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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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骄傲自大，唯我正确，对于省革委会几位领导同志和全体常委的批评、帮助很不虚心，态度很不端正。没有按照毛主席“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教导，虚心向领导同志和其他常委同志学习，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以致于失去了可能避免或尽早纠正这次错误的机会。
其后，我们又进一步从主观上检查了自己犯错误的根源：
一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差，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对于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理解的不深，对于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跟的不紧，特别是对革委会建立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新特点、新动向、新问题认识不清；
二是我们一直在学校里学习，长期来脱离工农兵，脱离实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书，但并没有读进去，更没有在头脑里生根，参加省革委会之后又严重脱离群众，脱离本单位斗批改；
三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很好地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在改造客观的同时，自觉地抓紧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作怪。我们没有很好地既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又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破私立公，灭资兴无，克服小资产阶级摇摆性。
我们递交上述检讨时，还给潘汪写了一份短信。信中表示：
“我们希望能向首长汇报一次，在常委会上作一次检查，听取首长和其他常委的批评帮助，妥否？请批示。”然而，过了10天，潘复生只是在这封信上批示：“打印常委同志阅。潘复生六月二十日”。此后，对我们就没有下文了。
说心里话，在我看来，我们本着各自多作自我批评的精神，对有关事实及其认识说过了头。应该说，我们心地善良，真诚地认错，但是潘复生却不是这样看。我和宋振业认为，潘复生不是要我们检讨，而是要整我们，重点是我。事实证明，我们的这个判断是对的。我们的检讨正中潘复生的下怀，为他整我们打开了方便之门。
我的思绪又转向前几天，哈师院和农学院相继在省革委会办公楼内贴出大字报。师院的大字报称我是黑龙江省“二月逆流”的黑干将、炮打“三红”的急先锋、破坏黑龙江省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文化大革命的变色龙、小爬虫。对宋振业的大字报用语多少显得调子稍低一些，没有扣罪魁祸首的帽子。此后不久，在师院院内和附近的大街上，“打倒范正美、宋振业”的大字报和大标语，随处可见。
还有，我没有料想的事情也发生了。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没有要住房，而是临时住在办公室里，玉梅在平房101厂上班，星期六下午下班回来，晚上就和我挤在办公室设的一个单人床上。当时我在政治委员会上班，办公室设在现在的民政厅的三楼。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五点来钟，我们还在睡梦中，忽然，一阵猛烈的砸门声把我惊醒。我赶紧推醒玉梅，穿好外裤，还没来得及穿上衣，门就被强行推开，由师院捍联总的P××带领五六个人冲进办公室，我一边系裤子，一边说：
“等我穿好衣服。”话音未落，P××就一把拽住我，强行拉着我往外拽，因为没有站稳，我被拽倒在地上，他和其他人就拉着我一直拖到走廊楼梯口，大约有十来米，拉得我两个手臂生痛，便大声喊叫：
“你们这是干什么，我还没有穿上衣呢！”到楼梯口，我说，“让我自己走不好吗？”这时玉梅跑上来把上衣递给我。其中一人说，“让他穿好衣服，让他自己走吧！”P××这才让我直起身子。
下到一楼，外面早有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开着油门在那里等着。这回我主动上了后面的车板，免得皮肉受苦。在去师院的行车路上，我盘算着应该怎么应对眼前的事变。我想他们这样做是错误的，是违反《十二条协议》的。因此我抱定这样的想法：一不要怕，不能有丝毫的懦弱，否则就会助长他们的气焰；你是造反派，我也是造反派，而且老子是领导你们的造反司令，对于你的老底我最清楚不过。二不要硬顶。我是他们的头头，现在又是党中央批准的省革委会常委，群众组织代表，不能失了风度，而且在这种场合也要给他们以教育，继续为他们做出榜样。于是我决定不多说话，以免用词不周，让对方钻了空子，横生枝节来，纠缠起来就会把事情搞复杂化，难得脱身。
