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6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被惊醒，原来是南柯一梦。这分明是我的神智警醒：不但必须做好挨批挨斗、甚至挂大牌子、大弯腰的思想准备，还必须有坐牢的充分思想准备。
　　什么事情，只有做好思想准备，才能冷静地应对一切，不至于慌手慌脚。这个梦使我从一切不实际的幻想中醒悟：要准备应付一切最坏的局面。
　　那个时候，我经常做恶梦。说来很怪，许多事情竟事先在梦中出现，使我从中得到启示。我常梦见一群黑狗，远远地对着我狂吠，有的还冲上来咬我；我多方躲避，总是逃不出它们的包围。或者是有人朝我打棍子，或者是在汪洋的水边有人推搡我，常把我惊醒。第二天早上或早饭后，我就跟看守讲这些梦，要他们给我破梦。
　　1977年5月，在全省地、市负责人会议上，刘光涛在讲话中第一次提出，毛远新是“四人帮”死党、东北“太上皇”，要求全省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同时，深入揭批毛远新。把毛远新当作东北“太上皇”，我觉得这是明晃晃地直接对着毛主席去的，感到无论从哪个方面也不能这么做。认为这哪里是批“四人帮”，而是直接批毛主席。
　　7月1日至5日，省委召开揭批查会议，部署彻底粉碎“四人帮”及其死党、东北“太上皇”毛远新在黑龙江省的帮派体系。9日，省委召开揭批“四人帮”及其在黑龙江省的黑爪牙的有线广播大会，拉出来批判的有张洪池、牛成山、陈造反、聂士荣、张永昌、刘雪峰，还有我和宋振业等人，在台上站了两排。在这次揭批大会上，给我们几个人，一律派戴了各人所在战线（即张为黑龙江、牛为财贸战线、陈为团省委、聂为工会、张为省委机关、刘为农口、我为教育、宋为体育）上的“四人帮”在黑龙江省的黑爪牙的大帽子，对我们每个人各作了一番大揭大批。内容是：对牛陈聂张刘的批判是在批林批孔中大搞串联、揪斗老干部、冲击省委机关，对我和宋振业的指控是，在教育、体育战线上忠实执行了“四人帮”的路线，对我们这几个人共同的揭批是，反对邓小平、攻击华国锋。在这次揭批大会上，令我吃惊的是两件事，一是批毛远新和牛陈聂张捆在一起；二是“四人帮”在黑龙江省第一个黑爪牙是张洪池。
　　把毛远新和牛陈聂张捆在一起，我感到实在牵强附会。因为着实毛远新是反对他们的。
　　把张定为“四人帮”的黑爪牙，我也觉得太单薄。张来自大庆，安徽人，因献身养猪事业成名，被冠以全国劳动模范光荣称号，1971年被选进省委班子，任省委常委。因为1975年他参加了王洪文组织的中央青年干部学习班。在这次学习班上，王洪文提出各省去的这些人，应该个个是敢同走资派斗的老虎，“现在，学习班结束了，放虎归山，希望你们不负众望。”仅此一事，就这样，大张旗鼓，便认定为张是黑龙江省的“归山虎”，成为我省第一个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将其推倒狠批，这还有什么政策界限。
　　如此大揭大批搞了几次之后，就分别拉我们到本行业的一些单位游斗，接受部门和行业的批判。我被先后拉到哈师院、黑大、哈医大、哈三中、哈一机厂等处批判。说实在的，这些批判会，对我没有什么触动，因为满篇形而上学，东拉西扯，东拼西凑，断章取义，以点盖面，以偏盖全，不讲逻辑关系，不讲本质联系，不讲历史，不讲辩证法。每次批斗会之后，总免不了要我写一篇思想汇报。
　　参加这样的大会，我常常效徐铉“映日而视”之法，即认准一个视点，不移动我的目光，然后就出神地想我曾经读过或听到过的各种故事或其他经历过而未经意的稀奇古怪的事情。对于大喇叭传出来的喊叫声，听起来便成了一片尘外叫嚣，这就什么也不入心、不生气。我发现这是一种很好的休息方法。发言者有时对我发问，我常常不知所云。但有时又像听故事，觉得有些事玩味起来，有如湖南俚语“蛮有意思”、天津俚语“槽改”（戏弄）。
