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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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罗校长，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了，你放心吧。”
罗校长甜甜的一笑。
这件事深深地震撼了我少年的心灵，总是记忆犹新，不能忘怀。我上大学时，作《回忆我的老师》命题作文时就回忆了罗校长对我的教诲。可以说，共产党员的美好形象就是罗校长这次教导，在我的心中牢牢地竖立起来的。从此，关于公与私也在我少年心头第一次有了意识，并产生了对共产党、共产党员无比崇敬之情。心里想应该以罗校长这样的党员为榜样。
谭老师和罗校长的做法，一反一正给予我影响至深，毕生起作用。以后我才知道，这不仅反映了两人的不同的教育方法，而且体现着两人的不同情操和世界观。共产党员就是与一般人有着不同的素养和品格。我原来对谭老师是很敬重的，认为他很有才气，字写得漂亮，课讲的好，但自那以后，我对他便另眼相看了。我认为，一个人要有才气，但首先还是应该有德性。现在看，这样以一时一事论谭老师未免有失偏颇。
在学校老师的指教下，我品学兼优，期期都得第一，期期都受到学校的嘉奖。但我并不是一个只图自己进步的学生，特别是加入少先队、受到罗校长的教诲之后，更自觉地注意从多方面帮助后进同学。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帮助杨庚石同学提高学习成绩做得突出，效果明显。罗校长还把自己得的纪念章作为特别奖，在全校大会上授给了我，至今我还保存着它。在学校里，罗校长还鼓励同学们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在实际中锻炼自己，他指导我们自编自演文艺节目，排练小型活报剧、话剧、秧歌剧，到附近的乡村演出，搞宣传，作讲演，在道两旁的房屋墙壁上，刷大字标语，办黑板报、墙报。当时我还是学生会的干部——宣传部长、学生会主席，以后又是少先队干部，这些活动，不但有我参加，而且常常是领队。因此，经常在大、小会上讲话，参加筹划一些活动。应该说，这都是一些政治性很强的宣传鼓动，在罗校长的鼓励下，我做得特别用心，也特别好，常常受到学校和社会的称许，自己也倍感荣光。
人生之旅，前进或拐弯，甚至走回头路，常常因为外部某些特别的事件而改变。在我念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家里为我办了一件事，对我的人生起了巨大的影响。我母亲生了十三个孩子，但是，实际上，只剩下我们四个：桂姐、纯哥、其哥和我。昭哥、桃哥在壮年相继离世，还有我叫不上顺序也没有记忆的哥哥姐姐，或于婴幼年陨命，或在十多岁病折。可怜的父母在连年战乱和频频丧子的打击下，泡在苦难和泪水中挣扎度日，加上过度劳累，身体减弱，到我纯哥、其哥成家分居之后，特别是我母亲的体力大感不支，便想找个帮手。于是，在我十二、三岁时，父母就张罗给我找个媳妇。
那是1951年前后，由陈运山老先生做媒，给我介绍隔河相对、在九房里住的林玉梅。我那时才十三岁，在这方面谈不上有何主见，全凭父母做主。不过，在介绍的几个姑娘中，我幼稚的心灵，朦胧地觉得只有林玉梅可爱：方脸庞，浓浓的大眉下，藏着一双亮晶晶的大眼泡，小嘴薄唇，玲珑秀气。而且，她和我同在一个学校，比我高一年。我们不仅经常见面，而且还常在一起搞课外活动，排练节目。她聪明伶俐，活泼大方，学习成绩好，文体也不错。于是在父母“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表示可以选择林玉梅。这里我不想赘述当时学校进行劝阻，也不想陈述当时乡政府的力挡，这桩婚事竟然成了：我们俩于1951年农历6月11日，我父亲生日那天，正式拜堂成亲。但是事后，乡政府多次干预，罗校长不厌其烦地做工作，玉梅只在我家呆了一、两个月，就回她家继续上学了。这期间，我们抵足而睡，互不打扰，俨然兄妹，直到1956年我初中毕业、高一辍学回家、18岁那年，因为她继父去世，家庭生活困难，她才搬回我家，我们才开始有性的生活。我母亲原来的期望过了几年才实现。
