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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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和任仲夷同坐北京吉普车去道里办事。在路上，我俩谈到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我坦诚地道出了我当时的看法：
“既要解决问题，又要团结同志，不能乱。乱就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不能像文革初期那样冲击一切，那样是不得人心的。”
听了我这番话，任仲夷表示赞赏，明确表示不同意某些其他人的看法。
1974年3月21日，在N等人的指挥下，哈尔滨第一机器厂、伟建厂、汽轮机厂等单位约80多人，进占中共黑龙江省委会议室，抢走省委文件，围攻省委领导人，强行要求省委交出他们向中央告省委的信以及江青等中央领导人批评他们的批语。从而使省委机关不能正常办公。这种情况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势必造成严重后果。被围攻的省委领导不得脱身，心急如焚；广大机关干部一时群龙无首，没有主意，徒有气愤加担心。当时我还在黑大工作组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21日我从黑大回到家，还未来得及脱外衣，张文鸣、栾锋、张林、宋树尧、辛培林、齐贤等人急忙来到我家找我。张文鸣劈头就用激将法说：“省里发生这么大的事，你范正美应该有个态度。”其实他们已经知道我的态度。我笑着说：
“你们不是知道我的态度吗？一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二反对他们的做法。”
栾锋激动时带着口吃说：“走，走，到我家去研究研究！”
于是，除了上述几位之外，还有骆中喜、陈杰等人。大概有10来人，挤在阿什河街18号筒子楼栾锋家的狭窄的住屋里开起会来。
房门敞开着，门外还站了一些人。大家七嘴八舌，讲明N氏等带领人冲击省委的情况和态势，希望我拿主意，有一种问计于我的架势，表现了大家对我的极大信任和期待。同时给我的另一个感觉是，与会者一个个显得十分激动，对于N氏等人，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和气愤。不过，我没有马上发表系统的意见，而是请大家设想出N氏这么搞的动机，分析一下他们这样做之后，将要发生的事态有几种可能、几种前途，然后分析了省委领导、机关干部的态度，我们可以采取的几种对策和方案，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大家摆了有关情况之后，我说道：
“我们不能搞什么组织，因为批林批孔是文革的继续，而不是新的文革开始。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但是还必须在政策、策略上不犯错误。有两点应该明确：一是坚持批林批孔，反对复辟，反对回潮；二是支持省委、肯定省委工作。两个方面，互为前提，互相制约。坚持批林批孔，必须反复辟、反回潮，不如此，就丢了大方向，这就要联系实际，对省委反复辟、反回潮方面存在的问题，必须坚决揭露和批评，但又不能过杠，同时必须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不能脱离本岗位。否则，就否定了省委的整个工作，就脱离了实际，那就与N氏没有区别；支持省委、肯定省委工作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既要批评，又要爱护，把支持理解为不批评、不揭露，对于反复辟、反回潮的问题听之任之，就又丢了大方向，也就是不搞批林批孔，这不是支持省委，这是让省委犯错误。目前燃眉之急是解省委之围，恢复省委机关正常工作秩序。要坚持这两点，又要应急，逼的我们又不得不搞一次大的动作，这就是大家刚才研究的，在北方大厦门前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揭发、批判省委工作上的问题，阐明我们对批林批孔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外面来。这就告诉人们，天底下不光有他们一些人，他们要怎么做就怎么做，还有其他广大群众有自己的看法。他们就可能悄悄地撤离省委机关。因为他们要继续这样做下去，就会严重脱离群众，把他们自己孤立起来。但是我们不能打横炮，把矛头对着他们。”
上述意见统一之后，就有一个谁出来召集的问题。经过反复商量，大家认为我和骆中喜（哈市第二建筑公司工人、全国劳动模范）两人都是十大代表，有知名度，对社会有影响，能够吸引群众参加。于是决定亮范、骆两人名字，以为发起人，发海报，于3月23日，在北方大厦门前广场召开群众大会，当天晚上即开始分头准备。
从22日开始，通过四处张贴海报，在大厦门前设广播喇叭进行广播，第三天即3月23日上午9点左右，在北方大厦门前广场集合了不下10万人。史称“三？二三”大会。
大会由张文鸣主持，栾锋、我、宋树尧等人先后发言。栾锋第一个发言，题目是批克己复礼——看林彪的反革命嘴脸；我第二个发言，题目是《打击革命造反派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我的发言一开始说：
“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及其代表人物，都是疯狂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反动派。孔子上台七天，杀了革新派少正卯。
