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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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规定：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和案件应给予彻底平反；凡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而反对毛泽东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文化大革命或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绝不允许翻案。于是全国出现了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事实上，到了地方，就成了凡是文革期间的定案，一风吹。我的一位住在双城的朋友告诉我，他亲戚认识的一位朋友，因为贪污问题被革职，这会儿也作为一大错案，翻了过来，由政府赔了他的款。
12月10日，中共中央下发《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14日，省委召开有线广播大会，宣读“四人帮”材料目录，要求全省党组织进一步发动群众，掀起揭批查新高潮。同时也号召，犯错误的同志要赶快觉悟起来，同“四人帮”划清界限，揭发他们的罪行，转变立场。
这一期间，因为会议一个接一个，精神似乎越来越明确。我自忖自己的文革史，认为自己除了按当时统一安排到北京接受毛泽东会见红卫兵和群众、为炮轰派告状、参加十大，到过北京，因为被派参加朝农学习班，到过锦西以外，同“四人帮”的人和事没有什么牵连。我既没有个别或集体见过“四人帮”中任何个人，同毛远新除了北京告状期间见过几次，以后再也无任何个人联系。整个文革过程，我凭着个人信念、以自己的认识和自己的为人，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和当时中央的喉舌——中央两报一刊的社论行事。我的文革史三大段、三大特征。
初期在师院坚持团结大多数，中央发了文件，予以肯定，继而参加省里夺权，首倡军干群三结合，首倡革命委员会，使黑龙江的经验受到毛泽东高度称赞。
中期因为反对潘复生镇压炮轰派、打击干部群众而上访北京，总理亲自处理，潘汪检查，中央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发了专门文件；嗣后，潘复生翻案，我因此挨潘复生的整，是总理解救了我；许多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经历——蹲牛棚、挨批斗、接受改造、下放劳动——这些我也挨过。
后期在省委领导下工作，在反回潮和批林批孔中，虽有些缺点错误，但总体是维护省委、维护稳定的。
我在文革中不但自己没有打砸抢，而且还因为反对砸打抢而挨整，也没有贪、占、变的资产风。对江青还有一些微词。除了反刘邓，我拥护总理，拥护中央其他领导人。
因此，对照中央文件，同自己的过去挂不起钩来，也就不往深处想，更不往坏处想别人可能会借机做文章。如果有问题的话，就是对华国锋信用度不高，对“四人帮”的问题的性质及其处理不理解。对于中国历史上这么大的事变，一个大学生出身的党员，难道不应该有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吗？！我还想，对毛主席尚且可以如此责难，为什么就不能允许对华国锋有自己与人不同的想法。遇事问个为什么，绝不盲从，有什么不对？况且，这是认识问题，思想问题；要改变认识、提高思想，也需要时间，需要实践。更重要的是，我在行动上和中央保持一致，从未在公众场合发过不同于中央的议论，更未做任何反面宣传，这些想法、看法都在情理之中，是法律和政策允许的。
然而，历史的进程打破了我涉世不深的书生气、认识上的浅薄性和政治上的幼稚性。到1976年12月30日，牛成山、聂士荣、张永昌、刘雪峰等造反派头头关进反省室之后，我开始想，这些人在反回潮和批林批孔中确有错误，但他们与“四人帮”也没有牵连。继而细想，啊，我明白了，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绝不能犯经验主义，像是毛泽东领导的清查林彪集团那样，只是抓少数几个死党，而这次是要搞倒一大批人，目标是文革中的造反派头头，目的是否定造反，否定文化大革命。“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是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班长，夺了省委的权，清查哪能让我幸免。随着揭批查这个不叫运动的运动的逐步深入，我才一步步认识到这一点，嘲笑自己的政治愚钝和历史浅薄。
过了1977年元旦，特别是3月以后，社会上关于我的谣言迭起，甚嚣尘上。什么范正美被“四人帮”选作教育部副部长呀；什么范正美跟毛远新关系特别密切呀；什么范正美是“四人帮”看重的苗子呀：什么范正美再晚一些时候就要当上哈尔滨市书记呀……传谣者益众，内容益离奇，由哈市而外地，由学校而社会，由社会而机关，由远而近，风声鹤唳，社会震动。一些同我关系密切的人，也开始沉不住气，纷纷打电话或通过其他方式问我其故。