　　例如，哈师院组织的对我的专场批判会，中文系教员王宝大在揭批我的小说稿《激流勇进》时说：“范正美用华程这个人物形象作为自己的化身，用美化华程来吹捧自己，为自己树碑立传。小说中用他在文化大革命前与文化大革命中的身份，以及江城大学的描写，向人们表明，华程就是”四人帮“黑爪牙范正美自己。为了吹捧和美化自己，小说编造了华程是烈士的后代，又无耻地将社教中贫下中农的‘救星’、文化大革命中的‘学生领袖’等桂冠，戴在华程头上，再加上一些‘舌战群儒’、‘绝食斗争’、‘虎口脱险’等荒唐离奇的情节。这样，作者通过塑造华程这个人物，便可以把自己突出起来了。”
　　“他把华程打扮成‘起点高’、‘基础好’的超群之才，极力宣传自己是始终正确的造反派头头，‘红卫兵运动的代表’、‘新生力量’。其实是一个极端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者。”
　　为此，他举了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他们家修菜窖，两个友人给他们家帮忙，“大家累得腰驼背痛，到了吃饭时，我们这位革命英雄连顿饭也没让吃！”
　　第二个例子：“省文教办机关的几个同志出差，到哈尔滨火车站集合，约定不见不散。其中一位同志去晚了，范正美竟和另一个同志先上车走了。”
　　批我的小说，我听进去了，而且洗耳恭听，因为来自读者的任何批评，不论是谁，我都欢迎，何况我的作品尚未发表，就有人如此有兴味进言，岂能不欢迎。他的发言把我的思绪带进了自己草构的故事情节之中，并产生了新的联想，使我哑然失笑。我感到好笑是：这是半部未发表的小说稿，而且是未成稿，竟然引起人们如此注意，给了这么高的评价，不觉荣幸之至。此其一。
　　其二、小说以一所大学的文革为题材，概括了我省几所大学校园的重要特征，塑造了一所江城大学校园环境，怎么将其附会穿凿为哈师院。
　　其三、写小说可以虚构，也可以依据自己的某些生活素材，但绝不能把后者看成自我描写。不是批判“四人帮”利用这一点做文章、打击作家，怎么这不大一会儿，就又拿“四人帮”的不是当理说。这一致性、同一律安在？“书论宜理”，这理在哪里？
　　其四、所说的这两件事例，确有一定形影，但是事实绝然相反。我家干活那天，我和玉梅早已商量并备好了简单的饭菜，事毕之后，再三挽请他们吃饭，到家坐坐。他们说：“你家正忙，帮忙不能添乱。”临走时还诙谐地说，“以后有的是机会吃主任家的饭。”我们以实为实，就放行了，没成想却落个自私自利的话把。第二件事，更是无稽之谈。等车之约有言在先，以不误上车为准，来不及就在车上见，哪有多数人为了一个迟到者而看着火车开走等他的道理。这又是谁家之道？
　　回到反省室，我仔细回味王宝大的发言，感到其弦外有音，意蕴绵长。细心的读者一定还记得我在前面曾经提过他的名字。他是1964年中文系毕业留校生、全校有名的造反派，又同我一路战斗过来，友情甚好，并因此被潘复生列为“范穆任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他是知情人。让他出面揭发我，有组织者的多重用意：首先，给他一个亮相的机会，让他通过揭发立功悔过；二来表面上是给范正美和师院某些人、其实是给不知情的上级领导者一种感觉，像王宝大这样的知情人也起来揭发，说明范正美多么孤立，不得人心，同时也说明哈师院的揭批查工作多么深入、细致，大有效绩；三来给人一个幌子，现在的政策多么好，像王宝大跟范正美这样关系密切的人，只要起来揭发，就可以捐弃前嫌，过往不咎，以资示范，教人效尤。而王宝大表演得也真鬼道，他既给人们使了一招，你看，我对于范正美的近乎隐私的情况也揭了出来，可见革命彻底，同范划清了界限，无可厚非；然而，他又留了一手，对小说的批判，小骂大帮忙，范正美是个好人，虽调子高，而事不实，经不起推敲，一般人听不出门道，主持者也不能挑理，徒有其吵吵嚷嚷、先声夺人之表，而在实质上却什么也落不了笔，既不能入政治帐，也算不上思想帐，更不能说我为人不好。文人官司，文人自知。不得不令我偷着笑：这是文革这场演习把他教乖了。
