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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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唤即到，毫无拘束的会见，只有周恩来。这会见是短短的一瞬间，然而令我们不亦乐乎、依依难舍、永记不忘。总理挥手告别后，大家侃侃而谈，议论总理伟大的人格，久久不能平静。
　　我更忘不了坐在代表席上，投票选举中央委员时的那种心情。我做梦也没有想过，我这个农家出身的普通大学生，竟能够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并代表别的党员同志，给自己最敬爱的领袖、日日夜夜想见的毛主席、周总理投上一票。根据当时规定，同意大会提名的候选人，在他们名字后面的空格里，什么也不划。接到选票，我的双手不禁微微震颤，欣喜、激动、感念之情，一齐涌上心头，眼圈潮湿而少觉模糊地注视着毛泽东、周恩来的名字，读着其他候选人的名单。这是我可以信赖的一个名单，包括邓小平，还有叶剑英、李先念在内，他们经过严格的审查和选举前的反复酝酿，我完全同意中央提名的全部候选人，对选票未作任何笔迹。我全神贯注，小心翼翼地按照大会的要求折好选票，双手审慎地拿着它，惟恐出什么差错，随着其他代表步入等待投票的人流，将自己的选票郑重地投进了投票箱，尽心尽力地表达选举中央领导人这一浓浓之情。投完票后，一股难以名状的欣悦、幸福、自信、自豪感袭上心头。
　　平常的工作与生活，平平地参加会议，平平地一般工作应酬，回忆起来多是一些乏味而平庸的鸡毛蒜皮。我不想浪费我的笔墨，更不敢耽误读者宝贵的时间。
　　我这个省委委员、省革委常委，到1972年9月，被分配到省人民出版社当三把手，当时叫做领导小组副组长。我在出版社工作期间，先被抽出来到柳河干校学习，以后又奉调下乡抓征购粮，实际工作时间不长。
　　批林批潘之后，经过新省委成立，黑龙江省的政治形势，有过一段平静。新省委首先大力抓了一段落实各项政策的工作，其中主要是落实干部政策和群众组织政策。到1973年，原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人，除欧阳钦、李范五、陈雷等极少数人以外，几乎全被结合进了省委、省革委的领导班子，并且被分配抓文革前他们分抓的工作。文革前的许多机构也顶着省革委的桂冠恢复办公。群众组织政策落实，一是平反；二是落实各级班子中的群众代表任职。
　　我在出版社这一段，名义上一年多，实际工作时间只有三两个月，经我审查、批阅的出版物，就是几本少儿读物，不值一提。有两件事情却给我打下了深深的印记。
　　其一是：当时哈师院中文系的丁广惠老师，同系里其他教师共同编写了一本《红楼梦诗词评析》，来到出版社找我，要我帮忙出版，以纪念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发表20周年。他没有详细介绍写作的情况，也没有给我看书稿，但我觉得这件事本身就是个好创意，应该支持。我对他说，这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是一种再创作，当然可以、也应该出书。但是，为了慎重起见，我建议他们先以哈师院学报增刊形式出版为好，这样可以少很多出版审查的麻烦，保持自己的特色，又还可以进一步听取一些意见，便于以后进一步加工得更好一些，再由出版社正式出版。丁老师听了我的意见，很受鼓舞，感到非常高兴，觉得我在关键之时支持了他，给他出了个好主意。于是，我国第一部《诗词选注》最初一版，便以哈师院学报增刊的形式问世。
　　该书初稿共收集了《红楼梦》诗词171篇，这次出版选了102篇，没有政府或其他部门的干涉，是一部由学术界自主编写的纯学术著作，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哈师院红楼梦研究的思想和水平。它的出版立即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赞扬，在当时出版物奇缺的情况下，向社会贡献了一份珍贵的精神食粮，也为那个年代留下了一份难得的纪念。书稿一问世，在黑龙江省很快成为当时最火爆的出版物，以后又风糜全国，许多人来信索购。其中由我出面联系向师院索书就不计其数。这是我做的一件引以为荣的事情。
　　还有一件，事虽小，但对于我影响至深，不能不表。这就是我离开省人民出版社到省文教办工作，向一把手告别时，求教于他谈谈如何当好领导干部的经验。这位中央党校毕业、曾在黑龙江日报社任领导的老同志，沉吟片刻，似掏瑰宝，很谦逊地摇摇头，表示他没有什么经验可言，然后慢条斯理地说道：
　　“我觉得，做一个领导干部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否则下属就会得寸进尺。这是我最重要的一点体会。供你参考。”
　　他平时岸貌严肃，语出不多，说这些话时的神情，更显得庄重而严肃，是那样一板一眼，深沉之至，仿佛授给我一柄利剑，使我大受震动。至今思想起来，仍难以磨灭，形成了后来我同老干部打交道的常鸣警钟。关于这一点，我将在后面谈及。这确实是在中国特定条件下，某些高级干部当官做老爷得出的切身之谈，也是中国某些高级干部固步自封所形成的顽癖，我在文革中对此多有领教。想不到这位精通马列、年高资深的老同志，如此直言不讳地把它当作珍宝传授给我。它道出了一种社会现象，为我们深思，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毫无贬抑之意。所以我把它记载于这里。
　　他说完之后，我感激地表示：“您的这番话，真是领导干部难得的体会，我确信是您的肺腑之言。我一定牢记，在今后工作中，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深深注意这一点。”
　　也许因为我给他出的题目太难，或许话不投机，谈话并未深入下去。于是，我转变话题，谈起读书写作来，这位老同志，侃侃而言，竟关不住话匣子。
　　我不谙人生，不懂尘世，因而不能跳离社会，我个人的命运也就总是系于社会，累于羁绊之中。要再现我个人70年代中期的经历，还必须回放一段当时全国大环境的画面。
