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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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
　　省里忙着运动会，我这一向放风更觉得自在。特别是晚饭吃的早，放罢碗筷，便到院子里散步，同看守聊天。我生在江南农村，夏末秋初的傍晚，童年的我，多少次对着变幻莫测的晚霞，常常坠入无限的遐想之中，为我编织的了无数美好的故事。多少年来，在城市里生活，奔命似的工作，找不到这样的“闲暇”，似乎也没有什么茶余饭后，在这么一片开阔的园地上，来观赏落日和晚霞，品味人生的甘苦、波澜和曲折。今日来到体育招待所，成了阶下囚，看到运动员们一个个活泼如猴，自由伸展，真是说不尽的感慨。当我看到斑斓十色的霓霞光辉，虽然一时忘情，为自然美赞叹不已，却又很快联想自己的目前处境而感到怨气激增。她激起我对自然、对生活强烈的新渴求。我真想自己也能化作一片云，化作一阵风，在寥廓的空际，自由自在地飘荡、升迁，把我的一片美好的心意送给人们。
　　渐渐地，太阳余辉与晚霞被茫茫夜幕所代替，鸟儿归巢了，一弯新月从树梢悄然升起，星星撒播，缀满了天空，月亮在白纱云里若隐若现，恰如云追月、月恋云，令人情趣横生。是啊，曾几何时，这空间多端变化，如幻如梦，引古今哲人们思想、论辩、争斗，又令多少文人骚客，对松风、明月、人情、事故动情动心，发幽思，作感慨，形成文章、诗词、戏曲、字画。所谓“落日留霞知我醉，长风吹月送诗来”。难道时至今日，天体日月、人间万象，就可以由某个人加以垄断，或者只有一种解释吗？那么，万千的世界，究竟由谁来主宰、谁来修正呢？卢梭那句名言，“一切事物究其本原，都与政治有关。”对不对呢？他又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羁绊之中。”这是为何呢？所有这些问题，答案似乎是确定的，又似乎是不确定的。我原来觉得自己似乎懂得不少，为什么在自然界面前，在现实社会面前，我是这样肤浅、幼稚，一无所答呢。我对马列主义懂得有多少？我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了解有多少？我的能力有多大？我又不能回答。我迷茫了，我糊涂了。面对此时此景，我试图写几句诗、填首词，可觉得胸中淤塞，“试想为襟抱”，可惜竟无词。这天晚上，我被这些问题困惑，没有睡好。
　　第二天晨炼，我见到运动员们那种蓬勃的朝气，似乎找到了昨晚那些问题的答案。是的，世界永远是青年闯出来、打出来的。青年们会迎刃而解他们在前进过程中感到、碰到的任何问题，他们总是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世界，这就是辩证法。不论什么事情总是越不过青年的。
　　我方步入不惑之年，日子还长着哩！我笑了，笑得很开心。
　　进牛棚之后，我与外面的音信联系，都由专案组操纵。身在牛棚，使我牵肠挂肚的就是妻小。我与玉梅长期分居，直到1967年初她到哈，还是一个礼拜见一次面。1968年在我被下放劳动、政治景况最凄惨之时，才真正搬到一起成家。南北两地时，期盼尽快结束分居史，在一起享天伦之乐。到哈尔滨之后，没成想东北新曙光，只是昙花一现，就不得不离开大城市，同我过起了寒窑般生活。这也罢了，谁知中国政坛风云突变，刚刚在哈尔滨一起欢度银婚未及一年，我又进了牛棚。她和两个孩子度日，我的工资收入全部给了我，只剩下她的四十多元钱，养活三个人，不要说衣食住行，要是有点儿病痛什么的，就难以为继了。两个孩子，刚刚上学，学校教职员工是否对他们歧视？学生们又如何看待他们，是否欺负他们？特别是，玉梅她们单位是否搞株连、整她、折磨她？如此等等。想到这些，常常难以成眠。为了健康，也为了未来，我极力宽慰自己：过于思虑也无济于事。虽然如此，对于妻小还总是割舍不下。1978年8月，她通过专案组的人，给我带工资和粮票时，捎带了一条毛巾、一块手帕、两件内衣内裤。手帕上印有雄狮商标。接到这些物件，心头一触，情志驱使，连连写了两首诗，背着专案组托人捎回了家：
　　寄妻词寄妻词，往事翩翩。二十六年岁月，坎坷多周折。
　　欣欣去年庆银婚，谁堪今日痛别，难尽悬思切。
　　寄妻词，语重心长。同息方十载，强隔各一方。
　　患难备觉卿贤良。从来吾行不挡，信吾心儿康。
　　寄妻词，血泪文章。临盆离滨市，愤愤走岳阳。
　　亲友问尔何匆归？难诉焦思衷肠，更念吾怎样。
　　寄妻词，心事茫茫。旧波刚平复，新涛骤而狂。
　　炉火纯青炼真金，红心锻更刚，吾身献给党。
　　寄妻词，信使谁当？红日照四方，马列指航向。
　　漫说道路太艰苦，喜看红旗满天，正气唱凯旋。
　　得帕诗此时赠我雄狮帕，如添擎柱砥江河，歧路定向须仔细，问津求是逐风波。
　　困难端端终有尽，前程莽莽来日多。
　　借得时间好读书，精神一抖又是我。
　　我还非常想念我年迈的父亲。1977年7月26日，即农历6月11日，是他老人家83寿辰。不能直接写信，草拟了《祝寿》一诗，在心中为他老人家祝寿：
　　祝寿今日适值慈父八十三寿辰，有心寄资祝寿，但身在囹圄，思绪万千，作一诗以为纪念。
　　遥望南天祝寿星，感念牵情意难伸。
　　文革方省人间事，变故备觉主义真。
　　湍流进发把正舵，丹心锤炼报楚轸。
