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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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砸武器库事件
在潘复生路线影响下，不断挑动武斗，我院武器库被砸（武器早已运走）。在贯彻两个布告中，院革委会将这个事件定为一起“重大事件”。被重点揪斗的有：刘宏路、任国庆等同志。
十二、王关戚黑线问题
所谓“王关戚黑线问题”，是在潘复生直接旨意下，认定驻哈记者站是王关戚黑线，因董学章是这个记者组的通讯员，借以和王关戚挂上勾，来证明一派不是革命的。院革委会在清队中定为“王关戚黑线问题”。被重点揪斗的有：范正美、穆国兴、任万新、董学章、姜振环等同志。
十三、私设电台事件
在潘复生不断挑动武斗的情况下，1967年在哈师院、哈一机被围前，一部分革命群众想用步话机改装电台，便于两点联系，但未成功。院革委会在贯彻两个布告时，将该活动定为“重大政治事件”。重点被揪斗的有：王世儒、麻桂莲等同志。
十四、绑架谋杀潘、汪事件
所谓“谋杀潘、汪事件”，是由于省革委会当时推行派性掌权，革命群众对此不满，于1967年夏天，一派在京的部分群众，想找潘复生辩论。在肃“二月逆流”中，院革委会将该活动定为“谋杀潘、汪反革命事件”，使郭宏志受到了拘留审查，任万新、李明、马兴彦等同志被揪斗。
十五、改组省革委会事件
所谓“改组省革委会事件”，是由于省革委会当时推行派性掌权，潘复生大搞以我划线，革命群众对此不满，于1967年夏季，一派部分在京同志，一方面向中央反映情况，另一方面也议论了黑龙江省革委会内部个别人员情况。院革委会在清队中将该活动定为“改组省革委会事件”，并以此揪斗了范正美、穆国兴、任万新三同志。
以上十五个事件，涉及72名同志。……这些同志长期以来，在政治上受到了迫害，思想上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精神上受到了打击，身体上受到了摧残，生活上遭受了困难。同时对其子女、亲友在各方面影响也很大，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潘复生很懂得“釜底抽薪”的策略，他通过挖基础的方式，从哈师院内部来瓦解师院炮轰派进而对我直接下手。这里请允许我原文转述哈师院革委会1971年关于对我的平反决定的前一部分：
哈尔滨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关于被错误
打成“范穆任反革命小集团”的平反决定
所谓“范穆任反革命小集团”是潘复生推行破坏性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潘复生名字之前冠以叛徒二字由作者删去）直接插手我院的产物，也是我院执行潘复生资产阶级派性掌权所造成的结果。
搞所谓“范穆任反革命小集团”，其目的是为了把炮轰派这一革命群众组织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垮，打击这一派革命群众。为此，于1968年8月正式成立了专案组，搞了专案。经院革命委员会认定并由院专案组负责清查的所谓集团成员有：范正美、穆国兴、任万新、胡云飞同志（范正美专案由省文革组负责，但我院搞了大量派性材料——原平反决定注）
登在院对敌斗争简报和全院广播的所谓集团“黑高参”“黑顾问”“黑干将”“黑打手”的还有：王世儒、魏醒学、张锦龙、董振山、牛德林、杨桂宾、李阁清、贾作富、冯秉志、董学章、曹仲英、靳东昌等12名同志；在不同的批斗会上被批判点名为“黑干将”“黑打手”的有袁庆寿、刘式勤、郭嘉梅、王宝大、曹晰哲、傅成武等21名同志；因受牵连而被触动的还有四十余人。
为了加重“集团”的所谓罪过，还把常杰民同志当做“集团的”黑后台“打，把共同课、中文系、数学系、历史系、艺术系以及常杰民等的所谓”翻案集团“打成所谓”范穆任反革命集团“的社会基础和黑班底。
搞所谓“范穆任反革命集团”，不但打击了这些同志，而且压制了炮轰派广大革命群众，同时也打击了干部一大片。在他们之中，有的被关进院政管室，有的被送进所谓学习班长达八个月之久。有的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批斗，使他们及其家属在政治上受到了迫害，精神上受到了打击，身体上受到了摧残，生活上遭受了困难……
这是当时的组织结论，比我自己叙述更明确，也更客观。读者可以从中领略一下潘复生整我所下的气力和一般心计。
潘复生在师院“得手”之后，以为时机已到，又在贯彻八届十二中全会的省革委会全会扩大会上对我直接大下毒手。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在这此会上，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党籍，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会议还决定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议闭幕式上说：
