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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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的这么一个电话举动竟如此这般反应。这使我感到十分吃惊。我开头还真有一些考虑，已如前述。但是当我具体地了解了下面的情况之后，我却没有考虑其他的事情了，只不过是听了一些真实情况之后，说出了人们要说但暂时尚未说出来的一些真话而已。我第一次意识到，当官、搞政治不容易，在我们中国更不容易。讲真话、听真话两者都难。我觉得人们常常不自觉，只有回过头来，才知道自己行进的轨迹，哪些步子走在正道上。上山并不感到如何惊险，猛一回首往往觉得心惊胆战。当回到哈尔滨听到人们说我开了“第一腔”之后，我为自己捏了一把汗。那一天，我回办公室找到了《韩非子》的《说难》，细细地品味起来：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不可不察也。
我掩卷思忖，想起炮轰派要求潘汪晋见、反映情况，而横遭镇压，总理独具慧眼、明察秋毫，替炮轰派翻案，以及自己经历的桩桩往事，脑海掀起了狂澜，心跳一时无比激越：老百姓的生生死死，往往就在那些大官们的心绪好坏或手掌俯仰的一刹那之间。今非昔比，一个共产党的干部，特别是作为年轻的党的高级干部，对人、对社会应该有一种高度的责任感，秉公办事，多替人、替社会着想。所谓明哲保身，就是熟谙世故、保官保命者吧。所谓说话要看对象，就是看人下菜碟、注意察颜观色者吧。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就是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者吧。
我想到这里忽觉好笑。这些都是旧社会人们得出的处世哲学。今天如果用以作为行为准则，岂不是对人民、对社会不负责任。我国自古就有所谓“以天下为已任”、“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传统，今天我们党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提出“实事求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等说法。遇到民间问题，无非是一些生活、生计、疾苦、困难方面的事情，应该如实反映，说真话、讲实情、用不着遮遮掩掩，去违心地办事。至于大是大非，涉及国家前途命运生死攸关的大事，更应该挺身而出，不能见风使舵，两面三刀，这才是共产党员、特别是年轻领导干部应该有的情怀和操守。作为现代领导干部、特别是我们年轻干部应该具有双重品性：一方面自己要讲真话；另一方面又要创造出一种让人讲真话的气氛，使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然而，这在现实生活中谈何容易啊！但是不管别人怎么样，我一定要求自己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后来的事实表明，刘光涛还是一个实事求是者，在我的电话之后，又有嫩江、松花江等地工作队，向他传去了大致与我相同的报告，从而促使他下决心调整了原来的计划和部署，妥善结束了有关催粮工作。
不过，这件事情的经历，就像一把烧红的烙铁，在我的脑海深处深深地烙了一下，且痛且深，永远也忘不了。我庆幸自己在这次征购粮中，自己带了一个好头。同时，我十分感谢同我下去的申林、李真等同志，是他们向我讲了真情，给我撑了腰，帮我拿了主意。顺便说，跟我一起下乡的这些同志，以后成了我的好朋友。
对于像我这样的思想性格的人，要是不说真话是何其难啊！？读者还可在后面读到这一点，而且我也将在后面来抨击这一点。
我在前面曾说过，我还在1971年的下半年参加省委工作队到哈尔滨锅炉厂搞过基本路线教育。这次派工作组到下面，省委叫做“抓基层、打基础”，宗旨是通过基层组织对职工进行毛泽东制定的基本路线教育。由张洪池带队，我做副手。我们一共去了10多个人，主要由文、教、体、卫和宣传部门的干部组成。我们在锅炉厂呆了9个来月，看不出有什么大的实效。究其原因主要有三方面：锅炉厂属于中直企业，省里能做的工作只是一些服务性工作；刘光涛比较谨慎，又未深入体察或同工作组商量，只是一般号召；张洪池是个好人，但工作拿不出具体主意，针对性不强。
我领着一个干部——Z同志，负责16车间，我也很不主动、很不动脑筋，只是一般问问、谈谈。当时我家住在绥化，因此我吃住都在锅炉厂，有的是时间，称得上是全身心投入。我天天下车间，和工人师傅接触，跟他们聊聊人生观、世界观方面的问题，诸如人为什么活着，什么样的人生才有意义，什么叫做幸福，怎样才能获得幸福，或者跟他们唠唠家常、听他们讲街头见闻，跟工人师傅交朋友。谈的投机时，顺便了解工厂、车间抓革命、促生产的一些情况。当然重点是找党员、支委谈心。定期不定期地向张洪池汇报。应该说工作组成员都是肯干的，但是整体地说，这次工作队下锅炉厂，对于该厂领导班子建设，工厂抓革命促生产，未能很好地结合工厂实际，和风细雨有余，有针对性的工作不足。在当时“左的”思潮盛行之际，犹如隔靴搔痒，作用甚微，有名无实，有头没尾。也记不清我们什么时间正式撤离锅炉厂。