　　我的专案组副组长孟新事后问我听了哈师院专题揭批会作何感想？我谈了上述四点挨批感。
　　孟新是从哈工大借调到文教办来工作的。当过系总支书记、李昌的秘书，人很聪明、机敏，办事能力较强，有小李昌之誉。杨辉曾经想安排他当文教办高教处长，我没有同意。我总觉得此人过于“精明”，常常笑不由衷，给人以一种不那么实在之感。而且，他本来是处长，可以派到大学当个副校长或副书记什么的，现任高教处长的宋杰，为人厚重，工作踏实，文革前是副处长。如果安排孟新当处长，实际是压了一个、误了一个，双双受挫，没有这样安排干部的。因此，孟新被留下来待命，协助高教处工作。这回作了我的专案组副组长。他欠笑地说：“揭发批判嘛！哪有事实都那么准确的。文化大革命中也是这样吧。你应该理解。”说完，又嘿嘿一笑。
　　我说：“不是拨乱反正、批文化大革命吗，怎么可以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来效法呢！”
　　这次他没有笑，也不再说什么，脸上淡淡地泛出一丝灰色，不过很难让人察觉。
　　还有一次大会批判我：“毛主席对华主席说：”你办事，我放心‘。可范正美说，对华国锋还要看一看。你比毛主席还高明，可见，范正美多么狂妄自大。“
　　我听到这里，嗤之以鼻。脑海里激起巨浪翻滚。这是什么逻辑？一个党的领袖，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这么个大党的领袖，要人接受和拥护，光有毛主席授权还不行，因为毛主席的授权只能说明过去，而不能说明现在和将来，所以，理所当然地要通过时间和过程来检验。这是古今政治学、社会学的常识，有何错误。听其言，观其行，这是中国至理名言。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实践更告诉我应该这样对待政坛上的新人物。
　　就是这样，大会上批，我在心里辩；或者，采取不理睬主义，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修身养性。他们这些拨乱反正者说，文革批判就是这样，只许批，不许辩，不能有不同意见，我还能有何话可说。
　　1977年11月中旬，揭批查进入所谓新阶段，按照专案组的布置，要我交代自己的帮派体系。大约半个多月过去了，我半个字也没有写。这时，孟新找我谈话。我说：“我这个人，从不拉帮结伙。这你是知道的。你在文教办工作这么久，你应该知道，在夺权前，我领导哈师院造反团，从几十人，到几百人，最后一千几百人，没有小集团；到省里以后，我由捍联总到炮轰派，那么多人，也没有小集团；以后批林批孔，我们没有组织，只是召开了三？二三大会，会后散伙；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也没有组织，叫我怎么交代。我平常最不喜欢吹吹拍拍、拉拉扯扯、同志间称兄道弟的。这你是清清楚楚的。因此，我确实没有自己的帮派体系。这是难为我。”
　　孟新很平和而实在地说：“你可以把这些情况写一些，我们也好交代。”
　　我笑着说：“然后你们就以这个来搞我、搞其他人。”
　　他连忙堆笑地说：“不能、不能。”
　　我心里话，在这个不讲理的年代，抓鸡毛凑掸子整人，什么不能。