一天，我一走进机关办公室，文教办高教处孟新、赵××等几人急忙问我：“最近社会上关于你的传说不少，是否有所耳闻？”
我说：“鲁迅说：”谣言可以杀人‘，’谣言可畏‘啊！“
不知道什么人说了一句：“无风不起浪！”
我冲着他没好气地说：“事实终归是事实，我用不着向你澄清，也没有必要同你争辩。谁说也没有用，让将来的事实来说话吧。”
我已经不再做美梦了。我想，这是经过精心策划而发出的一个氢气球，一种信号，一则试探，一阵武装侦察。因为我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口碑也不错。不造一种空气、一种气氛，形成某种气候、某种舆论，不好对我下手。这回快轮到我的头上了。
于是，这期间，我在机关学习揭批“四人帮”文件时，索性不再发言了，无论开什么会，我都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就是手不释卷，捧着一本《鲁迅杂文选》读，旁若无人。别人发言或作什么议论，权当耳旁风，心里只是聆听鲁迅的诙谐、辛辣的弘论阔议。我觉得，我这时的心情最适合跟鲁迅的杂文对话。同时，这时候我说什么，别人也不信。我又能说些什么呢？！因此，我只有等待历史对我的摆布，随时准备进牛棚，接受“审查”。
1977年4月5日，早上起床时，我连连打了几个喷嚏。玉梅关切地问：“是不是感冒了？”我说：“不是我感冒了，而是有人对我感冒、在琢磨我了。我总觉得这几天要出什么事似的，你得有个思想准备。”
最近社会上的谣传，以及牛、聂、张、刘等人进学习班，玉梅都知道。她们厂里关于我也是风言风语，议论纷纷。但是，在她那里都变成了肥皂泡，一个个不攻自破。十来年我们朝夕相处，又挨过潘复生的整，她很知道我的底，也知道我能正确地对待将要发生的事；她自己也做好了应对的必要准备。她说：“要注意身体！别的都没有用。身体是自己的。”好像我真的马上要进牛棚一样，她上前来帮我穿衣服，整理上班的东西。
这情景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果真言中了。当天下午两点来钟，省文教办笼罩在可怕的寂静之中，我正在办公室聚精会神地伏案读鲁迅的文章，省文教办机关党支部书记王亚男、政工处副处长田桂琴来到我的办公室，对我郑重宣布：“正美同志，省委决定给你办学习班，现在就走。先到你家，取牙具、毛巾和衣物等。”
我说：“让我收拾收拾。”同我一个办公室、对面座的省文教办副主任、四把手杨辉说：“不用你，等他们来吧，快走吧！”
我想，“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话到嘴边的快马即将冲出口便赶紧收住缰绳。脑海升腾一个概念：人在这时，既不要失态，也不要失度，让人家看笑话。历史还在前进，人们还会相见。我上车才警觉，他们这是要抄我的家，听说搞牛成山等人他们就是这么干炼。显然，命令刚颁，他们性急是怕有人给我家里通风报信，抄不到什么“干货”。到家之后，只见玉梅已经由文教办的干部把她从班上“请”回家，外屋房间里的书柜洞开——文教办的干部正在抄我的家呢。可能因为我并没有免职，加上专案组成员都是文教办干部，我平时待他们不薄，抄家显得很文明，他们没有翻箱倒柜，折腾所有家什，也没有把柜子、箱子里的什么东西全兜出来弄成满地。只是要我的各种笔记本。这时，我想，我一身清白，可以敞开心肺给人看，也没什么秘密和隐私见不得人。于是，我主动把所有的工作笔记本都给了他们，还主动把我写的小说稿《激流勇进》拿出来也给了他们。我从容地向玉梅交待，组织上要给我办学习班，这有利于搞清我的问题，你好好照顾两个孩子。你受累了。又把一份关于林彪问题的中央文件交给她，要她以后转交我的同学谷丽娟，供她教党史用。
乘车去“学习班”的路上，我想，共产党员应该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什么问题一次讲清楚，竹筒子倒豆——一次清，争取早日结束“学习生活”。后来我发觉自己又犯了幼稚病。因为当局原来期望过高，本来很清楚的问题，却反反复复，搞了好几年，直到1997年还在找茬、制造事端。
我原以为，时下拨乱反正，实事求是，一切讲政策、讲传统，给我办学习班可能有别于对待牛、聂等人，将我和文教系统一些造反派头头圈在一起，组织我们学习华国锋等人的讲话和中央文件，动员我们揭发“四人帮”、揭发毛远新。当把我独自一人关进黑龙江省体育招待所301室之后，我才明白，我真是太天真烂漫了。
我环顾一下四周。这是个套间，安排我住在里屋的一个大房间里，里面摆放九张单人铁床，上面还铺着白床单，叠放着白被子。外屋一分为二，里面是一间由上面嵌着明玻璃的木制隔断隔开的小办公室，外屋为过道。透过明玻璃，从办公室可以监控出入人员，好一个理想的“牛棚”处所，办案设计者真是用心良苦。
我大约是三点多钟被关进来的。看来，把我看起来的决定来自省高层且很突然，工作人员显得措手不及，老是出出进进，忙个不停。
当日下午四、五点钟时，田桂琴告诉我可以到外面走走。于是，趁着他们忙忙碌碌，我出门在院子里走了一圈，看了看地形。