从锅炉厂出来，也就是1972年上半年，我住在哈尔滨市南岗区阿什河街18号的省委机关独身宿舍里，等待重新分配工作。这期间我重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看了几本小说。这里我不想谈什么读书感想。只是想说一下造访者。不能说此时的我，门庭若市，可也是天天应接不暇的。来看望我的，除了一些阔别的老同学、老战友来叙旧之外，使我感到特别震惊的是，许多并不熟识的某些处级干部，这时也纷纷登门造访我，向我倾吐真情和苦水，一再美言夸我。我一开始并未在心，后来我才察觉这是演徐公美的故事，并非我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而是他们看我有朝一日可能当官，到时不忘帮他们一把。这事儿，我得注意。于是我注意接待的方式、方法，斟酌我的接待用语，以免人们对我寄予过望。我常跟人说，我是个重情重义郎，但也是个薄情薄义者，因为我不会趋炎附势，也不会阿谀奉承。我自己无才，却有爱才之心，不会嫉妒人，却不肯为平庸者说好话。现在回想起来，未免不是一片傲气和书呆子气。
对于我来说，1973年是我政治上最为荣耀的一年，那就是，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其中的几组特别镜头更是无比珍贵。1973年5月份，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布置代表选举工作，加上台湾代表，共30个省市自治区。原计划在7月份开大会，因为天气热、工作多，推迟在8月份。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大会分两段：预备会和正式会。
预备会分地区举行，包括北京。地区按29个省、市、自治区，台湾省的代表参加北京组。在北京的还有中直单位和中央读书班的工农委员以及军委、空军、海军部分老同志。大会议程有三项：听取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修改党章、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
政治报告的草稿和党章修改意见报告草稿都在预备会上和代表见面。预备会黑龙江省大组集中在哈尔滨花园举行。前五天讨论政治报告，后三天讨论修改党章报告。20号以后就都结束了。
8月中旬，成立选举准备委员会，吸收了一部分省市自治区的人员参加。政治局也成立了筹备小组，由王洪文任组长。讨论的内容包括十大主席团，十大中央委员，主席，副主席，政治局常委。
1973年8月24日，下午五时，全体代表在北京京西宾馆大礼堂聚会，举行全国预备大会，布置有关大会的问题。黑龙江省代表坐在二楼，我的位置是二楼右侧方块的第三排。居高临下，对于楼下的情况尽收眼底。我们轻声议论并掰着手指数到会的中央领导人。大约离开会还有三两分钟，邓小平独自来到会场特别引人注目。应该说代表们对他的出席大会早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还是感到很新奇。此时会场活跃，人声雀躁。
五时整，周恩来面带微笑率先步入主席台。周恩来显得轻松愉快，代表们报以热烈的掌声。自左向右，在主席台上就坐的是：纪登奎、陈锡联、许世友、姚文元、江青、张春桥、董必武、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李先念、王洪文、李德生、汪东兴、华国锋、吴德。
大会由周恩来主持并讲话。预备会和正式大会都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周恩来在预备大会上讲话，其要点归纳起来有五方面：
一是强调十大的根本宗旨是团结、胜利。他说：
“最近在主席那里开了个政治局会议。主席指示：希望十大真正开成一个团结胜利的大会。希望大家团结起来，不搞分裂，不搞阴谋诡计，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对外反对帝、修、反，对内反对刘少奇、林彪反党集团、死不改悔的死党。要坚持原则，但也不排斥必要的灵活性。党组织决定了，就应该服从它。这就是政治局会议上主席的指示。”
二是要求做好保密工作。他说：
“国内外形势大好，美帝苏修内外交困。他们总要找空子，在我们内外找点空子，挑拨离间，造谣、中伤、诽谤、诬蔑，搞破坏，特别是苏修！现在我们的外交路线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很多人到我国来，各国朋友来的更多，总有钻进来的坏人，到处打听消息，十大成为他们报道的中心。人是活的，这些人到处乱跑，到大会堂、中南海、钓鱼台，还有这个地方——京西（宾馆）。所以要严格保密制度，比上次还要严，不外出，不会客，不打电话。各地的工作，家里有人主持，必要时可以和我们打个招呼。我们还可以出去一下。比如今晚大会堂有个宴会，8位同志去参加：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徐向前、姬鹏飞、王猛、庄则栋、丁国钰。你们8位可以去赴宴。你们赴宴，掩护了我们。明天亚非拉，也就是第三世界乒乓球邀请赛正式开幕。为了保持秘密，出席开幕式的是在京的中央负责同志、国务院副总理。不在京的抱歉了，不能去，你们一去就暴露了。”
三是强调十大是毛泽东直接主持，要十分珍惜。他说：
