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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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刚满月，母女俩就踏上了回长沙东乡的南下火车，同舅舅、舅妈挥泪而别，由志武舅舅堂德用手推车把她们从川山坪火车站接到我们老家——新田里，约有六十多里的路程，用了大半天，从上午10点多钟直到晚六、七点钟。
我家和她家隔着一条大花河，她家在东南方，与我家成斜对角。顺风时呼叫可以听到对方的声音。毋庸说她回家同我父母和我岳母相见时的心神绞痛之情，也不必诉说她带着一个刚刚满月的孩子一路颠簸的皮肉熬煎之苦。只要知道从城市来到乡村这条件变迁的差异，就可以想见她的境况和心情。同时，她又考虑我父母、她母亲年纪大，怕他们担惊受怕，白天强装镇静，不能对他们讲真话，他们问及有关问题只能曲承应对，言不由衷，更增加对我的牵肠挂肚和百般难言之苦，晚间思想起来，伴着孩子暗自流泪，常常难以入睡，或在恶梦中惊醒。因为上火，乳汁早已变成眼泪淌干了，孩子完全依靠喂奶粉和大米糊糊，使之难上添难。孩子白天喝糊糊，晚间喝奶粉。
当时我的两个嫂嫂的子女也带着孩子，我父母经常忙得不可开交。这回挤出时间帮玉梅，弄得好挑理的嫂子好大的意见，说一些很不中听的闲话。
我父亲一生节约成癖，加上农村柴火本来甘贵，帮着煮大米糊糊时，常常用小火炉支两根松木条加点火炭，火不旺就忙着用吹火筒小心翼翼地吹火，费了好半天，糊糊好歹煮熟了，可弄得糊糊上面蒙上了一层柴火灰，他老人家眼神哪能看着。玉梅见状，既不敢喂给孩子吃，又不能埋怨爷爷，只好央请我其嫂帮忙再煮一锅。晚上喂奶粉也是件难事，隆冬腊月的江南农村，半夜起来冷得很。因为天冷，孩子尿也勤，尿布常常不够用，就点竹制烘炉烤干。有时烘炉不够，还得生火烤或者放置在烧饭的灶头上烤。我父母亲年岁高，眼神不好，也常常因为没看清，把洁布给烤煳了，甚至当成了柴火送进了灶门。
最艰难的是那年天气特别冷，先是我们家里的人患感冒，她担心孩子受传染，就搬到我岳母家去住，没成想两天后我岳母全家——我岳母、她的两个弟弟、弟媳妇以及三个孩子也病倒了，而我岳母则患有严重的哮喘，咳喘起来常常是上气不接下气，有时一口气要喘上好长时间，才能顺过气来。这样，她既要做七、八个人的病号饭菜，又要搞卫生、打扫房间。而她又酷爱清洁，这就增加了她的劳动量，弄得身心疲惫不堪。她得对母亲实行特别看护。特别是晚间三番五次地起来为母亲锤背揉胸。一开始带孩子没有经验，只喂奶粉和米粉，加上奶粉太浓，没有维生素，孩子一两天不大便，孩子哭，她也哭。
这就是1969年5月初，玉梅把孩子放在老家，回到哈尔滨对我诉说的一些事实的梗概。
“两家人都病倒了，大人哼，小孩哭，既要照顾老的又要看好小的，孩子常常尿了便了，真是放下小的，要扶老的，我也快不行了。我的心真难受极了。我实在受不了。有一天孩子大哭，我再也忍不住了，也号啕大哭了一回。但到伤心处，又想起你的叮嘱，我不能这样。那时我真曾想到过死。你信不？”
“我信！”
我怎能不信。正是在潘复生的政治迫害下，于天放、欧阳湘、穆国兴等人就是不堪忍受而自杀身亡，写入了人间悲剧的新系列。
潘复生为了贯彻他的反右倾路线，还从两个方面发动了他的攻击战。
他首先发动了空前的对宋任穷的讨伐。
从1968年4月开始，潘复生于4月14日、16日、5月11日、21日，以省革委的名义，向毛泽东、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并沈阳军区四次呈报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材料，称宋是“漏网走资派”。
从1968年6月29日开始，到1969年2月5日，潘复生以省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先后8次召开电视、有线广播大会，在知情人揭发的基础上，分专题揭批欧阳钦、李范五“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问题”：
第一次是6月29日，专题是批“推行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第二次是7月15日，专题是批“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罪行”；第三次是7月26日，专题是批“政权建设方面修正主义罪行”；第四次是8月3日，专题是批“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第五次是8月12日，专题是批“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罪行”；第六次是9月16日，专题是批“推行修正主义城建路线”；第七次是9月24日，专题是批“修正主义新闻路线”；第八次是1969年2月5日，专题是批“招降纳叛，结党营私”。
必须指出：潘复生组织的这些批判活动已经与运动初期的群众运动的性质大不相同了。以前的批判活动带有群众自发的性质，而现在的批判活动成为潘复生运动群众的工具，是一种组织行为（我以为作这样的区分和认识很重要，也是分析文革诸种现象应该把握的一点。惟有如此，方能区分情况，明确责任）。潘复生为此不辞辛劳，亲自点名找人来揭发。
关于对欧、李这件事，潘复生安排政治委员会负责。在穆国兴尚未自杀之前，政治委员会还曾安排我和傅宪斌负责搞电视网点的调查和设置问题。
