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5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派性掌权、反右倾错误和清队严重扩大化的问题。绥化地区的一些地、县革委会的干部，以考察八一厂为名，到工厂来看我、考察我。他们了解到，我在厂里，以一个普通工人身份出现，在这里积极劳动，除干普通工人的活以外，还活跃在车间、工厂，积极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宣传鼓动工作，出板报、美化车间环境，在工厂里享有很高的威信。
　　在这个期间，绥化县召开党代会也邀请我作为特邀代表参加。省里派到厂里来的整党工作队，这时也来到厂里。他们了解了关于我的大量的事迹，也为我美言并加以传扬。在他们酝酿八一厂党委领导班子时，全厂绝大多数党员极力推荐我当党委书记，工作组打报告向省里请示。
　　刘光涛来黑龙江省以后，省里召开重要的会议也通知我参加。自省里召开传达庐山会议关于批陈（伯达）整风之后，我基本上就又回到省革委会工作了。有关这些情况，我将在下一章来叙述。
　　“物极必反”，“30年河东，30年河西”，我们的先人的这些话，真是对世间政治、事物演变、迁延的最生动、最形象的历史概括。潘复生1967年从北京学习班回哈以后，置总理教导于不顾，背弃诺言，撕毁协议，变本加厉地镇压炮轰派，不断大搞反右倾，打击了军干群三个一大片，又在70年征过头粮，致使全省从城市到农村，人怨沸腾，把人心搞散了，积极性搞没了，生产搞下去了，社会搞乱了，终于走向反面。对于潘复生的所作所为，全省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通过各种方法、各种途径，反映到中央，最后反映到毛泽东、周恩来。于是，中央先从组织入手，接着又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和步骤，来解决潘复生的问题。
　　1971年3月16日至6月6日，中共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召开全省县团级以上干部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批陈整风的一系列指示，以整风的精神，对潘复生的错误进行了揭、摆、批。中共中央派出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以及毛远新、江拥辉到会，具体指导这次会议。会上一再要求我作一个长篇揭发性的批评发言，但我没有这么做。应该说，我有一肚子的话要讲，对潘复生整群众、整炮轰派的问题要揭要摆，然而我想了这么几点：一则这时我出来揭潘复生，从感情上，淋漓痛快，但由我自己控诉揭批，不如让别人讲，更为客观有力；二则，我出面揭批他镇压炮轰派，搞反攻倒算，难于掌握说话的分寸，特别是有些跟潘复生很紧、很近的同志，一时还没有转过弯子来，有打横炮、伤及其他同志之虞；三则，既然是整风，我就应该处以公心，摒弃个人恩怨，努力从批评错误、团结同志的愿望出发。
　　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在党内斗争中，也是潘复生的要害之处，人们最恨的也就是他的两面派思想作风，我觉得这是他走向反面的根源。而且，我还认为，耍两面派，当面说好话，背后骂娘，台上握手，台下踢脚，这是党内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党内斗争的最大隐患，可怕的定时炸弹。
　　我在上大会发言前，曾经把我的上述顾虑和和发言内容的构想，征求过哈师院内外一些人的意见。我找了胡云飞、任万新、李阁卿、徐永江、杨桂宾、魏醒学、张锦龙、董学章等人，也找了绥化地区参加会议的田玉和、左明（原地委副书记、现地区革委会副主任）等人，坦诚地同他们交换了看法。我说：
　　“我不应该在这时候露什么锋芒，给人这么一个印象：这该是他出气的时候。如果我的发言落了这样一个恶名，我就不如不发言。”
　　他们对我的这些想法表示赞赏，认为我这样做，体现了一个年轻无产阶级革命者应有的胸襟和情怀，同时也觉得从思想方面来揭发批评，更能体现我现在所持的态度和风范，也便于使他以及党内包括我自己，总结党内斗争的经验，认识潘复生犯错误的教训。他们还同意我这样的观点：潘复生的致命之点，就是在党内不说真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表面上显得谦虚、慈悲，甚至在关键时刻，掉几滴眼泪，做鳄鱼之态，很能迷惑人、骗人。于是，董学章建议我把“鳄鱼的眼泪”作为发言的正题，副题为评潘复生同志的两面派思想作风。在会上我作了二十几分钟的发言。
　　“鳄鱼眼泪”，典故出自西方古代一个传说。讲的是鳄鱼吞噬人畜之时，一边吃，一边掉眼泪，说明鳄鱼的伪善。
　　我在发言中通过揭摆文革初期，他白天支持造反团，晚间支持八八团；在处理两派问题上，在中央搞假检讨、回哈不认帐，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台上握手、台下踢脚的诸种事实，进而指出他阴暗的心里、搞两面派的政治品行，受到与会者的热烈鼓掌，也得到陈锡联的首肯。我的发言不长，但犀利、辛辣，如会议当天总结所言：击中要害，触到了潘复生的灵魂深处，帮他找到了思想作风上的根源。
　　潘复生的错误在这次会议上定为破坏性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此后，他被进一步审查，并以历史上被捕存在的问题，报经中央批准，定为“叛徒”。打倒“四人帮”之后，1979年潘复生的叛徒定案予以平反。传说他闻知平反通知，兴奋过度而使心脏骤然停止，终年71岁。
