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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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杀回马枪，难逃捕杀，便成了砧上之肉。所以这是一块多功能试金石。邴瑞年也真不负重望，在对于清查我的问题上，特别卖力。用文教办一位处长当面批评他说的：你用大棍子打别人，用鸡毛掸子打自己。在专案组中，他的调子最高，冲杀最起劲。但是，我不能报复他，我的良心说：宁可他负我，我决不负他，让人看我的笑话。
一次我顶了他几句。他便说：“我们知道在这些头头中，你的头最不好剃。不好剃，也得剃，也能剃。你不要觉得你范正美怎么的！你不就是当过省革委会班长吗！”
我深知邴的为人，也深知他的本事。有一次，他逼着我揭发我同文教办其他人的问题。我知道他的用意是想通过我的揭发，以便洗清自己，同时让我在文教办里把自己孤立起来。我看穿了他的用意，于是说：“你要我揭发文教办我的部下”，说这话时，我故意盯着他，直到他回避我的目光，心里说，我会放你一马的，“这是我不能做的。因为他们，包括你（我在这里特别用了一个重音）、各处处长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在平时给我出了许多好主意、好点子，讲过许多有益的话，对我帮助很大，有的甚至是毕生不能忘怀的。我现在又不能给他们讲这些好话，因为你们不允许，说清查不是评功摆好；如果只讲他们给我出的坏主意、坏点子，或者支持我，给我加油，只讲这些问题的一面。我觉得这太不公平。所以我还是不讲为妙。至于我的问题，我衷心欢迎他们，包括你，起来揭发批判。我作为一个领导，不能揭发我的下级，包括黑大的学生，即使是黑大理论组的学生。这是做人的一个原则。所以，请你们今后再不要提要我揭发文教办的问题。”
我见邴瑞年的脸色并不好看，心里似乎很紧张。当我这样表示之后，他的呼吸渐渐舒坦了，脸色也渐渐开朗了。
经过这次谈话之后，邴瑞年当然心里有底，他和专案组的其他人就再也不提要我揭发文教办的人的问题了。别人想利用我来揭发邴瑞年的指望落空了，邴瑞年因此也就一点儿也没受什么冲击。
清查作为一场运动，以人划线，难免不出偏差。我想，我可不能引导你们犯错误，我决不能你们想要我说什么就说什么，那样会把事情复杂化，弄得你们收不了场，我也会因此把自己弄得身败名裂。为此，我抓住一个机会，对我的专案组郑重言明。
一次专案组要我交代去锦西，参加国务院科教组召开的学朝农学习班上，我同周宏宝的关系。交完材料，孟新同我谈话，当时还有邴瑞年和田桂琴在场。我开门见山地说：“你们提出问题也应该讲点儿历史唯物主义，讲点辩证法。我写这个材料时，真想给你们开个玩笑。我想写，在锦西城西的一棵大槐树下，周宏宝把我找到那里作了一次长谈。他说：”你是黑龙江省造反派中很有影响的人物，我想交给你一个任务，相信你能够出色地完成。‘于是附耳对我如此这般说。你们信吗？后来我想，这首先是对自己，其次是对组织，也是对你们这些同志不负责任。看到这样的材料，也许你们一时高兴，以为这次可有重大突破，钓到了大鱼，就得派人去搞外调。然而，回来不是那么回事。对我，对你们都不好。所以说，没有那么多阴谋诡计。因为那时还是毛主席的天下，不是说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吗，他们当时还是一个革命者的姿态出现的，言必称三要三不要。所以，我衷心希望你们讲点历史唯物主义，讲点辩证法，不要忘记文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问题。不要把人想得那么坏。我不敢说，这样不会犯大错误。“
“你没这样做是对的。”孟新也很坦诚地说，“事实上不是你写什么我们就信什么。你说大槐树，我们就相信大槐树。”