另一方面，潘复生根据其反右倾的总体部署，继续抓典型。通过开现场会和下去视察，双管齐下，展开他的反右战略战。
潘复生很会开现场会。于12月，他亲自到双城县督临全县党员干部会议，会议原来预计开5天，后来在潘复生指使下，延至21天，人数原定5000人后来增至7000人，通过“不断反右倾”，在会上首先批斗了已调出的两名县委书记，进而又将一名县革委会主任、一名武装部长，当场撤职，交群众批斗。这就是当时震惊省内外的双城反右倾揭批现场会。
双城的这种做法，在潘复生亲自督促下，很快在全省开花。据后来统计，这一期间全省仅批斗大队以上干部29000人，将他们扣上所谓“漏网走资派”的帽子。
1968年8月，潘复生去嫩江、黑河地区视察，一路大反右倾，走到那，听一两次汇报，就当场发指示，抓斗争，撤干部，嫩江地区结合到革委会的5名地委书记和专员全部被他罢免，已结合的38名局级干部被他拿掉31名；到黑河地区，他撤掉了六个县革委会主任，并且由他发令，撤掉了2160多名大小队干部。
在这种情况下，全省干部、群众人人自危，唯恐潘复生去视察他们那里的工作。当时黑河、嫩江地区在潘复生走后，群众给他编了一首顺口溜：
省里来了个大官，
黑河、嫩江走一圈，
一路大反右倾，
罢了一批县官。
潘复生利用整党搞派性、整炮轰派因为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而没有完全得逞，当时中央发表了一系列要求贯彻政策的具体指示，正是这些政策擦亮了当时基层组织领导人的眼睛，对潘复生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抵制。这是后话，我将在本章后面来介绍。
潘复生在发动了对我和宋振业的批判之后，忙着筹备参加“九大”。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持，林彪作政治报告，高度宣扬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系统回顾和总结文革的历史过程和经验。
在大会上，潘复生当选为中央委员、汪家道为中央后补委员。
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呼吁增强团结，争取更大的胜利。
在贯彻九大的全省党员干部会议上，潘复生责怪汪家道对他支持不够，舞起了反对汪家道的大刀，同时大搞清查与汪家道有牵连的人和事，一些与汪家道有牵连的人例如陈造反、阎立梅等，也遭受批判和冲击。这件事促使汪家道和捍联总中的许多人开始对潘复生不满。潘复生感到自己处于不利地位，但也更加刚愎自用、怀疑一切，制造了一系列恶性案件，什么“洪新建事件”啦，“西瓜皮事件”啦，等等。
这些事件的情况，我是后来听说的。
“洪新建”是欧阳钦的儿子欧阳湘的化名，揭发潘复生的历史问题，写信给汪家道，而遭告发，被潘复生以“现行反革命分子”责令逮捕，欧阳湘在批斗中屡屡为之自我辩护，后因不堪折磨，自杀身亡。
所谓“西瓜皮事件”，只不过是一个市民无意扔了一块西瓜皮于潘复生的家门前，潘复生轻信汇报，说成这是有意加害于他的“反革命事件”，该市民因此惨遭迫害。
潘复生大反右倾、狠抓阶级斗争，致使扩大化十分严重。这种情况直到毛泽东批转“六厂二校”经验出来，各地才开始认识和逐步纠正。
所谓“六厂二校”经验是指北京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落实政策的经验。这六厂二校是指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北郊木材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他们的经验就是掌握一个基本政策原则，“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概括起来有这样几点：
对于走资派要作具体分析。不要一提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有的人虽然也犯了走资派错误，是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与少数死不改悔的性质不同，在经过批判斗争之后，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可以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如果对他们不加以区别，就不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利于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对于被审查的干部要注意具体区分。其中既有已经定性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也有尚未定性的“靠边站”的干部。在后一类人中，既有需要进一步审查、定案的坏人，也有一部分属于犯错误的好人。对他们不分青红皂白，把被审查的干部统统叫做“黑帮”、“牛鬼蛇神”，这就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尚未定性的“靠边站”的干部，必须积极、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及早弄清他们的问题，把其中犯有错误的干部中的好人同坏人严格区别开来，并且，对于犯错误的好人要加强教育，帮助他们提高觉悟，及时解放他们。