我的婚姻，对于我的生涯影响极大，我将在后面有关章节中叙述。
我于1948年春季入小学，按照当时已经改变秋季入学的做法，我得耽误半年，才能考初中，于是我便自作主张，没有征求老师、家长意见和处理办法的情况下，在四年一之后，跳入五年级，所以小学只念了五年半。一开始，因为我是自己跑到五年级的，学校怕引起连锁反应，班主任老师采取不承认主义，点名时故意不点我的名，我就自报姓名，如是反复了一周之后，学校见并无不良影响，便承认了既成事实。到五年级，虽然我跳了一期，每次考试，我还是成绩最好。这是我第一次自我主张、自我实现，心里感到很得意。
我学习好，在长沙市住的大嫂很喜欢我，鼓励我小学毕业之后，到长沙市读中学。于是，1953年我小学毕业考到了长沙市第七中学。那个时候，长沙市各个中学自主招生、自主考试、自主录取。那年，七中放手招收了22个初中班，每个班50人。在学校大门上张贴的录取大红榜上，我名列前茅。
我一方面十分自信，自以为自己是幸运儿，所向顺利；另一方面又温文尔雅，胆子小，见生人说话脸红，做事常常勇气不足。一方面崇尚浪漫，充满自信，有从事人间一切的情趣和愿望，容易激动；另一方面又理性太强，遇事总好三思，不想好主意并不盲动。我由小学进到长沙市中学读书，一开始就暴露了我人生的这种矛盾性格。
我是个乡下孩，初次进城，既觉得眼花潦乱，目不暇接，到了一个新世界，感到什么都新鲜、好奇；又觉得山外有山，似乎人人都比我强；我因为要改变家乡土语，长沙话说得很别扭，又要不分，跟更一音，听别人讲话流利、动听，拿腔拿调，觉得自己真是个“乡巴佬”，所以感到很受拘束、很不自在，似乎人人都在用异样的目光盯着我，笑话我。这样，初到长沙市，我特别想家，有一种强烈的恋母感、陌生感、孤独感。到学校报到登记之后，又在大嫂家住了一天，想爸爸妈妈受不了，竟又坐火车径自跑回了老家，是我其哥把我再次送到七中，我才开始了新生活。这件事，直到现在，我的兄嫂还常常引为笑谈。这种情况，后来我才知道，这叫做“第二次断奶”。能不能经受住这种考验，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关系甚大。我算是第一次战胜自己，克制了离母的一段最痛苦的情感。否则，也就没有今日的我了。
七中座落在长沙市黑石渡南侧的一个叫做丝茅冲的地方，与长沙市著名的烈士公园的东南隅毗邻。设有高中部和初中部，是一所完全中学。
初中部离黑石渡不远，校舍建在一个山坡上，美丽的浏阳河从这里擦边蜿蜒流去。从高中部校门口往南走，经过一条S道，就可以看见初中部的新楼耸立在江边黑石山头上的一片翠绿之中。山不太高，实际上是一个大高坡。楼前有一个不大的平地。站在教学楼的长廊式平台上，凭栏极目，汪洋弥望，阔远齐天，河水银凌，日出喷薄，彩光纷呈，云霞灿烂，鸥莺争鸣；一艘艘运帆，不论什么风向，总是鼓帆前进，教我们好费神猜；一叶叶渔舟上，戴着斗笠的渔民，或张网打鱼，或以鹭鸶捕鱼，我们不断为之喝彩。晴阳气清，微风拂面，水面上不时还传来阵阵歌声。面对这诗情画意，少年的我，常与要好的同学向多祥、陈孟桃、周群辉、周长辉等，在一起高谈阔论，憧憬人生。不时或引吭高歌，或吟诵诗句。《浏阳河》成了我的保留歌曲，逢联欢会必唱，就是那个时候经常唱的缘故；我的爱好写诗，从小学开始，到初中已经有一定的基础了。记得我在初二写的一首《浏阳河咏》，还得到高中一位语文老师彭树植的好评。从教学楼西下，是一条随坡而走的青瓦木柱长廊，一坡三折，直把我们送到食堂。由食堂出来，向西穿过一条林荫柏油路，道南是学生宿舍，道北是约一米半高的陡坡，下面有南北宽60来米、东西可以拉开四、五个篮球场的一个大操场。大操场往东直通向浏阳河，其西北就是烈士公园的东南角的一个高坡，砌着围墙。翻过山东半岛式的这座山坡，七中高中部便映入眼帘。