省体育招待所的大院，三面是木栅栏，西侧是田径训练场。西边有一条林荫小道，通向大街，西南是两栋体委家属宿舍，东北方向有两栋三层红砖大楼，为田径运动员集中训练的宿营地，办公室设在北楼，是招待所的主体工程。靠北楼不远，是大食堂，可同时供二、三百人就餐。我的牛棚安排在北楼三层东头。从北楼出来，往东几十步是招待所的方型水泥柱大门。大门东北对着一片市民平房住宅。大院周围是十数米高的榆树，间或也有几棵松树，大门出口的三角区还有一片杂木林子。我感到这个环境不错，绿树环绕，空气不坏，放风时我可以出来散步、做操、锻炼身体。
照理说，我进去的当天就应该跟我谈话，说明情况，交待政策，提一番明确的要求。但是，直到第三天，省文教办副主任、二把手张双城才出面，十分简单地说了几句话，这是给我办“学习班”，帮助我重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希望我配合云云。我想，这哪里是什么办学习班、什么帮助，这是不折不扣的关押、蹲牛棚、进看守所，是对我政治权利的粗暴剥夺和残酷践踏。这和文革关押、蹲牛棚没什么区别。所不同的只是，前者是群众组织搞的，而这是党组织的有组织的行为。然而，我没有说什么。我深知这时候，我如果慷慨陈词，或者提几声抗议，徒增贬斥，受到奚落，让自己难堪，不解决任何问题。谁教我是中共党员、党政干部。因此，不论我心里怎么想，我还是这样冷冷地回答：“我有错误，接受组织审查，也欢迎同志们帮助。”
什么事情不到临头不经心。我在潘复生时代见过这种场面，对于这次进牛棚也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被关管起来，心情才终于沉静了下来。常言说得好“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当天晚上，我反复思考，华国锋的大权从一开始就是别人把持，他们要把造反派头头打成“四人帮”的干将、爪牙，把我们这些人曾经给他们戴过的各种帽子奉还给我们，以达到否定文革的目的，最终找个借口，把华国锋赶下台，开辟一个新时代。对于揭批“四人帮”运动的走势，一开始就是捆着毛泽东一起批再明确不过了。因而，我对于当时报刊、电台宣讲的“实事求是”四字，觉得特别反感。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自己要冷静：对于将要发生的情况（包括人和事）宁可估计得复杂一些，接受审查时间宁可准备长一些，关于自己的前途宁可想得坏一些，要准备蹲班房。自己检查的态度应该是竹筒子倒豆子，不挤牙膏，不添枝加叶，不节外生枝；认识不无限上纲，跟现在的中央保持一致，不顶牛；与人谈话不卑不亢，不计较人家说我态度的好坏，什么时候、什么情况坚持实事求是，前后一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自己要“冷”；对于文革中的问题、工作中的问题，自己敢于担担子，推功揽过，决不上推下泄；对于思想认识问题，不计较调子高低，如涉及法律责任决不含糊。要襟怀坦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要永远对得起毛泽东、周恩来，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要站在人民一边，以人民的欢娱、安乐为自己的欢娱、安乐。把个人的得失、荣辱放在人民的得失、荣辱之后。
这样想以后，我感到思绪不乱，心情坦然。但翻来覆去，脑海里总是忘不了毛主席、周总理关于文革的一系列教导和前前后后的许多事情，也忘不了自己跟随毛主席、党中央参加文革的一段段历程。常思结想，5日、6日，连续做梦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于是我在4月7日早，写成《梦记》一诗。诗曰：
夜想毛主席，久久难成眠；常在浓荫下，饮甘不知甜。
今日怀深恩，滴滴入心田。
进击不容易，回头识珍言。
二想周总理，结梦湿襟衫。
征途化险夷，砥柱挽狂澜。
百忙求赐见，欲辩西延安。
先生置吾死，巨手几度拦。
辗转不得睡，深知革命难。
辛辛悟此道，如是梦竟酣。
回想起来，对我的审查，从接受揭发批判开始，经历了几个阶段。
也许是我的愿望过于善良和相信中央领导，对清查我此时还是抱过不切实际的想法。总认为自己跟随毛主席、党中央，并没有越轨行为，甚至想，我对得起黑龙江省人民，更对得起广大干部。总有一天，人们会承认这个事实的。当时还想，我的问题没有定性，我的职务还没有去，现在还是省委委员、省革委常委、省文教办副主任，不是要区别于文化大革命吗，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不管什么性质，一律打棍子。所以，开始我没有挨大会批斗的思想准备，是一个梦提醒了我：
灰蒙蒙的一天，黄沙飞扬，似昼非昼，似夜非夜，我被突如其来的两个大汉推上一辆黑色小车，道路崎岖而异常颠簸，幌幌悠悠，跌跌撞撞，下车后，又过来几个似熟非熟的人，将我架到哈师院大礼堂。只见礼堂内黑压压地坐满了人，灯光忽明忽暗，前台横额上，挂着白纸黑字横幅，上书：彻底批倒批臭四人帮的黑爪牙——范正美。一个似乎很熟的人，可怎么也想不起来他的名字，正在高声发言批判我。忽然，从天幕后跑出来一个人，也似乎很熟，却记不得他的名字，大声吼道：不许胡说。
我被惊醒，原来是南柯一梦。这分明是我的神智警醒：不但必须做好挨批挨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