　　阅尽沧桑飘峰岭，青山常在泽如春。
　　对父亲的思念越来越沉，经过再三思考，我通过专案组于1978年3月25日审阅，给他老人家写下了如下一段话：
　　多少年来，多少志士仁人，抛头颅，撒热血，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要在22年之后胜利地实现了。您老人家年尊古稀，从新旧社会的沧桑之变中，一定会体会更深，必有越活越年轻之叹。儿在11次路线斗争中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但不气馁，决心迎头赶上，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新的长征，力争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而立功补过。
　　除了思亲想友。我还在“学习班”之余，写下了我当时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缅怀。想到这些老前辈对待革命挫折、对待党内斗争的战斗风格和高尚的情操，我感到勇气倍增，对眼前的处境泰然若素，对未来充满信心。
　　1977年5月31日，《黑龙江日报》转载了《陈毅同志诗词选》和张茜的文章。我反复吟咏，为陈老总一心为革命的崇高境界、坦诚乐天的革命情怀深深感动。写下了《学陈老总光明行》——读《陈毅同志诗词选》有感：
　　一向尊崇陈老总，吟罢遗诗情更浓。
　　戎马驱驰抒豪气，敬民磅礴唱东风。
　　无私无畏千锤锻，高德高尚万年从。
　　壮怀激烈光明路，胸藏马列立如松。
　　1978年，是周恩来诞辰八十周年纪念。读了报纸上刊登他青年时期东渡日本留学写的《大江》一诗，有感于周恩来从小励志为中华崛起、终成大业的光辉历程，为祖国解放、人民幸福鞠躬尽瘁的崇高精神，忆起总理对我的无限恩情，思念波涌，追怀难禁，对天而歌，写了一首《总理音容在臆中》：
　　读《周总理青年时代诗选》，缅怀总理丰功伟绩及对我的恩情，思绪万千，热泪涌流，喟然命笔，得诗一首，以为总理八十诞辰纪念。
　　《大江》歌飞入苍穹，蹈海功业盖世雄。
　　常念总理生平事，总是音容在臆中。
　　我在牛棚里的生活，除了接受批判、写检查，还有另一件事情——接待外调。
　　这场清查涉及的面有多大，人有多少？我从接待的有关他人的外调，可以揣摩一、二。我仅在牛棚里接待的来自各个方面的被调查人不下100人，根据李力安1999年写的回忆文章说，全省当时列入清查对象的有663人。这么推算，全国仅各省累计，便有近两万人，如果加上省部级单位，其人数，就可以想象了。
　　我在反省室期间来搞外调的人，凡是尊重我人格的人，他们的外调就能得到我的一纸证言。相反，如果他们起高调，以势凌人，甚至吹胡子、瞪眼睛、拍桌子的话，我也毫不示弱。特别是替错误翻案，我绝不趋炎附势。有一次，不知道省革委机关从哪里冒出来一男一女，问我潘复生的几个问题。潘复生在文革中推行破坏性的路线和政策，造成三个一大片的冤假错案，无数的革命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的迫害甚至致残致死，我本人受尽打击和侮辱。难道潘复生也要翻案不成？一想到这些，我的气就被底火钩起，不打一处来。我激动地说：就是文化大革命全错了，也轮不到潘复生翻案。我拒绝回答任何重新提出的潘复生的问题。他们赶紧解释，他们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才好。他们在我这里一无所获，夹着皮包扫兴地走了。
　　但是，如果见到亲人，对我态度好的人，我总是还之以礼。
　　我在反省室因为外调哭过两次。一次是绥化劳动科芦科长来调查阎承烨，没谈几句，我就落泪了。因为见着芦科长这位好同志，我在绥化劳动时，他给予我很多关爱，使我在最困难时得到很大的帮助，心里感到不好受，潸然泪下。
　　还有一次就是，在我领导下的原工宣办的老范和小谢，来调查一个什么问题，当时小谢逼问我谈一件事。我觉得事实相反，我联想工人农民对这次事变的态度，进而想小谢转变这么快，感到突然而伤心地哭了。我几乎哭诉地说：“我在主管工宣队的工作中，影响了你们这些扑朴实实的工人，我对不起你们，但是你现在这样逼我，使我很难过。你要我怎样啊？”我第一次在牛棚当着别人哭，而且哭得很伤心。我心里想，你怎么这样啊？！我觉得这些工人师傅太实在了、太好了。过去他们怀着朴素的感情，今天还是那么感情朴素，我能对他们说些什么呢！过不一会儿，我从情感中走出来，感到自己这时很奇怪，怎么不好好控制自己，多失态啊。老范没有吱声。他似乎另有想法，临走时，把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精装本送给了我，嘱咐我好好学习。他和小谢一起来，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如此这般，是何用意？
　　他们走后，我手捧《论巴黎公社》这本书，想着心事：史称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次伟大的实践的巴黎公社失败了，但是她的历史还在，经验还在，英雄还在，精神还在，意义还在。这莫不是要我以看待巴黎公社那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待目前发生的事变吗？！果真如此，这两位工人真是大智大勇。但愿这样。我翻了翻这些我曾经读过的文章——请别忘了我是政治系得奖学金的学生——书的目录，我的目光在马克思《给路？库格曼的信》的标题下，停了下来，看马克思写道：