对于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应当把他们与其家庭区别开来，他们必须在政治上同家庭划清界限，同时也应该看到，他们其中的多数人肯定是可以争取的，是可以教育好的。对他们要多作思想教育工作，争取其中大多数人逐步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根据上述经验，毛泽东作了重要批示，通过当时两报一刊作了转述。毛泽东批示说：
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
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在犯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是坏人。
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指示，从1968年下半年到1969年以后，全国报刊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贯彻党的政策的文章，阐述毛泽东的上述政策、策略的有关指示。
潘复生在1969年2月举行了第三次省革命委员会全委扩大会议，贯彻毛泽东关于“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贯彻政策”的指示，但潘复生只是轻描淡写地讲讲政策问题，致使全省清理阶级队伍扩大化的问题未能得到及时纠正。
潘复生对于我和宋振业一直没有放松，但是对于我的清查，始终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目的，因而迟迟不肯作结论。据后来揭发，潘复生曾多次要求中央撤去我的职务，直到1970年潘复生还打报告，要求中央撤掉我的省革委会常委职务，但因为周总理保我，他的阴谋才未能得逞。
早在1968年11月22日，潘复生就以省革命委员会名义向中央呈报《关于把范正美、宋振业分别放到基层接受群众再教育的报告》，一是中央始终没有批示下来，潘复生多少还有些顾虑；二是潘复生在九大期间及其以后的半年多的时间内，因为整汪家道遇到了汪家道的顽强抵抗，矛盾错综复杂，许多事情不如他预想的那么顺利。他采取对我和宋振业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的方针，虽然自鸣得意，却事与愿违，在群众中并不那么赏识，所以将我们下放基层劳动的事搁到1969年12月才予以落实。
他开始想把我分到宝清，把宋振业分到双城。潘复生委托于杰同我谈话，我告诉于杰，我在电机校学的是车工，要求分到工厂去。不知潘复生此时发什么善心，竟然同意我到工厂劳动改造。后来我到了绥化八一农机厂。
一方面潘复生忙于整汪家道；一方面人们认为整范、宋有些过头，加上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总没有像其他问题上那么快捷作出反应。这样，到1969年九大以后，就放松了对我们的看管。又过了一些时日，看管我和宋振业的人自己不宣而走，也没有别人出面宣布，于是我们就自己“解放”自己，“自由”活动了。从1968年11月到1969年5月，历时半年多的省革委会机关内的“牛棚”生活，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告一段落。
我们常常信步走出一零七大门，也没有人管。于是，我们有时间就相约到省革委会机关附近散步。信步而走，随便闲谈，从天文、地理，到时事政治；从国家命运到家庭、个人生活琐事。每一次并无主题，而是见啥说啥，想啥说啥。但对于敏感的政治问题，我总是保留一定的限度。我们俩把出牛棚这一段，名之曰“软禁”。我们活动的节律是：看书——散步、闲聊——看书。有一种“观闲”、“自醉”之感，就这样又打发了我们两个省革委常委大半年时间，直到1969年12月。
人类丰富而富于变化的思想感情，不但需要发泄，而且还需要交流，并相互吸收和影响。潘复生正是担心看守被我同化，便将看守我的人，几天一换，在半年多中，几易其人。然而，事情又出于潘复生的意外。
在隔离室期间，后期看管我的人，同我竟成了好朋友。这就是张文鸣和李贵德两人。张文鸣和李贵德都是1959年经过选优从当时大学毕业生中选拔到省委机关的“接班人苗子”，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参加了造反团，并较早被机关造反团推送到省革委会来工作。他们之间也是很要好的朋友。张是医大毕业生，在政治委员会宣传组，李是黑大毕业生，在政治委员会组织组。
到1969年四、五月，因为搞我和宋振业，从哈师院、农学院榨不出什么油水，这时候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讲话强调团结，并对黑龙江工作提出了某些批评。这些批评起初潘复生未作正面传达，经过与会者的敦促，潘复生才不得不传达。广大机关干部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处理黑龙江省两派的方针政策，越来越明确了。在省直机关，人们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