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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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中山路，彼此无拘无束，披沥陈辞，一吐为快。
“前一部小说，基本以哈尔滨大专院校的文革为素材，题目初步叫做”激流勇进“；第二部以湖南特别是我的家乡为素材，题目叫做”民族魂“。”
晋长厚表示理解，然而说道：“你才当几天官，就不想当官了？别人想当官还当不成，你正是走红运的时候，就不想当官了？”
我开俯剖心地说：“当官这碗饭可不是我这个农村出身的孩子可以吃的。我没有靠山，我又极不愿意也绝不会攀高结贵，找后台。我想凭自己能力，自信天生我材。但是，这些年的风风雨雨告诉我，当官没有后台可不行。同时，我不能违心地办事，又不愿意说谎，见事见物不会说假话，讲一次违心的话总是长时间心理难受，不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见风使舵、耍两面派，搞两面三刀；再就是，我在关键时刻心慈手软，对人下不了手，这是潘复生给我指出的毛病，我这一辈子也改不了。我有这些弱点，怎么可以当官搞政治。”
“啊，”晋长厚沉吟良久，似有所悟，“是这么回事。我理解。有道理。那么，现……”晋长厚似乎一时没有想到更好的词语可说。
我把话接过来，“现在先干着，当务之急是尽快把第一部小说写出来。”
“那你为什么又要把你的小说叫做”激流勇进“，而不把它叫做”激流勇退“呢？”
“这是两个问题。小说”激流勇进“，讲的是革命造反。应该宣扬积极进取，鼓励人们为真理、正义而斗争。退还讲什么革命！还争什么真理、正义！我不当官，从政界退出，进入文化界，不是激流勇退吗？”
“文化界可不是闹着玩的，在中国，文化界的风险不亚于政治。”他一把拉着我的手，我们相视无语，彼此神情严肃。
“著书立说，抒个人志气，有文字考，让历史见证，比当官搞政治好。”我胸有成竹地说。
然而，时不我与。1976年秋季中国的一场巨变，把我的历史命运，折了个。
第3部分
第七章 熔炉断裂
人处今日之时与境，以如是身，入如是群，是固有其最宜者。此今日之最宜，所以为今日之最善也。然情随事迁，浸假而今之所善，又未必他日之所宜也。
——［英］赫胥黎
巨途则让，小途则殆，虽欲不谨，若云不使。
——［战国］荀子
政治的发展常常因人因事的突发而发生戏剧性的骤然巨变，引起大转弯，有时甚至是历史的回车。因此，人们与政治的羁绊愈紧密，其前途与命运的颠簸、折腾愈厉害。我的生命紧紧系在中国共产党的战舰上，因为领袖的更替而变得极为异常，生命折变。
1976年，中国人民心中的三颗巨星陨落：1月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逝世，终年78岁；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逝世，终年90岁；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逝世，终年83岁。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是中国的太阳。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他们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就是祖国与人民利益、前途命运的象征。对于他们的故去因为来得突然，人们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大多数中国人抚今追昔，瞻念前途，承受着这相继而来的沉重打击，为失去最亲近、最敬爱的领袖而感到巨大的悲痛。
三颗巨星陨落，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和进程，改变了世界人民的历史命运和进程，也改变了我的历史命运和进程。
1月8日晨，我和玉梅从外面晨练归来，在花园商店门前遇到一位朋友，只见她涕泪纵横，一边抹泪，一边走，见着我俩忽然号啕大恸，哽咽良久才说道：“周总理逝世了！正在广播……”
我和玉梅含泪跑回了家。我们听着广播，全家哀泣。大家没有吃饭，默默地离开家，我们到单位、孩子们到幼儿园去了。当时我正在哈尔滨市北方大厦开会，急忙赶到会场。在大厦的西二楼侧厅会议室里，聚集着全省大专院校主要领导。当天的会由省委主管文教的书记王一伦主持，他宣布向总理默哀三分钟。会场上一片抽泣声。人们的眼圈红红的。我和王的目光相对，眼睛里都噙着晶莹的泪花。
在那些日子里，我向家人一遍又一遍地讲述总理对党、对国家、对人民以及对我自己的恩情。我说：“是总理一次一次地保护我，要不然，我还不知道存在不，我们的家就不成为其家了。总理最爱护老干部，也最爱护年轻干部，爱护红卫兵；全国有多少老干部受到他的保护，也有多少年轻人，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在他的庇护下得以生存。总理不在了，像我们这样的造反派年轻干部就没有人为我们说话了。”
“还有毛主席。”玉梅急忙补充了一句。
“毛主席只定原则，具体问题，特别是一个个省的造反派，只有总理知道得一清二楚。总理既有全局在胸，又善于着眼细部，能把事情不离原则地办好。总理是真心实意拥护毛主席，拥护文化大革命的。”