到了哈师院，大卡车开到文史楼前，p催我下车。这时已经六点多钟，但是，也有三三两两的学生上教室。文史楼进楼需要下几个台阶，P××在我举步下台阶时，连连怼了我几拳，我故意大声地嚷道，以使人们注意他的行径：
“老P，要讲理，不要动手打人吗。”我故意放开喉咙。
他亮着嗓门喊：“我就打你来着，你能把我怎么样？”说罢，又是几拳。
我不再作声了，因为我是深知这位P大爷的脾性的。在哈师院，提起我同年级一班的这位C族同胞，他的为人和脾性，早在文革前就无人不晓；当过政治系造反团分队副队长，现在是政治系捍联总的一把手，领导着几十人的队伍。个头一米六十五、六，身体墩实，大落腮胡，眼睛黯叠，脾性悍倔，是全校造反派中的一位出名的心高气傲、不服人劝者，常常生一些又怪又“左”的主意，令人们很难同他为伍。我何必同他计较而丧失自己的人格尊严。师院是我的家，这里有我那么多的同学和老师、战友和知情者。他们了解我，支持我，关心我，会保护我的。
P把我推进了文史楼政治系北厕的一间小教室里，并没有别人进门来。这时我也明白了，这并不是哈师院捍联总有组织的行动，很可能是P几个人搞的恶作剧，对于这位可敬的P同志，我只有以柔克刚，以逸待劳，激他暴跳，让人们进一步了解他。P对我大声吼道：
“向我们交待你是如何炮打‘三红’的？”他站在我的对面，叉着两腿，显得十分傲慢无礼，不可一世。
“你们这样绑架我是错误的，我是省革委会常委。赶快把我送回省革委会！”这时我已确认是他们几个人制造的事件，态度也强硬起来，便冷冷地说。
“你还摆什么常委臭架子？老实交待你的问题。”P咆哮起来。
“我郑重地对你们说，你们这样做是错误的，赶快送我回省革委会。”
无论他怎么责骂、怒吼，我总是重复这么几句话。
我这样做之后，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我看到有两个人出去了，不一会儿就有人把P叫出去了。他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了约不到半个小时，省革委会就派车把我接回政治委员会的办公室。
回到办公室我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当时玉梅身孕约四个来月，俗话说“三活四不活”，因为这次惊吓差一点儿流产。我走进办公室，见她躺在床上，心头一悸。她说：
“不好了——流血。”
我嘴上说：“不要紧吧？”但脑海里闪现着一个可怕的后果。又补充道：
“不要动，我去问问楼下陈大爷，老头有经验，他会告诉我们办法的。”
老陈管收发室，平时没事我常在他那里聊天，并从中了解群众中的一些活情况。根据老陈的建议，我们赶快到医院检查。经过大夫及时采取保胎医治措施，总算保住了，我悬吊的心才放了下来。
当晚，我久久不能入睡。我觉得这是整我的一个信号。从此，我告知玉梅，要充分做好我被批斗的思想准备。
想到这里，报告里的字字行行，忽然伸长起来，在我的眼前幌动，仿佛成了一尊咆哮的恶魔。
在我的脑海里，还出现了最近哈师院以及其他院校传来的种种可怕的信息：
各个院校炮轰派里，在捍联总的“工作”之下，纷纷出现了“立新功”、“开新宇”、“揭老底”等名目繁多的战斗队，出来杀我和其他炮轰派头头的“回马枪”。“打倒范正美”、“把范正美赶出省革委会”的大字块已频频见于街头。
这时在我脑海里浮现了一个说来应该谴责的念头：让他表演吧，历史会惩罚他的。潘复生把我的好心进言，当做攻击，向中央申诉认作仇敌。在总理的教育下，他向中央耍两面派，瞒天过海，搞假检讨，于今倒行逆施，走得越远越好。“物极必反”，违背辩证法必受惩罚。看到底谁笑到最后。如果我在此时向他讲起我的不同见解，他不但不会接受，甚至会把矛头立即指向我，说不定他又要搞什么新花样，我何必自投罗网，自讨没趣，自寻烦恼。想到此，我不禁黯然失笑。我急忙扫了与会者一眼，幸好人们并没有注意我。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着别人的错误而产生的幸灾乐祸的思想。这是政治斗争逼出来的畸型意识。我情知这是与共产党人的党性格格不入的，但在当时，我的这种意识却与日俱增，以致于以此为快，从而在潘复生的高压之下获得一种轻松感。
潘复生搞炮轰派借助于三种机遇：
一是贯彻“七？三”、“七？二四”两个布告。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1968年之夏，整整进行了两年。到六月份，只有云南、江苏、宁夏、广西、西藏、新疆五省、自治区尚未成立革委会。这些地方，因为错综复杂的历史的、现实的原因，两派严重对立，武斗不断升级。其他地方的大武斗不多，小的武斗也不断发生。在这些地方中，广西为最：铁路交通遭到破坏，无法恢复通车；连援越物资也敢抢，拒不交还；连续冲击解放军机关和部队，抢夺武器装备，杀伤指战员；武斗还造成两派群众大量伤亡。6月13日，中央发出特急电报，也未能予以制止。7月3日，经毛泽东批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布告》，称为“七？三布告”。《布告》规定：