　　1971年8月16日至19日，中共黑龙江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我在这次会上当选为省委委员。
　　1973年我参加省委“抓基层、打基础”基本路线工作队，到哈尔滨锅炉厂搞基本路线教育。
　　1973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筹备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初，省委向中央呈报的代表名单中没有我。总理在审阅黑龙江省名单时，给省里打电话，要求增选我。
　　一天，我到一○七开会，作为大会工作人员的张文鸣见到我：
　　“恭喜你！”
　　“喜从何来？”
　　“你当选十大代表了。”
　　于是他把我拉到一楼礼堂里的一旁说：
　　“原来省里报的名单里没有你。是总理亲自点的你。总理在谈到造反派时说：”黑龙江省的范正美就不错嘛！在中央批省革委领导时，他没有向中央提什么要求。他当时是可以、有机会提的，但是他没有这么做。后来在两派问题上，他向潘复生提出了批评，也表现不错嘛！像这样的造反派可以当代表嘛！“就是这样因为总理提名，我当上了十大代表。这是我政治生活中的巅峰。
　　这一天晚上，我怎么也不能入睡，思绪就像一匹脱缰的烈马无法收回来。我想，我这个农家儿，文革前受党的教育、指引，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在一片优秀学生的喝彩声中，前进之路一帆风顺。文革中卷入了激流的旋涡，是周总理排除险阻，从潘复生的铁拳下救了我，这才得以幸免，保存了一条生命。
　　我回想自己的文革之路，特别是多次见到总理的情景，不能自已。每一次总理对我的教诲，重新浮现在我的眼帘。自从1967年3月汇报以后，总理对我十分关怀，一有机会就给我鼓励和支持，指正我的缺点、错误。
　　1967年3月，我作为省革委负责人之一，受到总理的亲切接见，总理关于黑龙江工作的一系列指示还记忆犹新。总理担心我们思想不通，先派人同我们交心，让我们推举潘复生、汪家道作主要负责人。
　　1967年9月，总理第一次接见炮轰派汇报团10人。总理一眼就认出了我，使我非常感动。当我汇报关于潘复生镇压炮轰派，群众“都”有意见时。总理说：“怎么说‘都’，这样说不妥。这是不可能的，对于任何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总理一面记笔记，一面说：“你看，我就不写‘都’字。用多数比较科学。”
　　当问到一个问题时，又加上有人插嘴，总理见我有些犹豫，似乎有什么难言之处不敢言，表达的言语显得不明确。总理说：“要有自己的观点，不要考虑他们（指炮轰派的不同说法）怎么说，否则就没有立场。”于是我重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总理满意地笑了。
　　当汇报潘复生随便整人，总理说：“他不敢整你。”边士军说：“整他也一样，就像抓小鸡儿似的。”总理“嗯”的仰首一笑，表示理解。
　　在一次总理同时接见捍炮两派代表时，当捍联总一位代表指责全是炮轰派错误时，总理问我：
　　“范正美你说说，你是学政治的。”我站起来说：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炮轰派确实是有错误的，但省革委会应负有主要责任。省革委会这样对待群众的态度是不对的。”
　　“这就对了，不能只是指责别人，要多作自我批评。”
　　我又想到总理最后一次接见全体代表时的慈父般的谆谆教导。
　　想到这些，我再也不能抑制住自己激动的心情，热泪滚流。又想，现在总理亲自提名我当十大代表，这是总理对我多么信任啊！我这样一个小人物，总理还念念不忘，在选党的十大代表这样一个庄严时刻，总理亲自提名，并做出了很高的评价。我真幸福有愧啊，我一定要对得起总理。
　　在我的后半生，我总是以总理对我的信任来鞭策自己，警告自己不要辜负总理的期望，做对不起总理的事情。当我遇到困难时，一想到总理的音容笑貌，就立即感到精神抖擞，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没有不应该努力的理由。当自己取得某些成绩时，我的耳边总是响起总理的教导：活到老，干到老，学到老。告诫自己不要骄傲，要学习总理那样，虚怀若谷，永远谦虚谨慎。写到这里，说一句不合时宜的话：我深信，如果总理健在，我决不是这个下场。正是想到总理，使我的精神倍增，决心在逆境中做出成绩来，以证明总理对我没有看错。目下，国内外许多人对共产主义发生怀疑、动摇，以加入否定、谩骂、丑化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列为快，我似乎听见了总理的呼唤：今后可能错误占上风，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共产主义的事业是必定要胜利的。从而，坚定了我对共产主义的必胜信心！这一点，我还将在后面再予以补叙。

　　第六章　昙花再现

　　进在遇，退在不遇。处尊居显，未必贤，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
　　——［汉］王充
　　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
　　——［楚］屈原