初中部处于山岗上，山水成趣，环境典雅，风景优美，好像一幅水彩画，是长沙市不可多得的一所美丽的学校。在我的眼里，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美好，那么令我赏心悦目、心旷神怡，是我生长、学习的好地方。以我这个农村孩特有的冲劲，加上老师的辛勤培养和同学们的帮助，使我在各方面得以出色地成长，日益进步。初一，我的各科成绩都在90分以上，在全校奖励大会上，学校授予我“全面发展优秀学生”的光荣称号，贺校长亲自授予我特别奖章，并让我在全校大会上介绍学习经验。我在发言时，其中一句“因为如此”而引起师生们的哄堂大笑，回到座位上问及同学才知道用词不当。在知识分子面前说话多难啊，过了好多年之后我仍然感慨这次教训。
我在初一加入新青团（全称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且担任初15班少先队辅导员。当时，初中部的少先队辅导员，一般由高中青年团员担任。由我担任与我同年级的少先队辅导员，还是头一个。初二，我获得长沙市优秀学生称号。初中阶段，我还是班学习委员，校少先队宣传委员。
频繁的团队活动，无不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使我过早地关心时事政治，养成了看报的习惯。从小就比一般同学接触领导多，受到的政治熏染多，从而加深了对党团组织的联系和感情。增加了见识，比别的同学学的东西多，也锻练了我的组织能力，使我学习主持会议，学习听取不同意见，引导不同意见走向统一，等等。
但是，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发明家、作家和诗人。小学、中学作命题作文谈理想，我都是写的要当一个发明家：小学时，我写的是造轮船；中学时，我写的是造飞机。我最喜欢的课程一是理化，二是文学和诗词。我非常敬佩爱迪生，一心想当爱迪生第二。我认为最称心的是，将来既是一个有名的发明家，又是一个作家、诗人。应该说，这后一个志愿，直到现在也没有死心。读者将会在我后面的回忆录中看到这一点。
初中毕业前夕，我还荣幸地参加了空军飞行员体检，可惜无福，因在进行蹲位体检时发现我有支气管炎而被淘汰。但是，在此之前，我要当飞行员的喜讯，却传遍家乡。体检后的一天，我姐夫特地从乡下来到学校看我，一见面就说代表我父母及亲友前来报喜，把我搞糊涂了。原来参加飞行员体检，事前必须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确认政治合格后才有资格。我虽然没有被检查上，但我深知，能当飞行员的人，是政治上的绝对可信任者。对此，足足让我高兴了好一阵子，度过了好几个不眠夜。
龙欲升天待浮云，而人之初的成长离不开家庭条件，我体会最深、感慨最大、遗憾最多。初中毕业时，我怀着极大的抱负，报考了高中，以优异的成绩又被长沙市七中高中录取，并安排我当学生干部。但是，因为我家里困难，父母供不起我的学费，只好辍学回乡了。这对于我是极不愿意的事情。为此，我哭闹了好几回，并且对我母亲说了一些后来看来十分非礼的话，令我父母伤心。我说，有一个同学在交学费时，大多是一些分子钱，后来学校问明原因，才知道是他父母卖油条一次次积攒起来的。我母亲说，我们在农村，你叫我到哪里去卖油条、给你攒学费。这样闹哭了几天之后，我不得不干我不愿意干的农活，心里只盼着奇迹出现，有什么能人把我从农村拔出来。我第一次感到家贫使我不得展其志。我想，任何人不能选择父母、也不能选择家庭，如果人真能够像佛教说的轮回转世的话，那么，来生我一定要选择一个富裕家庭。