我又说：“有些人对自己、对组织、对同志不负责任。随便说，要个态度好。我不会这么做，因为这也是做人的问题。我这样做，也许你们说我态度不好，不交代‘干货’！你们说我态度不好，这无所谓。我要的是实事求是。同时，共产党人光明磊落，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不夸大自己的错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认识到那，就说到那。”
我就是采取这种态度，坚持实事求是，使专案组的人，别想在我的问题上，横生枝节，把水搅浑。
如前所述，清查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在于否定文革。因此，专案组总是往这方面引导。
一次孟新找我显得很严肃地说：“看了你写的交代材料，都是客观陈述，缺乏自我批判，这样不行。”
我说：“我是有什么就交代什么，实事求是。我对于文革的认识还没有想通，所以先摆客观事实。事实搞清了，就好分析、批判了。”
他说：“其实你可以在叙述事实之后，加上一句，这些在当时认为正确的东西，现在看来是错误的，应予以批判。”
他的话，使我眼睛一亮，我好像是第一次认识孟新似的，心里想：“孟新啊孟新，人说小李昌，今日始知不假。”虽然，我学了一招，这是许多老同志的运动经验之谈。不过，我没有顺着他，而是说，“对于文革这样的大是大非，在中央没有作出正式结论的时候，我决不先说对错。在我看来，就是现在中央作结论，也要允许我想一想，要允许我有个认识和理解的过程。我只能认识到什么程度就检讨到什么程度。”我又说：“过去，我们紧跟毛主席那么久经考验的伟大领袖，现在还说犯了错误，华国锋当主席就没有错误了。我可不这么想，也不这么看。”
我忘了自己是在和专案组领导说话，还像平常跟这位处长对话，言谈中有说有笑，说这后几句话时，明显地带有几分讽刺，而且爽朗大笑。
孟新忽然扳着脸，第一次厉声说：“严肃点。你不要这么嘻皮笑脸。”他停顿一下，仿佛感到自己必须把架子端起来，瞅了瞅邴瑞年，又把话拉回来，自己嘿嘿一笑：“最近我们一些人议论，认为你属于过去那种改朝换代的遗老遗少派。希望你要放明白些。不要拘泥于毛主席那一套。这样对自己没什么好处。”
他不再往下说，我也不说话了。因为此时此刻，他处在上位，以为他自己是适应改朝换代改的快、换的快者，并以此为荣，是一个得势者。他的这番自白，说明我同他认识不同，情感不同，为人处世的哲学也不同，我同他继续对话就得辩论，是对牛弹琴，于己也不利。
在我这里，我对毛泽东理论的笃信，胜过基督徒相信耶酥是童女所生，否定毛泽东的文革实践，好像基督徒对于否定耶酥是毁灭世界一样。不过，基督徒对耶酥是一种迷信，而我对毛泽东乃出于社会科学的革命信仰，二者不能同日而语。我对于毛泽东的忠诚，与封建社会改朝换代时遗老遗少对前皇帝的愚忠，性质也根本不同。我看到的是文革失败，原因多端，目前是革命的暂时回落，后者计较的是帝王胄室、个人得失。要我这个无限热爱毛泽东进而否定毛泽东，这对于我是莫大的信仰摧残和人格侮辱。在我这里，没有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就不能称其为共产党；没有毛泽东，中国就没有今天；没有毛泽东，资本主义就可能在中国复辟，社会主义中国就可能崩溃、改变颜色。我这个人是通窍的，通的是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窍；也是通情达理的，通无产阶级感情、达无产阶级革命道理。毛泽东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这一点我早就是这么看的，并且敢于公开说。但是，我怎么就想不通呢？