“林彪同孔老二一样，恶毒咒骂革命造反派，疯狂攻击我国的红卫兵运动。潘复生也同林彪、孔老二臭气相投，他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大搞独立王国，在我省推行一条分裂、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新省委成立后，纠正了资产阶级派性掌权。但必须严正指出：由于省委领导三个正确对待解决的不好，把林、潘反革命修正主义极右实质当作极左来批，特别是有的领导把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利用批极左的口号，发泄在革命造反派身上，适应和迎合了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旧的传统观念和旧的社会习惯势力的需要，为否定造反派的修正主义反动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接着我从文革历史进程历数修正主义思潮，通过组织路线实现打击革命造反派的十个方面；
（1）潘复生搞资产阶级派性掌权，打击了一部分革命造反派；
（2）潘复生搞以我划线，顺我者提，用一部分造反派顶走了另一些革命造反派；
（3）潘复生借学生毕业分配支援三线建设之名，排挤了一些革命造反派；
（4）借落实老干部政策，搞官复原职，挤掉了一些革命造反派；
（5）不加分析地利用“哪派不参加的人”，代替了一些革命造反派；
（6）用年龄卡掉了一些革命造反派；
（7）机构调整拿掉了一些革命造反派；
（8）以不脱产为名，“挂”起了一些革命造反派；
（9）不许以工代干，去掉了一些工人、贫下中农造反派；
（10）取消基层革委会，“刷”了一些革命造反派。
“就是这样一打、二顶、三排、四挤、五代、六卡、七拿、八挂、九去、十刷，把我省造反派搞得寥寥无几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宋树尧的发言是揭露省委主要负责人汪家道挑动群众斗群众。
“三？二三”大会到了这么多人，是我们期待的。它在当时社会上震动很大，特别是声援了省委工作。“三？二三”大会之后，进驻省委办公大楼的N氏群众离开了。我们的目的达到了。以后我们这几个人又在省人民出版社等地，集会商量，以个人的名义联合发表《声明》，进一步表明我们不再串联、不再搞什么群众活动的承诺，认为批林批孔是文革的继续，应该在各级、各单位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过为了反映我们对省委的意见，在第一书记汪家道进京之后，我和张文鸣、孙淑贤等人商量，由张、孙进京通过中央信访办，反映我们的意见。当时我的看法是：汪家道明显的偏向N氏，如果我们不反映我们的意见，就会不利于龙江形势的发展，我们的努力就会前功尽弃。
197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以12号文件发出通知，对有些单位请示中央的几个问题作出答复：一是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组织。重申毛泽东关于“工人阶级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的指示；二是已经回部队的三支两军人员，不要再回支左单位参加批林批孔。部队要欢迎群众批评。三是强调“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指出“批孔比批林更困难些”，“各级领导同志务必理解这场斗争的伟大意义”，“要把各级领导机关的批林批孔作为重点认真搞好”，“要欢迎群众联系本地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实际所提出的批评”，同时指出：“有极少数领导干部不批林、不批孔，捂盖子、怕群众，甚至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煽动经济主义，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完全错误的。”重申要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
1974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免去汪家道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司令员的职务，回沈阳军区工作。对此，我和张、栾、宋等人十分高兴，我还写诗加以渲染，把它看成是我们斗争的胜利。深感我们对于形势的分析、基本做法，时机和分寸，政策和策略，这些问题的把握上，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对得起党和人民，为稳定黑龙江的局势，作出了我们应有的贡献，我们处以公心，光明磊落，并没有谋求私利。
我和张文鸣等的活动在派人赴京汇报以后就完全停止了。后来有人指责我们召开“三？二三大会”，是刘光涛派苏民支持我们搞起来的，这只是一种猜测，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应该说，当时省委领导从刘光涛到杨易辰、任仲夷、王一伦、李力安等其他老干部，是打心眼里赞同我们的。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小骂大帮忙，保护了他们，如果我们采取了同N氏一样的做法，他们中的许多人就要在批林批孔中挨揪斗之苦了。不过我们在中央文件下达后，我还是以高姿态作了自我批评；虽然我们支持省委、肯定省委工作，但是我们看待批林批孔的形势也有错误，也搞了串联、召开群众大会等等，同N氏是五十步笑百步。我们这样做并非逢场作戏，而是真诚坦白自我批评，以推进黑龙江形势的平稳发展。