说也奇巧，不到两个月，喜事果真自天而降。
我是在国家百业待兴之时初中毕业回乡的。当时，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始，方方面面都亟需要各种人才。那时我国还是文盲充斥，初中毕业生就是小知识分子了，很为社会重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1956年8月，电机部抚顺干校到乡下招收初中毕业生，每月工资37元，带工资学习，两年毕业后，在电机部所属的工厂做技术员。初中毕业生学习两年当干部，而且在校念书期间就享受干部待遇，这在当时，简直是最大的福音书自天而降，是一件了不得的美事。我以为天公赐福，立即报名应考。我是个优秀学生，一考即被录取。我和我们全家都高兴极了。虽然我要背井离乡，到遥远的东北、冰天雪地的抚顺去念书，但是，我父母却表现出极度的兴奋，因为“这是我们祖宗积德，范家第一个到外面去搞事的人”。父母亲逢人就讲，这是党的好政策呀，新国家这么重用人才呀。父母对我的挂念之情，完全被儿子的远行“搞事”的喜悦给取代了。我自己也是喜不自胜，再没有那次上初中“第二次断奶”时的难舍难分之感了。
电机部干校只在抚顺办了半年，就迁至湘潭市下摄司。我虽然一度因没能上高中而懊恼，特别是接到一些上高中的同学的来信，情绪曾经一落千丈，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几个夜晚辗转反侧、细细思量，想通了我的父母力不从心，也就不再钻牛角尖了。我没有意识到，随着斗转星移，环境的转换，条件的变迁，自己那些不能上高中、读不了大学的想法，此时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所谓“乐不思蜀”。我第一次听人讲“随遇而安”的哲理，不要去苛求自己得不到的东西。这样一想，也就坦然了。干校是全新的，只有两个班。我被分配学习化验。此外，还有一个描图班，两个班加起来一共100人。这100人，大部分来自长沙、湘潭、株州等市郊较贫的家庭。此外，还有一小部分浙江同学。干校只办了一年，但这短暂的日日夜夜，同学们之间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主要是因为学校管理严格，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好，课程安排紧凑，课外活动丰富多采的缘故，加上大家都是远离家乡的江南农村孩子，一个个十六、七岁，充满理想，天真无邪。所以，彼此坦诚相见，友谊与日俱增。干校的生活，至今在我们这些同学之间回忆起来还是津津乐道。
在干校学习期间，我担任校团委宣委和班学习委员，提高了说普通话的水平，增强了策划能力和开拓能力，学习了许多做思想工作的方式方法。我学习努力，又在出板报，搞宣传，办晚会等方面，冲锋在前，很快便成为同学们的核心。无论湖南、浙江同学，都愿意同我交朋友。
然而，来得突然的好事，往往也是去得匆匆的。因为1956年国民经济“冒进”了，根据当时的说法，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初中毕业生属于盲目招生、招干、招工来的，按着当时某些领导人的最初想法必须来个哪来哪去，将我们全部退回去。但是，因为后来有的地方这么做之后，出现了群众闹事的事件，于是国家便改变了初衷，采取了调整政策。即为了妥善处理这方面的问题，动员我们升学，答应保留干籍，拿工资的70％即1965元，享受调干待遇。当时，动员我们报考的只有中专4年和中技两年两种，我因为家里困难，只好报考哈尔滨电机工人技校学车工，半工半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