　　如果斗争只是在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去，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充。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
　　这些话一针见血，对于我分析和看待眼前的问题，很开窍。是呀，邓小平、华国锋、江青以及叶剑英、张春桥等人的性格因素，是这样相反相成，在中国政治情势与事变中确实起了某种决定性作用。这期间，我带着满腹狐疑将书细细重读了一遍，书上留下了我读它的种种符号和记录，就是我种种心思的印照。
　　日月转换，不经意间，进牛棚八个多月，仍不见审查有结束的迹象，而我的交代、检查已经早告终结了。于1978年新年伊始，写了一首《过年》，诗曰：
　　临窗闻新笛，依墙见旧蝉；不觉银影速，难得又新年。
　　1978年正是邓小平对华国锋搞“两个凡是”进行激烈斗争的一年，我从广播的话语里、报纸的字里行间以及历次会议报道的阵容，悟出了这种信息：中央存在两个新司令部及其所具有的鲜明不同的阵容、不同的信念、不同的政令、不同的步伐和不同的前程。我看到了邓小平的公开而卓有成效的努力，由吁请直至直面呐喊，由背后到前台，由参谋到主帅；看到了邓小平为一体的老干部的主攻力量、队伍的复起与重新聚合；他们开始高举拥华、团结的旗帜，稳步推拥自己的队伍、大胆重组，继而高举大批大揭的旗帜，打掉华的左膀右臂，终而高举哲学的旗帜，公开要华国锋交权。前者以组织部长胡耀邦为活动先锋，紧紧依靠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等这些资深的高级领导人，步步为营，队伍不断扩大和凝聚，除刘少奇已死，其余文革前的老班底全部出马，造成逼宫大势；后者图谋自我光华，对人的轻信，简单的思维，自我否定，节节拆散核心、缩小队伍，并且自砍旗帜，终成孤家寡人、光杆司令。最初的信息是1976年（当时我还没进反省室）的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从华国锋的报告里，我看到有这么一段文字：
　　在毛主席逝世以前，他们（指“四人帮”）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一系列指示，批邓另搞一套，在思想上政治上造成很大混乱……
　　我想，这是华国锋撤退，也是败退的信号。什么叫做批邓另搞一套，批邓的正宗一套是什么。我觉得华国锋想美梦，陷入了神经错乱。随后“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词，在中央报刊上就销声匿迹了，而一再强调突出的是：
　　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揭批“四人帮”。
　　接着就是给天安门事件平反。我感到，至此，华国锋再也无回天之力了。后来，他在揭批查、干部问题上、真理标准讨论上的挣扎，我觉得已经十分可笑。
　　真理标准的讨论，矛头直指毛泽东，在于公开全面否定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是在建立一个新的权威，树立另一个“凡是”。但是，邓小平一再讲文革的功过是非不要讨论，文革暂时尚未否定，但是我认为只是时机问题。局势正在邓小平指挥下朝着其方向发展。这时我认识到，邓小平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战略家。
　　但是对于他反复讲，“除恶务尽”，“不要心慈手软”，把所有的造反派头头置于他的对立面而感到战栗。
　　随着中央班子调整，各省主要负责人也接二连三地被更换。1977年12月7日，黑龙江省委一把手由杨易辰代替刘光涛，刘等一批军代表、群众代表开始接受审查。这样，各省也基本完成组织准备，恢复了文革前的班底。
　　到1978年4月5日，我进“学习班”整整一周年。我总认为，我在文革中是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犯的错误，这同邓小平否定文革的要求和做法是根本不相容的。因此，我总被动。所以，我当时的心情是希望快一点解放，以便投身到火热的四化建设中。为此，我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学习班”一年有感（一）
　　楼前红花开，楼内绿枝埋；进笛声声换，铁剑自徘徊。
　　（二）
　　冰化雪消融，日高春正浓。
　　频频催战鼓，跃跃在其中。
　　然而，严酷的事实，再一次教训了我。1978年下半年，对牛成山、聂士荣、张永昌、韩潮审查升级，提交司法审判。那些日子，我的看守也为我捏把汗，他们把消息告诉我，以为我也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