“要十分珍惜这个大会。这一次是主席直接主持的，这一点与九大不同。当然，九大本质上还是主席领导的了。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的中委，三分之一以上出席了这次会议。有的故去了，有的因为工作没有来，让给年轻同志来了。只有一小撮是死党。有的人犯了错误是可以改的。这次没有参加会，将来还可以为党工作嘛！九大的组织路线是跟着政治路线来的，所以，九大的组织基础是肯定的。虽然出了”九？一三“事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的党还在前进嘛！”
四是通过主席团名单，明确预备大会的两项议程。他说：
“选举准备委员会103人，分四个组。当然，这里也有一些争论，这也是正常的。”
“召开预备会，解决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选举主席团主席、副主席，秘书长，主席团成员。主席、副主席、秘书长是7人，再加上141，一共是148人。比九大少了一部分。”
接着，周恩来主持通过了这个名单。
周恩来讲预备会的第二项议程是通过十大议事日程。和九大一样，十大有三项议程，具体安排是：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修改党章报告；选举第十届中委。
五是强调要坚决照毛主席的指示办，要照顾毛主席的健康，开短会，为了节约时间，报告只念“一头一尾”。周恩来深情的告诫大家，为了毛主席健康不要吸烟。
最后，周恩来扬起声调说道：“我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等我们好几天了，今天晚上就开会。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我们的会议。”讲到这里，周恩来又说了一句：“我们坚决照主席指示办就是胜利！这是雷锋的话。”
这短短的讲话，使我再一次感到周恩来语言的严谨性，工作作风的细致如微，对毛泽东的无比崇爱、关怀与信任，以及令人感动的人格魅力。
周恩来的讲话，博得代表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十大期间，在我的人生记事簿上，还有下列几点特别值得记述。
毛泽东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威望以及他和党员群众那种亲密融融的关系，令人难忘。毛泽东出场，除了有专人掺扶之外，周恩来还处处给以入微的照顾，我难以用语言来描述。此情此意此景，我只在至亲、战友之间见过，只在书本上、电影中读过。毛泽东关切地注视着周恩来，周恩来无时无刻不在照顾毛泽东。在宣布闭幕之后，代表们等候毛泽东先退席，可是毛泽东并没有起身。代表们眷恋地望着自己年事已高的领袖，谁心里都明白，这很可能是主席最后一次参加党的代表大会，自己见领袖的机会不多了，多种复杂的心情，依依不舍，久久地不肯离开会场，只听毛泽东怀着深情、操着浓重的乡音说道：
“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
毛泽东说毕，周恩来挥手，示意大家先走。这时，代表们才慢慢地起身离开自己的坐位，难舍难分地离开大会堂，并不时地回头张望端坐着的毛泽东。后来我们听说，毛泽东一直目送代表离开会场直到最后一个，他才离开自己的坐位。这感人的场面，人民崇爱领袖，领袖爱重人民，回想起来总好像就在眼前，总是那么栩栩如生，忘怀不了。
十大期间，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他不再担任党的主席。周恩来在主席团会上讲：
“我跟主席讲，不要说全党、全国通不过，在我这里我就不能同意。”
会议期间，我还两次听传达，毛主席两次提出要解放某某。周恩来说，“我对主席说，不要说全党、全国人民不答应，我也不答应。”
会上传达说，有些代表提议江青进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说：“我是理解主席的，主席不愿意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强加于主席。”
这几件事使我体会到，周恩来在全党有着崇高的威望。只要他说了话，人们就照他的话办，这是在十大期间给我留下的另一个忘不了的印象，而牢牢地刻在我的脑海里。而且，在十大期间，我觉得，周恩来总是那么风趣、幽默，显得那么神情爽朗，精力过人，热情洋溢，充满自信。而那时，我们并不知道万恶的癌魔已经侵入他的身躯。大会期间，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主席团成员在京西宾馆东侧小会议室开会，小会议室外面的停车场，和主楼大院隔着绿茵茵的草坛，围着约半米高的白玉石雕龙护栏，相距不过五米，显得比大院稍高，凭此望去，代表们就可以目睹他们上下车或进出宾馆小会议室的风采。我们一些青年和学生代表见到周恩来等领导人从这里出入，便走近护拦，低声的议论。不知是谁轻轻唤了一声“总理”，总理就笑容可掬地朝我们方向走过来，双臂交拍，亲切地同代表们攀谈，甚至叫出那些曾经见过面的某某、某某的名字，并致以问候。同代表们如此一唤即到，毫无拘束的会见，只有周恩来。这会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