组织去京汇报团回来后，我感到轻松愉快，就和省教育厅的领导全力筹备全省教育战线“批林批孔经验交流会”，具体指导起草刘光涛的题为《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教育阵地，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报告稿。这个会于1974年8月28日至9月3日在哈尔滨召开。我负责整个筹备并主持会务工作。
为了配合批林批孔，引导文科教育革命，于1974年夏季我出题并组织黑龙江大学和哈尔滨师范学院文科系部分工农兵学员和教师，组成哈尔滨文庙（孔庙，下同）调查批判组，对哈尔滨文庙进行调查。调查报告由黑龙江省人民出版社于1974年9月正式出版。通过调查，师生们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文庙（孔庙）是中外反动派利用孔孟之道维持其反动统治的工具。所以他们用了这样的标题：《反革命精神统治的铁证——哈尔滨文庙（孔庙）历史调查》。这本小薄册子，一共收录了四篇文章：《反革命精神统治的铁证——哈尔滨文庙（孔庙）历史调查》、《尊孔狂的自白书——对哈尔滨文庙碑志的批判》、《祭祀者的更迭与孔老二的脸谱变化》、《“吸血鬼”为什么都爱孔老二？》
调查报告的引言指出：哈尔滨文庙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共分九殿二室，占地九十余亩，是按照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把祭孔升为“大祀”的规格修造的。自1926年开始筹建，至1929年竣工，费时三年，由五十九个中外反动机构和许多外国大资本家联合捐款建成。
调查报告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概述文庙修建的历时背景、组织倡导者的组成及其动机、文庙的经费来源以及文庙竣工庆典主持者宣扬的主旨。《调查》说：1926年文庙动工时，正值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胜利地进行着反帝反封建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段祺瑞为头子的北洋军阀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哈尔滨在奉系军阀统治之下。当时的哈尔滨帝国主义侵略分子、官僚买办、封建军阀横行霸道。英、美、德、法等30多个帝国主义的资本家以及白俄分子在这里办银行，开洋行，设工厂，对我国进行残酷的殖民掠夺。在全国革命形势推动下，哈尔滨出现了不少革命的进步刊物。到处出现“打倒帝国主义及其工具走狗”等革命传单。在这种背景下，1926年五、六月，身居东省特别行政长官张焕相首先出面，召集“各界士绅”，商讨建文庙规划和筹款，成立“文庙筹备处”。唱主角的张焕相，据当时报纸称其“恐共产党宣传，为维持人心，恢复东洋道德计，力倡建设文庙”，其他成员如金荣桂、李绍庚、蔡运升、何玉芳、储镇等人，也都是些恶贯满盈的军阀、官僚。他们在“九？一八”事变后，分别当上了伪满洲国大臣、省长等一类汉奸。《调查》特别指出：哈尔滨的17个外国企业和9个外国资本家也捐款近九万元，他们提出“助修文庙亦无国界”。文庙修成后，在碑文里称建文庙是为了“以孝经教天下之顺，即以春秋遏天下之逆，使人人以仁孝宅心”，则“亲亲长长，而天下可平”。
《调查报告》第二部分列举事实，说明“文庙一建立，就成了封建军阀统治和压迫人民的精神枷锁，以后又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御用工具”。“日本帝国主义从侵入东北的第一天起，就狂叫要‘复兴孔教’。1933年（伪大同二年）8月，伪满文教部遵照其主子的旨意规定：祭孔为满洲国的‘国祭’。1941年，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更进一步狂叫孔教是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指导原理，说什么‘东亚新秩序’就是‘恢复孔子之教’。赤裸裸地利用孔孟之道，为其侵略政策服务。”
《调查》说：“据统计，从文庙落成到哈尔滨解放，中外反动派在这座文庙共搞了36次祭孔活动。”“1937年春，在哈尔滨，离春丁祭孔日期尚远，日本侵略者的头目和汉奸走狗们就忙作一团。他们纠集一起，研究祭祀方案，制定祭孔注意事项，策划招引观礼者的方法，使这年祭孔的规模大大超过往年。”“然而，1937年春丁祭孔的鼓噪声还余音未息，便传来了芦沟桥头的枪炮声。”“铁的事实充分说明，日本帝国主义狂热地尊孔，大搞祭孔活动的真实目的，就是要肆无忌惮地侵略中国的每一寸土地，而不允许中国人民有一丝一毫地反抗！林彪这个孔老二的忠实信徒，一面假惺惺地说什么‘和为贵’，一面又在暗中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妄想残酷镇压中国人民，其反革命策略和方法同三十多年前的日本强盗何其相似！”
《调查报告》第三部分论述“人民革命斗争必将埋葬一切尊孔的反动派”。
整个小册子是以工农兵学员为主、在教师指导下写的。我只是倡导并极力推动这件事，帮他们联系出版社出版，并没有做什么定题、审稿等具体工作。但我觉得这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至今不悔。尽管该书出版时间仓促，线条太粗，史实举证欠详，论断多于实例，文笔也还有润色的必要，但我还是给了他们以最大的鼓励和支持。参加者一再告诉我，文科大学师生搞点社会调查对他们来说是“难得的一课”。对于青年学生来说，不在于他们写的如何，重要的是他们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