　　然而，又过了一些时日，在专案组的一再催逼下，我只得写一个材料敷衍，说明在文革中，特别是在批林批孔时，有这么一些人，他们在观点上，同我的观点比较一致；这些人同我只有当时的一般来往，事后并无经常联系。在这些人中，有现在省委的几个主要负责人，文教办的领导人（我故意放走了邴瑞年），师院和省直单位的一些领导，以及一些教职工和学生等。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材料，后来被个别人加以上纲上线，试图大做文章。然而，却遭到专案组中一些正直的人的坚决抵制。来自哈工大的闫廷枢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将后叙。
　　事实十分明显，清查中的一系列做法，几乎与文革中的许多做法毫无二致。也就是说，清查并没有同文革对着干，或者同文革别样干，而是报复着干、更放开干。不过，也有两点最重要的区别：一是操作主体易位；二是操作主体的手法不同。文革是群众动作，口号是把斗争矛头紧紧对准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清查则是党委撒大网，不分青红皂白，对造反派头头一律吊起来查。而且拉这一部分人，打另一些人，最后再将这些人打下去。口号是，除恶务尽。这里有两个实例：如前所述，省委举行有线广播大会，组织35万人参加。由省委书记于洪亮主持。于是哈市拖拉机配件厂的一名工人，省劳动模范，也是中央抓劳动模范进班子时任命的省委书记。在批林批孔中，他异常活跃，以群众代表身份搞了一些活动。以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特别积极。张洪池被抛出来以后，他为了表现自己，对于我和其他造反派头头，说了许多不实之词和过头的话，以证明自己清白。也就是说，他适应了需要，替人说了某些人想说而不便说、不敢说的话。但是这种除恶务尽地深入揭批查运动，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规律，它激发人的思维，不用说于洪亮，随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逻辑演绎，根据除恶务尽信条行事的人，当然也在后来把他打成了清查对象，不可逃脱严格的审查。于洪亮受查被解除被解职以后，见了我们的面，总觉得自己当了枪使，对不住我们，我多次开导过他，要他不要以此为怀，让时间冲淡这些，但是他还是不能自拔，终日郁郁寡欢，经常把自己锁在家里，后来得了肝癌不治之症，一个彪形大汉就是这样而匆匆离开了人世，享年五十左右。不能不说这是他英年早逝的一个不能排除的重要原因。
　　担任我的专案组组长，我万万没有想到竟是省文教办副主任、五把手邴瑞年。第一次见到他时，我还以为他是被动员来接受教育的，然而，当他自己向我宣布他的官职时，我不觉一怔，转念一想，用“B52打B52”，这是林彪用来对付毛泽东的方针，在打倒“四人帮”及其以后，真是使用得惟妙惟肖。现在又用它处理造反派，用心良苦，一箭双雕。
　　邴瑞年是文革中黑龙江日报的造反派，我同他交往开始于省红革委成立之际。他参加了一月夺权抓革命、促生产这份文告的起草工作。文革中始终不甘落后，批林批孔的调子也是不低；三？二三大会当天，因为我忙，他打电话给玉梅，表示全力支持我，并一再要玉梅千万不要忘记转告我。后来批邓，他负责体育、卫生两个部门，运动的开展也算是名列前茅。但是，文教办只有我才知道他的底细。现在用他来充任我的专案组组长，这是把他放在第一线“考验”：如果有问题，或有其他不轨，有几个回合便知，最重要的是，很可能因我被激发而来揭其老底，就可以坐收渔人之利；对于我这个被清查的人来说，由跟着干的人作专案组组长，也需要特别留神，随时有揭老底的人出来杀回马枪，难逃捕杀，便成了砧上之肉。所以这是一块多功能试金石。邴瑞年也真不负重望，在对于清查我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