这次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潘复生于11月中旬召开省革委会全会扩大会议进行贯彻。会议扩大到县革委会主任，按地区分组，我被分配到松花江地区小组。会议开始是传达学习全会精神，中间就插入了对我和宋振业的揭发批判。我所在的小组一开始对我很好，我也全身心投入学习，万万没有想到潘复生对我搞突然袭击。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一点也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想过贯彻十二中全会我应该引火烧身。整我是通过散发宋振业在另一个小组会上的发言检讨简报煽动起来的。在小组会上，宋振业检讨自己犯了罪，而我只是在小组会上检讨自己犯有错误，从而激起潘复生的强烈不满。于是连续出了好几期简报，登载各小组批评我认识不高、检讨不深。说实在的我所在的小组只是有了这几期简报之后，才有个别人对我有比较激烈的批评。
我这个人有一个坏毛病，对我进行同志式的批评，我心悦诚服，就是不怕压、不怕吹胡子瞪眼睛。我明知总理对于我的态度，这样压我、批我是不公道的，是违背中央精神的。但是我是省革委会常委，又不能拒绝来自基层的批评。这是我有理没法说、有话不能说的苦处。潘复生正是利用这一点。
就是这样，潘复生在扩大会上连续两次在晚上召开批斗我的大会，由宋振业陪斗，杀我的回马枪。每一次潘复生都派自己的妻子坐镇现场指挥。我是中央批准的省革委会常委，就这样随便开大会批斗，并且还用专车把会外面的群众拉进来揭发批判，在全省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此后，在全省范围内，不少地县及基层革委会也开始随便在开常委会时批斗革委会成员甚至主要领导人。
在省革委会全会扩大会议还没有闭会，潘复生不经请示中央批准，竟将我和宋振业隔离审查，在一零七四栋，安排105、109两个房间，分别安排宋振业和我做反省室，派人轮流看管，直到1969年5月，时间长达半年之久。这期间，共组织对我的大小批斗会近十次。其中有省直机关干部大会、省政治委员会、工代会和贫代会成立大会、哈医大以及哈师院师生大会等。
有一天晚上，省革委机关开会，因为等潘复生到会，个别人起哄，就把我和宋振业拉出来批斗了一番。
所有这些批斗会都是让捍联总的人出来搞批判，最经常发言的就是我在前面介绍的L××。我在一次同专案组谈话时，对专案组组长张××说：所有这些批斗会都是用捍联总出来揭批，你不觉得是违反十二条吗？他向我拍桌子，我也拍桌子回敬他。
我说：“因为我是省革委会常委，群众可以批评我，但是你是省革委文革组的，你现在又是我的专案组组长，你有责任把我的问题搞清楚，而没有任何权力对我吹胡子瞪眼睛。我也不怕你这一套。我这个人就是不怕恫吓，不怕高压。”
他同我谈到所谓绑架、谋杀潘复生的问题时说，别人供认不讳了，要我认帐。我说：“这纯属子虚乌有。别的问题，批判缺点错误，调子高一点、低一点，我并不在乎。但这个问题牵扯法律犯罪问题，必须毫不含糊。听说你是学法律的，你应该懂得这一点。”
他这以后就对我和气多了。
在反省室里，还有一位专案组的B某受张某的影响，也跟我大吼大叫，我也对他很不客气，严厉回敬他，他以后再也不那样蛮横无理了。
潘复生搞我，真是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在一天晚上，把哈师院院系两级主要炮轰派头头拉到省革委驻地一零七，对我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面对面地“揭批”。这是一箭双雕之策：通过现场考察炮头头“转变”的真实性，并警告我已经孤立，不要有侥幸心理，好好交待问题，以争取主动。结果这些同志很机智地用一语双关的问答回敬了他们。比如：
“你认识我吗？”
“你记得有一次，你说潘复生什么意见也听不进去、老虎屁股摸不得。这不是攻击我们敬爱的潘政委是什么？”
“你引用毛主席语录说，凡是镇压群众运动的绝没有好下场，潘复生也好不了。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你看见了吧？我们都来揭发你了。你不要抱什么幻想，老老实实交待吧。”
如此等等，弄得主持者大为扫兴，只好草草收场。
潘复生开始收拾我和宋振业，于是，全省依葫芦画瓢，完成了整炮轰派的计划，实现了捍联总一派掌权。
根据预产期，玉梅将在12月末临产。我几次通过专案组向潘复生要求，见一见妻子商量这件事，可是好几天不见回复，我只好向看守人张文鸣再作说明。我向他说明了我的想法。他得知原委之后，多亏他多方工作，我才在反省室得以见到玉梅。