昨天毛泽东健在时，你们口口声声说，要誓死捍卫毛主席，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如今毛泽东刚逝世、尸骨未寒，你们就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调过头来近乎疯狂地指责毛泽东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去迎合新主子的需要，赢得一官半职。你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哪里去了？你们把马克思主义丢到哪里去了？你们到底为什么？是怎么回事？怎么都是你们这张嘴？这是谁的错啊？但是，我没有说出来。我只想说，我不计较你们的变脸，你倒计较我的嬉笑。这无所谓，我以后“不要忘记自己身处囹圄”就是了。
这一天晚上，我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思忖着，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我虔诚地按照党的领袖的指示去做，在当时是那样受到党组织和人们的赞扬，得到周总理的赏识，而如今却变成了莫大的过错、甚至当作革命的异己，也许这就是毛主席讲过的共产党的天下变了——改朝换代了、世道变了。我感到战栗，一阵强烈的痉挛之后，脑海里响起一声警铃：我该十分冷静地应对这一切啊！孟新告诉我的一招也对。要学会生存。不过，根本气节不能变。
“学习班”是地道的“看守所”。我不能与家人见面，也不能打电话、写信，剥夺了一切人身自由。看守一天两人，由各大专院校抽人，不断更换，每人每次一两个月不等，个别的也有长达半年之久的；多数是工人，也有的是教职员。一开始是东北农学院和东北林学院的两名工人，以后又换上了哈工大、哈建工、黑大的工人、老师、实验员。他们和我同住同吃同活动，形影相随。早晨和三餐饭后放风，我可以到户外活动，并无严格的时间限制。我早晨素有晨炼的习惯。跑一跑，打打太极拳。餐后散散步。我在文革中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既没有打砸抢，也没有超乎寻常的活动；既无后台，也不去攀高结贵；既未集结宗派，也不趋炎附势。所以，心无大虑，想得开，就是这些事，最严重莫过于坐牢，开除党籍，开除工职；如果真是抓我坐牢，我就更没有顾虑了。因此，天天能吃能睡。每天早午晚，听招待所三次广播，天下大势大体知道。没有报纸看，只是偶而给我看看《黑龙江日报》，我只看文艺副刊，别的情况和消息都从听广播那里知道了。两个工人晚间听评书，那期间正好播《李自成》，我也跟着听。我从这中得到启示，受到教育，也颇受鼓舞。有时也同两位师傅交换看法。
对我的隔离审查，或者说，“学习班”实际是四种方式：拉出去接受揭发批判；强制写检查交代材料；接受专案组训诫；接待外调。
我采取按提出的题目和具体要求写交代、检查和证言材料的态度。前面已经说过，我的交代和证言材料都是一次清，不留尾巴。因而，我的“闲暇”时间很多。我给自己安排了一个计划，来打发我的“业余时间”。我觉得，我以后的半辈子只能靠知识为生。于是，我订了计划：一是自学英语；二是通读马恩列斯选集和毛著；三是通读中国通史和世界近代史；四是写诗填词。
1977年9、10月间，省里召开全省运动会，体委招待所要住运动员，就把我从三楼挪到一楼一间清扫员放工具的小仓库里，外面有一间可以住两个人的大一点的房间，作为看守住屋。我住的这个里间，仅能容一张单人床，床是被强挤压放进去的，两边墙壁上留下了一道道划痕，紧靠床边摆一张学生单人课桌，供我写材料用，开门不是碰床就是触桌，只能容纳一个人。北面有一扇玻璃窗，从这里可以看见倒歪的木栅栏，以及外面被风凌的几株落叶白杨，枯焦的灌木杂草，还有稀稀拉拉三两棵未长成的松树。面对窗外，见秋风落叶，鸟鸣树上，雀噪枝头，我被关押，如锁铁窗，一片凄清，万种思绪，觉得自己还不如一只麻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越想越不能自禁，室外的一群麻雀仿佛与我况比，叫的更厉害，令我心烦。