平时对周总理的崇高的、甜美的感情，现在都变成令人心碎的深远的回忆，一幕幕又呈现在我的眼帘。特别是那些近乎淡忘的细节，如今又像珍珠般清清楚楚地串联起来。他怀着为中华崛起的雄心壮志刻苦读书和磨砺自己，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最壮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关头，他总是站在毛泽东一边，同毛泽东并肩而战，为毛泽东排忧解难，把毛泽东的战略决策、长远规划和各种方针政策落到实处。他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贡献，重于泰山，辉映日月；他对于中国人民的恩情，胜于大海，气贯千秋。在文革期间，对于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人，像我这样幼稚可笑的毛孩，那语重心长的亲切教悔，那披肝沥胆的自我批评式的谈话，那寄予无比激励、无限豪情的希望之词，那熟悉的令人激动的指挥我们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情景，那特有的在我们队前疏导的动作，那令人传颂的工作风范，那独特的音容笑貌，现在都是那样的清晰，那样的真切，那样的令人感动，那样的令人回忆满怀。他就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支持，我们的榜样，我们的向导，我们生命的保障。他是共产党人的典范，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楷模。总理了解我，关爱我，保护我。我为得到总理的了解、关爱和保护，而感到莫大的幸福和无比的骄傲。这一切，如今都离我远去了，因为他的故去，永远无可挽回了。他对于我们的爱有多真，他对于我们的关切有多细，他对于我们的寄望有多切，他对于我们的恩情有多深；我们对于他的崇爱有多高，对于他离去的哀痛有多重，对于他离去的记念有多远，对于他离去的损失有多大，只要想一想我们从此孤立无援，感到后怕才知道。越是联想不止，就越是痛断肝肠，撕心裂肺。
得到朱德的噩耗是当天早上的联播节目时间，我们全家听到哀乐声惊呆了，我们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全家沉浸在难以言状的悲痛之中。我的两个孩子还没有上学，但他们常听我讲井岗山会师、朱德的扁担、朱毛合首阵前研究地图指挥抗战、朱德不凡的人生经历和革命的坎坷岁月，朱德入党的故事，朱、毛、周的情致和友谊，朱德对母亲的回忆，朱德的诗和朱德的书法，朱德在哈军工的孙子，朱德在文革中的情操，如此等等，他们百听不厌的这些故事。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朱爷爷有着崇高的地位，开启了衷心敬佩的灵窗，把赞美和崇敬藏在纯净心灵的深处。这突如其来的不幸消息，他们跟我们两个大人一样，以泪洗面，给予深深的哀悼和缅怀。朱德在我们心中竖立的丰碑，因他的逝世，使我们更感到崇高、雄伟。我们回顾他的革命生涯，缅怀他的丰功伟绩，记念他的胸境和美德，痛悼他的辞世所带来的巨大损失，在追悼的那些日子里，天天难以平静，沉浸在一片哀痛之中。
眼看着毛主席的战友一个个离开了人世，中国人民极其悲痛地思量着中国的当前和未来。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爱越深，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越笃，对毛主席战友的纷纷辞世的哀痛就越深越远。然而，人们万万没有想到毛主席也不久离开了我们，会见马、恩、列、斯和他的故去的战友去了。
中国人民在1976年悲哀连着悲哀，不幸连着不幸。
9月9日那天，我正在北方大厦主持全省招生工作会议。午饭后，我回到住室刚刚躺下，昏昏欲睡，省招办主任才起进屋把我摇醒。
“苏民政委找你，说是有紧急事情要找你谈，请你马上去省委机关。他在他的办公室里等你。”
苏民是省军区副政委、省委常委、省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我赶紧驱车去省委机关大楼，一路揣摩着苏民找我的用意，忽然心头一阵悸痛，心情突然沉重起来，因为最近一些日子，社会上盛传毛主席健康不佳，因而惊恐万状地走进苏民的办公室。只见苏民显得异常沉重，像是刚哭过，眼圈通红，眼角挂着泪痕，见到我，亲切地迎上来，哽咽地说，声音极其低沉：“告诉你一个极其悲痛的消息，主席去世了。”他的声调略带嘶哑而颤抖，泣不成声，艰难地长长地抽了口气，极力使自己镇静下来，“你赶快回会场，结束会议，让大家赶快回去。可以告诉大家，一切按照中央和省委指示办。”
我一路眼泪长流，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北方大厦的。回到我住的房间，我伏在床上的叠被上嚎啕大哭。良久，我极力收住眼泪，啜泣地对等着我回话的才起说：“毛主席去世了，我们要遭罪了，中国人民要遭罪了。怎么办啊……”
才起深深地抽泣，没有说话。
我哀痛不已，极力控制自己的情感，但哀思奔流，万念俱生，无限忧伤，剪不断，理还乱，道不清，诉不完。到了会场，我向大家报告了这一不幸消息，情难禁，见着与会者一个个震惊、悲痛的神情，我还是失声恸哭，台下也是一片哭泣唏嘘声。