我俩商量：关键是孩子出生之后，我们没有房子住，孩子不能跟母亲住独身宿舍。玉梅觉得住母子间太苦，也影响她上班；而我这一方，正在囹圄之中，泥菩萨过河自身不保，何谈与妻团聚并养儿育女。以目前之状，在哈尔滨分娩，谈何容易，没有父母的安身之所，哪有孩子的立锥之地，送、接医院就是个大问题，找同志照顾，又怕连累别人，如果因为帮我而株连他们，我们怎能安心。再者，我经常挨批斗，什么情况她都会听到，这对坐月子不利。不如回南方老家生孩子，住满产假之后，把孩子放在老家，请人照看；同时产期离我远，眼不见，心少烦，可能也少为我担点心。不过，对于一个临产的人，要经过长途坐火车劳顿，也可能有不测。因此，我们商定及早动身。玉梅善解人意，很理解我，同时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天人感应。12月12日下午，老天也不忍目睹我和临产的妻子甩泪在一零七门口作别。北风怒吼，天色灰蒙，彤云压地，清雪飞扬，街道上不见行人，一零七内外躯干高耸的榆树，在凌烈的寒风中也在瑟瑟发抖，几片未曾掉落的枯叶，随着这时大片大片的雪花，依依不舍地从树枝上离落，更增添了妻离子散的凄惨。我眼睁睁地望着她泪流满面、顶着雪花、步履蹒跚地走出大门，多次回头向我挥手，一再示意要我注意照顾好自己，我强忍住眼泪以双手紧握之式回答她。我实在对不起她，在出门时连连向她打气：“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要她按着我们的约定给我打电报。在此之前，我们曾约定：生了女孩叫“志武”，生了男孩叫“志勇”，意思都是要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同潘复生斗争到底。
送走玉梅，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反省室。玉梅当时双脚都已胖肿，原来的皮鞋穿不了，只好买了一双大布棉鞋，可没想到过不几天还是伸不进脚，于是将大棉鞋的后跟处剪了个大缺口。就是这样穿了这双大布棉鞋，左手拎着装满自己衣物的一个大袋子，右手拎着装满自己缝制的孩子的衣服和她自己也不能名状的布、片之类东西一个大袋子，由我们的几位老乡、朋友送上火车之后，自己步履维艰地挤进了一个普通平板车箱里，一位在秋林工作的广东同志，见她如此大腹蹒跚，忙打听情况，热情地帮她找了个座位，安顿好行李。这位来自广东的同志，约四十出头，个头不高，身体结实，为人主动热情，事情想得周到。玉梅每每回想起这位忘了问姓名的老同志，刻骨铭心，总觉得感激不尽，难表谢忱。
上车以后，她的心即回到了我的身边，情感再也无法控制，眼泪夺眶而出，她赶紧把脸转向车窗。人们欲问这位年轻的孕妇为什么这个样子还要远走回乡，她不敢作答，急忙擦干眼泪，强装镇静。
好人有好报。在北京下车后，她又遇到一位回湖南的解放军战士，这才告别了那位去北京出差的广东同志，坐上了去长沙的京广路火车。
因为劳顿，加上心绪熬煎，她感到腹部有明显的下坠感。于是她恳请那位解放军战士再助她一臂之力：她决心在岳阳下车，投奔她的舅舅家。舅舅、舅妈在岳阳铁路部门工作，对她特别疼爱。因为到了长沙之后，还要乘汽车跑上百里的沙石路，以她现在的感觉，怕难以如愿。于是这位解放军战士求助于列车服务系统，给岳阳她舅舅家拍了电报。15日12点多钟，由这位解放军战士搀扶，下了火车，由舅舅、舅妈接站来到了他们家。还未来得及向舅舅、舅妈请安，她就有强烈的不适之感，觉得孩子在召唤她，急于要见她、见世面。于是舅妈即送她去医院。第一家是区医院，大夫诊断说：“已经听不到胎音。”
她当然没有听到大夫说什么，但是当她知道去第二家医院——岳阳市妇产医院也表示不能收留她时，她意识到可能遇到了什么麻烦。她想，他说过，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也就不往坏处想。舅妈当即决定再送她到到岳阳市人民医院，经仔细检查，大夫告诉她：“胎音正常，只是稍弱一些。孩子体位也正常，放心吧！”
这时她破涕而笑。这是孩子出世前母亲的最欣悦的笑容，谁知道这里蕴藏着多少艰辛，寄驻着多么大的热望。
1968年12月16日零时16分，我的女儿在岳阳市立人民医院降生。
第二天我接到电报：“我和志武都好”。
这短短的六个字，是我们在哈尔滨商量好的。它包含着母女平安以及我们的一切约定。见到它，仿佛读到了她写给我的万言书：一切不尽之言都在其中。我的心这才稍感平静，长舒了一口气。但一想到她度日如年，一身疼痛和满腔心里话向谁倾诉时，我就不敢再往深处想，强将自己的眼泪向肚里流，把自己的思考移向别处：这一切，有一天我要把它写出来，告白于天下，让人们知道时至今日，竟有这样整人不眨眼的人。
她后来还告诉我，挺着大肚子来到舅舅家，舅妈问：“你这个样子正美怎么还让你回来？”
她没有回答，眼圈潮红。
“出了什么事了？”
她没有回答，眼泪簌簌而下。
舅妈不再问了，也许有难言之隐，她只有用爱来慰藉这位外孙女，而把满脑子弧疑埋在心头，后来也没有机会向她诉述原委，直到她谢世。我想，以慈爱为怀的这位老人，也许一直惦记着这件事的蹊跷，而感到难以忘怀。
她俩在舅妈家住到满月。那段日子多亏舅舅、舅妈照顾。1968年的冬天，岳阳市特别冷，最冷时达到摄氏零下十一、二度。南方室内室外温差不大。她和志武住院期间，舅舅、舅妈天天送吃的、用的，换热水袋，不待细言。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