忽然，一头大鹰从天穹掠过，激起我心潮翻动，情志大开。我自况迎风搏击的天鹰，笑傲这些蓬间雀。我想，以一种强制的方式，强迫人们改变自己的政治观点、革命信念和意识，这不是教育，而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这只能适用于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斗争，适用于对战争罪犯的改造；把它应用于人民内部、党内斗争，就是对公民权利、党员权利的践踏和蹂躏。它只能使那些神经衰弱者低头就范，其中多数人也是口服心不服，也可能有一些投机取巧者找到衣钵，甚至升迁的机会，而绝不能令那些真正有思想、有骨气者屈服。我一时诗兴来潮，于是伏案愤笔而书，写了一首《答雀噪》，诗曰：
蓬间燕雀噪枯枝，正是鲲鹏息紫池。
风定天清高飞日，逍遥万里笑痴迟。﹡
我掩好门，把它抄在一张稿纸上，然后沾了点唾沫将其贴在窗户的玻璃上，往床上一倒，反复自嘲自乐欣赏了一番，直到唾沫干了纸掉下来，我才把它叠好收藏起来。说来奇怪，也许是天渐渐地冷起来了，雀儿竟然少多了，却几次看到大鹰凌空，这使我相当欣慰。出牛棚以后，我多次向人们述说这一经历和感慨。
在这个小房间里，虽然被强制地把我同外部世界隔开，却不能割断我同大自然的心神交流。
一天下午，风骤起，卷着黄沙狂暴地翻滚，逼着黑云从高空压到地面，人们慌忙奔跑，力图躲避这即将来临的大暴雨。我望着院内急遽摇曳的一棵不大不小但长势很好的松树出了神。只见她从容地拍打着枝条，迎着狂风，任它发出可怕的喧嚣。这使我想起了陈毅关于松树的赞美诗，想起了京剧《沙家浜》一段子弟兵要效泰山松的唱词，想起了曾经读过的其他几位中外作家关于松树的有名的散文和诗词。是的，在万千的树木中，备受人们称赞的就是松树。她成为古今中外文人墨客、志士仁人咏歌的对象，与自己的信念、脾性、骨气相联，借以自况、自律、自鞭。人们不仅赞美她四季常青、华盖秀翠，尤其赞美她无论在什么险峻的地方，也不惧怕最恶劣的天气，那顽强拼搏的生命精神。
松树总是以其生命力，面对现实，顽强地丰满自己的形象，展示自己的风格。她妩媚合群，与不同树木和睦相处、不争高下，但又不怕孤独，耐得寂寞，傲岸世界。她不喜自我张扬，也不刻意修饰自己，只是追求生命的法则，告诉人们生命在于自立、自重、自爱！世界上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没有不能渡过的大河，也没有不能逾越的高山。这一切的关键，在于生命者能够战胜自己。
松树生的伟大，死也豪放。她以自己的英姿告诉人们：生，就要挺拔修浚，展示自己的力量；死，也要从容壮丽，面对死亡毫无畏惧。她面对刀锯斧砍，发出轻蔑的笑声。她以自己的年轮，把自己一生完整的生命历程，毫无保留地向世人公开，以此让人们检验她不凡的一生：搏击与抗争、疾病与折磨、衰败与中兴、萎缩与繁荣以及由此而来的精神、情感上的磨砺、升沉与哀乐。
雨过天清，阳光复照。我目睹的这棵松树在微风中轻轻抖落身上晶莹闪光的水珠，爱惜地把她送到自己的华盖下，在一片落辉中愈显得青翠夺目，粲然生光。忽然过路的一位顽皮少年，对着她的躯干连连踢了两脚。于是，在她洁净的腹部，留下了两块难看的大泥巴，我脱口轻声骂了一句：这小子，真可恶！
经过暴风雨的洗礼，空气特别清新，沁人心脾的泥土芳香，通过开启的窗户散发进来，令人心旷神怡，说不尽的回肠快畅。我深深吸了一口气，竟忘了身在囹圄，差点儿大声唱了出来：
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
省里忙着运动会，我这一向放风更觉得自在。特别是晚饭吃的早，放罢碗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