我无法控制自己的哀恸，因为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是他领导中国人民奋斗，使一个曾经百孔千疮、到处是分裂、不义和蒙受奇耻大辱——被外国瓜分、蹂躏——的国家赢得了高度尊严和统一，让一个被外国人讥笑为“东亚病夫”的民族顶天立地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令世人刮目相看。他是新中国的旗帜，新中国的擎天柱，新中国的象征；他是我们年轻人前进的指路明灯，人生远航的舵手。他的思想和哲学是那样富于思辩、流畅和明白，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他教导我们无私地献身于人民，永远站在人民一边；他是一个难得的全才，不但是中国人民的领袖和导师，也是世界人民的领袖和导师。我难以表述他的思想，概括他的贡献，描述他的事业，颂扬他的恩情。因为他，我们感到无比的自豪，充满自信而奋斗不息。如今他离开了我们，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们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再也看不到他向我们挥手了。
我是唱着《东方红》长大的，照着他的指示学习、做人、战斗而成长的；他教导我爱人民之所爱、恨人民之所恨，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改正错的。我的血液里流淌着他给的营养，脑海里充满着他灌输的思想。是他领导和指挥我们造走资派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斗争正未有穷期，谁胜谁负难分，他就离开了我们，教我们今后如何生活和斗争啊？！这种永诀的感觉，心在颤抖，五脏俱焚。这种难以排遣的巨大哀伤，联想今后国家前途、人民和自己的命运，使我的心情突然变成了一种不能名状的恐怖；我感到自己努力追求、向往的东西，共产党、毛主席带给我们的希望、动力和欢欣，似乎忽然都匆匆随着毛主席的逝世，一齐也离我而远去了，无可挽回了。这是我对国家未来可能发生的事变及其自我命运的预测、忧虑生来的恐怖，是一种神经恐怖、思维恐怖。难言述哀痛，只有泪如雨。“男儿有泪不轻弹”，此时哀思难禁，当着大家的面，我能说什么呢，终于伏案放声大恸。这样持续几许时间，我激动的神经并非都在亢奋，那些主事的中枢挺身出来警告我：作为一个革命的年轻的领导干部应该振作起来，给大家作榜样，化悲痛为力量，革命工作还要继续，大家正等着我部署，不能这样感情用事，便揩干眼泪，强把招生的部署和要求讲完。
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在当天下午三时向世界公布了。
从开会的省文化厅会议室（招生工作闭幕式在这里举行）出来，我徒步朝着省革委会机关大楼的方向走去。只见黄尘滚滚，遮天蔽日，整个苍穹一片灰蒙，似乎天在大恸，地在呜咽。这天情地意，与我1953年3月5日，在乡下得知斯大林逝世当日之所见相同。我的心灵为之震颤：这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为天下劳动人民谋幸福，感天动地之象。路上行人脸色忧悒，低首匆匆走着，公共汽车默默而行，城市嘈杂喧闹的声响忽然沉静下来。整个哈尔滨、整个中国此时沉浸在震惊、悲痛之中。
骤然的噩耗激起的情感痛失，渐渐进入理性思维，使升浮的思絮慢慢沉落下来，我对毛泽东的悲痛化作泪，化作思，化作诗，化作誓。此时此境，除了纸笔代喉舌，我的满腹哀思向谁说，同谁交流。那些日子，我在家里，翻读恩格斯的著作《马克思墓前演说》，联想毛泽东的生平事业，瞻念党和国家前途，思想波澜起伏，铺开大纸写诗填词，并把它们张贴在四壁，以寄托自己的万种哀思，隽永之情。这些诗词，都记在我自己的诗集（笔记本）里。在清查期间被抄一空。这里仅把其中一首刊登在1976年9月《黑龙江文艺》特刊上的《悼念毛主席》词，抄录如下；对于我那时的思想与情结，可窥豹于一斑。词曰：
霹雳一声，痛裂人心天地惊。想韶山，遥望北京，更思长征！揭开东方新史篇，一创伟业建奇功。展宏图继续挥巨手，跃鹏程！凌云志，永继承，更奋力，绝不停。雄文四卷握，朝阳在胸。笑迎困难斗资修，高举红旗战恶风！为革命愿洒满腔血，慰英灵。
当时省革委办公楼各委办还出了墙报，人们用诗文吊唁毛泽东逝世，寄托自己的哀思。我们省文教办也办了墙报，我写了二首诗词表达自己的心情。
在毛泽东治丧期间，我参加了省革委会机关设立的毛泽东主席吊唁厅的领导干部轮流接待干部群众吊丧活动。省革委机关毛泽东主席吊唁大厅是我建议省革委办公室主任吴方林搞起来的。他说中央有通知，不要乱设灵堂。我说，省革委机关怎么是乱设。你设吧，错不了。这是百年不遇的丧事，深得人心、深得党心。
当时的禁规打破了。各地党政军机关纷纷设立各种形式的吊唁堂，并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吊唁活动。省革委机关设立的吊唁大厅，附近及一些地方老百姓闻讯以后，纷纷前来吊唁，天天络绎不绝。我看到，许多老人一望见毛泽东遗像，便止不住号啕大恸。有的老人一进吊唁大厅的大门，就哭诉地喊道：“毛主席啊毛主席，您是我们的主心骨，您老人家走了，谁替我们说话，我们怎么办啊？”“我们刚刚过了二十多年太平日子，您这一走，说不定又要过苦日子啊！遭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