范正美、宋振业同志个别谈心，交换意见不够，特别是发生意见分歧后，我们没能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听取他们合理的意见，指出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做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对此我们要负主要责任。
看完潘汪的这个检查稿之后，炮轰派汇报团成员们又喜又气。喜的是，半年来，经过千辛万苦，不屈不饶的斗争，求援社会，求救中央，经过党中央、周总理的细心周到地工作，潘汪终于承认在对待群众问题上犯了错误，作了检查。其时间起始于三、四月，严重的是在“6？5事件”以后，具体对象是处理炮轰派和我与宋振业对他们的批评。气的是，他们在检查中，存在四个明显的问题：
一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党中央面前公然歪曲事实。6月5日那天，明明是炮轰派要求接见，省革命委员会允许他们进院的，却说什么冲击省革命委员会；明明是我和宋振业向他们提出了明确的批评和纠正意见，却说什么发生了意见分歧。
二是避重就轻。明明是省革委策划、调动和指挥捍联总工人群众对军工、建工夺权，却说什么同意并支持争夺院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权，而关于建工夺权则只字不提。
三是模棱两可，故意偷换概念。明明是对哈一机和师院采取围攻、包围而最后进行武装夺权，却称出现不应有的现象。
四是安钉子、准备搞秋后算帐。明明是他们支持捍联总，挑动群众斗群众，却说炮轰派以及我和宋左一个错误，又一个错误。所有这些是潘汪玩弄权术，布下的回哈搞反攻倒算的天门阵。
最使我失望和痛心的是，我怀着一腔热血，冒着极大的危险来到北京问理求真，周总理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做他的工作，而潘复生竟然当面跟中央说假话，利用革委会这个新生事物，瞒天过海，当面撒谎。至于检查调子的高低是另一回事情。
于是，我找宋振业、边士军、冯昭逢一同去找总理联络员。我们对联络员说，我们欢迎潘汪作检查，但同时我们又感到潘汪的检查，明显地看出思想不通，言不由衷，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安钉子，这既有他们自身思想品格、党性原则，对错误及其性质的认识和态度，也表明捍联总对他们施加压力，阻止他们检讨，并且极力为他们粉饰和辩解。希望联络员以对黑龙江省人民负责的精神，进一步为我们反映这些意见，联络员们显然很愿意为我们申述。
过了一天，他们婉转地告诉我们，中央急于要稳定黑龙江省这个反修防修的东北前哨，这就使我和边士军、冯昭逢、宋振业等人备感委屈，我们要顾全大局，从国家这个大局出发，只能牺牲我们局部利益，忍痛接受这个残酷的、如此不公的现实。当时我们抱着同学、同志的心情，找毛远新申述我们的意见，没成想毛远新直接给我们施加压力。他说：“这是主席的意思，你们必须接受，否则的话，就要走向反面。”态度的冷淡、表情的严肃，使我们无法再开口。因为他的身份，我们都明白这话的含义和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