　　人们说，1971年的“九？一三”林彪事件，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分水岭。毛泽东与中央内部的政见之争，经由四、五年的群众运动展放，通过旧体制的恢复，又将决战拉回到最高上层。不过，因为这场戏剧的主角错位，终于席卷全中国，再一次把许多中国人卷了进去。
　　细心观察时局的人们，很注意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突然出席陈毅追悼会和晤见张茜的谈话。毛泽东对于他身后的政权接班人，文革初期曾经对青年学生寄予过厚望，后来见青年学生于资产阶级世界观不拔，便把希图放在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上，在全国任用了一批劳模和英雄，最后还是忘不了旧情，再度任用他认为已经改过自新的老干部，这最后一点在毛泽东出席陈毅追悼会和晤见张茜一事，见得分明。
　　早在1967年5月1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军队高级来访者时，曾经语重心长地说过：“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批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在学校接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十几年来，文化教育界是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了。所以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了他们的血液中……”
　　毛泽东出席陈毅追悼会，最近已由当事人刘岩写出《我所了解的陈毅追悼会始末》，廓清了事实。毛泽东在这次晤见陈夫人时，说出了两项重要内容：
　　如果林彪的阴谋得逞，我们这些老同志就要被搞掉。
　　邓小平与刘少奇不同，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当时周恩来在旁，真切地理解了毛的这番话的深刻含义。在毛泽东新的构思的推动下，周恩来在两个方面努力：推举一批老同志恢复工作，推荐一批年轻人登上火箭。与此同时，邓小平在得知林彪抢班夺权、飞机坠毁死于大沙漠以及毛泽东对自己的评价之后，于1971年11月和1972年8月3日，两次上书毛泽东。检讨自己确有错误，表示愿意悔过自新，“永不翻案”，同时诚恳地表示，自己身体尚好，可以为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在这之前，1968年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从他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以及“犯了错误，改了就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包括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的原则，在当时有人极力主张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之时，毛泽东坚决说服了这些人。当邓小平的申明和承诺递到毛泽东的办公桌上以后，毛泽东欣悦地于8月14日批示全党，向全党全国指出邓与刘的不一样，并向全党发出他准备启用邓的信号，表明了这位伟大的共产党领袖立党为公的博大的胸襟和情怀：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于是1973年3月10日，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八月，在中共十大，邓小平由毛泽东推荐作为主席团成员，中央委员候选人。与此同时，也就是对邓的批示20多天之后，毛泽东又调来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周恩来启用了一批劳模，如陈永贵、李瑞环、吴桂贤、孙健等人。
　　鉴于林彪事件的教训，毛泽东于1973年12月12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建议，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同时提议让邓小平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军委会议的代表时，作了自我批评，说他听信了林彪的一面之词，而整了贺龙、罗瑞卿以及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并又一次地指出朱德是“红司令”。
　　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夸奖王洪文什么工农兵都干过的阅历，鼓励并教导他读书，支持他在中央开办青年干部读书班；如我已叙述的对姚文元作读书批示等。
　　邓小平复出以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开始了全面整顿。这一点我将在后面来叙述。这里我要叙述的是：
　　1972年，人们称之为文化大革命的“波谷”。对毛泽东来说，林彪的垮台，是一次值得庆幸的事情，凭着他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娴熟的斗争艺术，取得了胜利；但是也应该看到这是对他的无情打击，人们看到自此之后，毛泽东明显的衰老。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尼克松在回忆这次历史性的会见时，生动描写了毛泽东的境况和心态。他说：