　　假象需要时间揭穿，真理有待实践检验。错误的东西，立于荒谬、虚妄的根基，难逃崩溃、揭批的厄运，在某种条件之下，也可能迁延时日，但总会受到历史的清算，而文革浓缩的特殊历史条件，在毛泽东领导下，更使我们树立了这种强烈的信念和希望。毛泽东驾御文革航船，始终把人心的向背、人民的疾苦，作为他掌舵的重心；他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关注人民痛痒的各种信息，注意倾听来自最底层的不同呼声，不断调整失去的平衡，极力纠正走偏的航向。人民在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的关键时刻，总是把希望的目光投向自己信赖的领袖毛泽东、投向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相信毛泽东、相信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能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对的，改正错的。黑龙江省的文革轨迹，勾画出了这一亮点。早在潘复生办我隔离审查之时，我几次握笔想投书毛泽东、周恩来，提出申诉并进一步反映情况，终因资料掌握太少，而未能成稿。
　　在文革中，毛泽东多次通过生动的历史故事，谆谆告诫各级干部，力图实施政治高压，制造的平静不仅是虚假的，而且是极不稳固的，更不应该为共产党人所为，因为它压制的是人民的脊梁，压力越大，人民的反抗力越大。潘复生的高压及其残酷性，致使全省挨整、受压的干部群众纷纷上访、或者写信，向毛泽东、党中央申诉，许多正直的领导干部还通过参加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召开的会议等方式，积极向中央申诉这方面的情况。这样，对于黑龙江省派性掌权、清队扩大化的问题，中央早就有所发现，并适时作出指示加以纠正。
　　1969年以后，中央和国家领导对潘复生作过多次批评，如1970年7月，周恩来接见一机部四十一厂学习班时，明确指出“黑龙江省山上山下派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有的地方是一派掌权，总的根子就是派性没有消除，问题在下面，根子在潘复生那”。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并鉴于战备（上章那位小将的信可见一斑）的需要，中央派刘光涛来黑龙江，调整了黑龙江省的领导班子。
　　根据刘光涛关于调整、加强省革委常委班子的建议，经过酝酿，于1970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复电中共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1）同意由潘复生、汪家道、刘光涛、于杰、刘思聪、郭强、袁俊、曹志、傅奎清9人组成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由潘复生任组长，汪家道、刘光涛任副组长。（2）同意增补于杰、夏光亚、苏民、刘思聪、谢长华、张春和、张备之、曹志、聂士荣、唐金枝、马占春、宋振业等12人为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3）同意增补刘思聪、曹志、关荣珍、王苏民、任茂如、苏民、张斌、张春和、张备之、郭海波、夏光亚、谢长华、于洪亮、林云喜、冯连发、高凤志、马占春等17人为省革命委员会常委。（4）免去游好阳、张午、张万春、毛远新、郭强、张多树、张魁印等7人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常委职务。
　　由于刘光涛初来乍到，加上他的谦恭、随和的个性特点和良好的愿望，无力抵制潘复生的顽固不化和老谋深算，这次班子调整工作，潘复生实际上仍然起了主导作用并强化了他的用人。刘雪峰后来对我说：
　　“在讨论增补副主任时，潘复生找过我。他说，你不是工人，你是个夜校教员，还是知识分子。这次要求增补工人，希望你能理解。要求有一个炮轰派代表，当然只能选宋振业，不能让范正美上来。宋振业态度好，范正美到现在还不认错。”
　　到1969年以后，潘复生的问题已经暴露无余，并且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但他根本不思悔改，而是挖空心思，采取各种新的招术，继续玩弄他的那一套鬼把戏。这些新招术是：
　　一曰拼班底、争夺领导权。潘复生利用中央调整黑龙江领导班子之机，继续拉拢一些人，对抗中央调整领导班子的意图，极力扩大自己的亲信，排挤落实政策的人，甚至把他们当作敌人打。因为这里涉及人员问题，只能从略。
　　二曰封锁毛泽东、党中央的指示。当时毛泽东亲自批发的要求各地贯彻政策的文件，潘复生竟扣发了二十余件。
　　例如，毛泽东于1969年9月，针对两派问题，提出“一派不灵，两派才灵，一派掌权不行，两派联合才行。”在中央批转江苏省连云港市建立革委会的文件上作了引述，潘复生拒不传达，一直到同年11月，不少单位在全省车辆厂现场会议上才得知毛泽东还有如此明确的纠正派性掌权的指示。
　　1970年3月，毛泽东批示签发的《中共中央十七号文件》，中央有一段极为重要的批语，要求各级革命委员会仔细地阅读，并联系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好好想想，对毛泽东实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的一系列指示，是不是认真贯彻执行了，今后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毛泽东的各项政策。对此，潘复生也将其封藏在他的政治密柜里，谈何贯彻执行，直到1970年底，许多单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