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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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好，要不然，像我这样一个有话藏不住的人，就要在后来倒霉了。”厉志华抱着我的肩，仰身大笑。
说着，厉志华跟我倒手指，向我历数报社里的学生、教师是如何一批批被潘复生从报社清理出去的。
同厉不同，焦彬林有着另一番经历。她是哈师院我们同年级一班的同学。我在上章提到的所谓“五？二三事件”中，她与同班持捍派观点的L发生分歧，焦认为L在毛著讲用会上言不属实，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双方因此发生口角，进而引起冲突，互相斗殴。当时正值派性清队之时，由捍派控制的师院革委会将这件事定为“破坏清查、深挖和破坏毛主席著作讲用的严重政治事件”，而加以追查，在系里加以点名批判，勒令她进行反复检查。因为这件事，她的毕业分配受到了影响，并在她的档案里塞进了一大堆派性材料。迫于形势，只好随在哈军工的丈夫老吴来到长沙，目前不得不在广播室工作。
回老家祭奠母亲以后，我和玉梅就把女儿志武从长沙接回到绥化。在绥化，1970年8月6日玉梅生了第二个孩子——志勇。于是我们一家四口便在绥化定居。
我在1971年，随着批潘批林斗争的胜利，结束了逆旅生活，因为潘复生的问题刚刚揭露，我重新回到省革委会工作，原来我在政治委员会的任职早已由潘复生撤销，新的职务还没有任命。这样，我的任务就是“参加会议”，而那时是“文山会海”，我实际上就成了“会议委员”，几乎沉陷于会议之中。当然也接受某些临时任务。
首先批陈整风，接着批潘。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举行。按照计划的议程是，讨论修改宪法；审定国民经济计划；讨论战备问题。这实际上是为四届人大做筹备工作。这时的毛泽东因为对林彪不满，改变了让林彪接班的初衷。从我个人占有的资料看，也许有两个重要问题动摇了毛对林的看法：
一是林彪专门研究历代宫廷政变，并且对毛主席的评价、讲话有失偏颇，其中主要是“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以及“七？二○”以后擅自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等，这些东西，在毛泽东看来不符合马列主义，不符合他本人的意愿；
二是林彪在1969年10月17日，在未与毛泽东打招呼的情况下，利用毛泽东不在北京之时，擅自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布“紧急指示”即第一号命令，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这件事造成大批党政军干部和家属被强行疏散到中、小城镇，有的被送到五七干校，极大地扩大了当时的矛盾，打乱了毛泽东的部署，这事使毛泽东大为恼火、极为不满。
这样，毛泽东改变了让林彪接班的初衷，因而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也就是不安排林彪当国家主席。但是，林彪、陈伯达，却按照他们的打算，在会上拿出一份《马恩列斯毛论天才》的语录材料，并通过陈伯达在会上抢先发言，极力吹捧林彪，坚持必须设国家主席，意在要林彪出任国家主席。
其中他们最重的出击是打出了华北组的第二期简报，在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已经对林彪不满的毛泽东认为陈伯达跳出来向党发难，先责令陈伯达等人检讨，同时找林彪谈话。
8月31日，毛泽东又在会上印发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认为《论天才》这本小册子，宣扬唯心史观，散布谣言和诡辩，应严肃加以批判。在这篇短文中，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了“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的提法，号召全党与之斗争，要读马列著作，方能识别王明、刘少奇、陈伯达这类骗子。会上周恩来站在毛泽东一边，同林彪、陈伯达进行了斗争，并在会上作总结讲话，代表党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同年12月22日开始，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周恩来主持召开华北会议，揭批陈伯达。从1971年4月15日，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后，各省根据中央通知，同时开展批陈整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批陈整风，重点是批陈。对陈伯达进行审查之后，于1972年7月2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专案组《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陈伯达被定为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