　　他身体的虚弱是很明显的。我过去时，他要秘书扶他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他已经不能很好地讲话。周后来把这一点说成是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不过，我认为这实际是中风造成的后果。他的皮肤没有皱纹，不过灰黄的肤色看上去却几乎像蜡黄色的。它的面部是慈祥的，不过缺乏表情。它的双目是冷漠的，不过还可以发出锐利的目光。他的双手好像不曾衰老，也不僵硬，而且还很柔软。不过，年岁影响了他的精力。中国人安排我们只会晤十五分钟。毛完全被讨论吸引住了，因而延长到一个小时。我注意到周在频频地看表，因为毛已开始疲乏了。
　　同时，尼克松又记下了毛泽东这样的情形：
　　“毛很活跃，紧紧抓住谈话中的每一个细微含义”，他同时感叹这位“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的伟人，“非凡的幽默感”，仍然有统帅整个中国的气度和魄力。
　　半个多月以后，聪明过人的基辛格，在其白宫那特具安静的办公室里，细心品位毛泽东和尼克松谈话的纪录稿时，欣然悟出毛泽东在谈话中实际已经勾勒出了上海公报的基本线条。就是说，这位伟人，不仅在思索中国的目前，还在构思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未来。
　　应该说，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多次讲到他对文革的某些事件的再评价。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员时说道：
　　你们再不要讲他们（指叶剑英等）“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反对林彪、陈伯达、王、关、戚。
　　根据毛泽东的部署和指示，周恩来全面主持中央工作，在1972年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
　　1972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强调工业、农业、商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广大革命群众，继续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1972年4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正确理解和处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提出“‘冲击'社会主义的生产和业务的’政治‘，决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
　　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以周恩来审查同意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5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述《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强调要正确对待“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不仅要解放他们，而且还要正确使用他们。
　　1972年的八一建军节，陈云、王震、滕代远等老干部出席了招待会，为他们恢复了名誉，并在以后陆续安排了工作。
　　1972年国庆，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要“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
　　1972年文教科技事业开始了新机制。在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从上海机床厂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转发了毛泽东的一个批示：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之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这就是当时被誉为毛泽东的“七？二一指示。”
　　1970年6月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两校于下半年开始招生，改考试招生制度，为“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所招学生被称为“工农兵学员”，并确定他们上大学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是对于毛泽东的“七？二一指示”的贯彻落实。当时规定，凡具备两年工作实践的中学毕业生都可以由基层推荐，经学校审查，接受入学。整个招生计划仍由国家控制，招生名额由省里掌握。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周恩来1972年8月1日对《人民日报》负责人说：“《人民日报》等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东西也会抬头。”据此，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三篇文章，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的倾向。
　　1972年10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意见而写的一篇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提出要重视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
　　这些文章发表以后，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