一、立即停止武斗，撤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联，保证运输畅通。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这个《布告》发布之后，一些地方武斗仍有发生。其中陕西还出现了专业的武斗队，连续制造一系列的不法事件：抢劫国家银行、仓库、商店；烧毁和炸毁国家仓库、公共建筑和房屋；抢劫车船、中断铁路、交通、邮电，私设电台；连续冲击机关部队，抢夺武器装备，杀伤指战员。7月24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布告》，称为“七？二四布告”。《布告》规定：
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二、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撤除工事、据点、关卡。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四、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五、抢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运输，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动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
这两个布告所作出的决定，只约束当前，不具追溯力。但是，潘复生接过这些条文，便以此为令，提出要揪1967年哈一机武斗炮轰派的策划者，从而把炮轰派的李金义、王金歧、马树森等人送进了监狱，并扬言要抓哈军工、哈师院的武斗策划者，终因是他自己组织捍联总出手而拿不出炮轰派的什么事实，只好作罢。
二是5月下旬，中共中央转发《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要求各地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而潘复生以人划线，以事划线，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大搞派性，一方面在炮轰派中搞清理坏头头活动；另一方面对参加炮轰派的人员中大挖阶级敌人，制造了一个个反革命集团案件。
三是在整党中，《红旗》杂志于1968年10月发表的第四期社论中，引用了毛泽东关于整党的一段谈话：
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收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关于清除废料，社论有这么一段话：
“清除废料”，就是必须把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一切反革命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坚决清除出党。死气沉沉、革命意志衰退的人，则应劝其退党。
这些来自北京的最高指示，潘复生迅速地接了过去，用以对付曾经炮轰过他的人——领导干部和群众。
还有两件事，更是直接帮了潘复生的大忙。
一是毛远新“四月来信”，为潘复生抓紧整炮轰派、报复我提供了令箭和契机。
所谓四月来信是1968年4月下旬，毛远新以个人名义给潘、汪写的一封信。潘、汪将其公布于众。信中称哈尔滨最近又有一些炮轰派个别人在活动，这是不对的。在中央召集两派在京办学习班时，总理考虑炮轰派中军工山下派和哈师院炮轰派是老造反派，在文革初期有贡献。炮轰派受极左思潮影响，在对待省革委会上犯有方向性错误，当时没有明确指出来，中央相信炮轰派广大革命群众，通过毛主席著作和最新指示的学习，能够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加以认识。从北京回来以后，多数炮轰派高举大团结的旗帜，为促进大联合作了很多工作。但是，现在又有个别人搞了一些不应该搞的活动，这是不对的。我建议省革委会找他们谈清楚。现在苏修蠢蠢欲动，大敌当前，希望他们顾全大局，在省革委会的领导下，克服错误，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把黑龙江省建设成为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潘复生得到这封信之后，如获至宝，令办公室加印而广为散发，这就被一些派性严重的人进一步加以曲解，作为他们整炮轰派的新型重武器。
潘复生决不是让炮轰派通过学习和整风自己教育自己，而是大打出手，欲将炮轰派置于死地而后快。这是毛远新始料不及的。我相信毛远新后来能知道他是不了解潘复生其人的，也是不了解总理关于省革委的谈话那么苦口婆心，有一种弦外音之妙。这封信之所以被潘复生作为棍子耍，就是毛远新的片面性所致。他还应该认识，总理接见时讲了两个方向性：革委会对群众、炮轰派对革委会，并没有明确点出来，而从正面加以引导，其良苦用心，体现了这位伟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而毛远新确实年轻，不懂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反复性，只图一时痛快，做了别人的工具。
再就是穆国兴之死，使潘复生放开手脚往死里整我。
穆国兴于1968年8月5日自杀身亡。我同他最后一别是7月初。在这之前，我听说他心情不好，便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