我当时的体会是，毛泽东运用整风这种形式，主要是发动对林彪集团的揭发，并且把重点放在林彪控制的军委办事组，矛头直指林彪。
为了推进对林彪集团的揭发，1971年7月14日至9月12日，毛泽东又亲自到南方各地巡视，同沿途的当地党政军领导人打招呼，也是目标明确，揭发林彪集团，孤立林彪。
毛泽东明确指出，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有些人”搞突然袭击，抢班夺权，指名批评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
毛泽东对各地党政军领导人说，这些人在庐山会议上“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对于他们在庐山的活动，林彪“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尽管各地批陈整风进入尾声，但是毛泽东明确点出：“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在这次巡视中，毛泽东每到一处领着大家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两首歌。他说：“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毛泽东在这次巡视南方途中，提出了著名的“三项基本原则”，这就是：“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机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其后，各地传达，开始了批林整风。
从1971年12月11日开始，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分之一、之二、之三下发各地与群众见面，供讨论批判用。
1971这一年，开始进行批陈整风运动，后来又开始揭批林彪，进行批林整风运动，在我们黑龙江省头一段，主要是联系实际批判潘复生，贯彻省第三次党代会的精神，各单位落实政策，给被潘复生打成“反革命”以及其他罪名的干部群众平反。“九？一三”之后，就是批林。
当时我强烈地意识到，我刚回哈，明显的感觉就是绥化虽然同哈尔滨相距不甚远，但还是有一种时局及其理解上的“距离感”——时空差。觉得这一、两年来，国内外的形势发展太快，有一种“跟不上”的感觉。因此，省里通知我回来参加批陈整风有关会议传达，我只是拼命地读当时发下来的、经过毛泽东批示签发的中央文件，特别是毛泽东的各种讲话、批示和文件。用心地思考林彪事件的始末，琢磨着可能发生的世态。
回忆的思绪把我带到了1972年，有两件事让我记忆在心。
第一件事，1972年八、九、十三个月，我参加了柳河五七干校的高干读书班，专题学习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组织我们去柳河干校读书是当时根据毛泽东关于干部读书的指示而办的。毛泽东在批陈整风期间，一再号召干部要读书。他在1970年12月29日，对姚文元的报告上批示：
我的意见二百七十四个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该程度不同地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
这次到柳河五七干校，没有让我们参加劳动，是一次名副其实的读书。参加这次读书班的大多数是省直系统的厅局级以上干部，老中青三个年龄段。我参加的这一组，有省报社、省文化厅、省公安厅、省委党校、省出版社、团省委、省政研室等单位的领导同志，除陈造反、张鸿池、栾秀翔和我几个年轻干部，其他都是老同志。参加这次学习班，我觉得收获很大，主要是听到了许多老同志的学习发言，大受教育。这些老同志以自身经历，深切地体会到毛主席总是站在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高度，从主、客观的相互关系的辩证法来把握问题和提出问题，念念不忘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高屋建瓴，高瞻远瞩，并且总是着眼于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让干部从思想路线、从世界观方面来检查工作、把握方向、看待政治路线。他们在小组会上开诚布公地亮活思想，检讨自己世界观上的问题，使我感到真切、实在，也很受触动。在这些老同志的带动下，我主要是联系自己在文革中的实际，对照理论，解剖世界观。在最后写总结时，我写了一篇读书感想，题目是《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自觉地改造自己世界观》，并在全校大会上发言。
我在发言中，检查了自己自来红、在文革中有一种唯我独革、一贯正确的思想，这是狭隘的经验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作祟，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格格不入，在理论上是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实践上是狭隘的经验主义，思想上的主观唯心主义。有了这种思想，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于革命、于自己是极端有害的。作为一个年轻领导干部，担负着承上起下的历史重任，必须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学习，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经常注意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要努力做到在思想上注入群众意识、行动上贯彻群众路线、成果上依靠群众检验。这个发言理论水平不高，但紧密联系自己的思与行，说的是自己的过去和现在，讲的是心里话，态度诚恳，不是空洞的口号和华丽的辞藻，因而受到参加学习的老同志的好评。有许多老同志说：“在批潘刚刚结束之时，一点没有炫耀自己，而是解剖自己。”我觉得，人们对于我赞誉太多，期望也高。经过前几年反反复复折腾之后，我应该走向成熟、走向踏实。
第二件事是1972年12月底被指派去绥化抓征购粮。这一年，全省各地有大小不同的灾害，年成不好，粮食征购工作进展迟迟不力。于是，省委向各个地区派出省委工作组。绥化地区工作组由我带队，担任组长。
接受这件工作之后，我的一位同学告诉我，这是两面不讨好的工作。完不成任务，难向省委交差；完成任务，往往挫伤农民、引起农民不满。大凡派工作组下乡催粮，大都是粮食征购发生了困难，或者是因为遭灾，粮食减产；或者是上面要多征购，下面有困难。
我国农民有着光荣的爱国传统，加上国家实行定征定购政策，农民对于完成征购任务是积极的。1969年潘复生搞过一次征过头粮，在全省干部群众中留下了惨痛的阴影。所以，带队下去的领导干部，多数是麻杆打狼——两头害怕。
那一年，下去的工作队，为了完成潘复生想完成的任务，不惜对农民采取各种名目繁多的做法。有的甚至连老百姓在锅里蒸的干粮——大饼子、豆包什么的也作为“爱国粮”上交了。弄得老百性怨声载道，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我们这次是新省委派的工作组，不能重犯潘复生的错误。但是，我们这次到底是什么情况，也只能看实践。
说来也有意思，对于我来说：这是我刚刚学完《唯批》的第一堂实践课；也是新省委派我的第一件差事。两方面要求我的都是“兑现”：对理论学习的“兑现”——范正美运用理论指导实践如何；重新工作后，第一次向新省委交答卷，对素质、能力多方面新考验的“兑现”——范正美抓工作如何。
我们到达绥化地区之后，我想“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决心先搞调查。经过大约半个多月的调查摸底，夜以继日，天天坐着北京吉普车，一杆子插到村屯，既看好的，也看差的，特别是受灾的村屯；既走访社队干部、察看场院，也走访农民家、了解农民的看法；既去地、县推荐的乡镇村野，也自己想到哪里就去哪里。有马上观花，还有下马观花，走马观花，全组分工很快跑了一圈。我本人就是这次跑遍了绥化地区的各个县城及其相近的一些村屯。我拜访了粮食部门有经验的专家和地、县有关干部，回到工作组驻地，又与工作组成员反复碰情况和磋商。掌握情况以后，到1973年1月8日，我建议工作组和地委分头开会，对全区粮食形势进行再分析，进而取得了一致意见：原来所定任务十七亿六千万斤完成不了，只能完成十五亿斤，并且还需要下决心，做好工作；如果再拖下去，恐怕连这十五亿斤也难完成。鉴于原来地区领导夸下海口，不好往回说，于是我建议由我出面打电话给省征购粮办公室。我集中工作组全体同志的意见（应该说，也有个别人不大同意我们的看法），分析完不成任务的原因有三个方面。
一是灾多灾重，大面积受灾。全区受风灾、雹灾三百万亩，绝产一百万亩。重点是七个县，四百六十一个大队，三千零六十三个小队；秋雨、早霜，大面积作物日照少，贪青晚熟，子粒不成，有数量没质量。如绥棱县大豆千粒重：去年205克，今年164克；苞米千粒重：去年244克，今年162克。
二是庄稼长势有假象，看不透估不准。群众说：庄稼长势喜人，拉上场院唬人，打完场惊（愁）人。估产偏高，层层加码，地区原先估亩产217斤，现只达到200斤左右。
三是对粮食形势估计不足，抓晚了，有些粮食确实分散了，浪费了。如啃青、牲口饲料等。
此外，我还明确告诉省里领导：绥化完成十五亿斤，是几个政策设定的情况下作出的估计。如：饲料地不给了；羊留饲料不给了；投肥粮减少了；农建粮减少了；有些地方口粮也节约了十至二十斤；大牲畜也分开计算了，役畜留饲料少了；非役畜两个按一个算；种子每亩留十斤等。言外之意，这十五亿斤已经到头了，只能更少，不能更多了。
最后，我提出了几条建议：诸如不要草率从事，要过细地做工作，防止畸轻畸重，做好复查调整工作等。我们准备再看看，如果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省委没有别的指示，我们就准备返哈。后来得知，刘光涛看完我的电话记录稿，就表示同意我的观点和做法。
回到省里之后，我才知道，我开了第一腔，许多人这才开始渐渐说真话。有的老干部对我的电话极为恭维，其中贾××更是说得我脑子忽然复杂起来。他说：
“谢谢你开了第一腔，帮了我们的忙。要不然，我们还得在农村呆下去。不能回家过春节。”
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的这么一个电话举动竟如此这般反应。这使我感到十分吃惊。我开头还真有一些考虑，已如前述。但是当我具体地了解了下面的情况之后，我却没有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