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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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频催战鼓，跃跃在其中。
然而，严酷的事实，再一次教训了我。1978年下半年，对牛成山、聂士荣、张永昌、韩潮审查升级，提交司法审判。那些日子，我的看守也为我捏把汗，他们把消息告诉我，以为我也要被捕。我在思想上也做好了两种准备。关于我没有批捕的说法，有各种不同的版本。有的说，我的材料不够；有的说，省委主要领导杨易辰不同意；有的说，公安局办案人认为毫无理由，坚决反对。
对我也可能升级——抓捕，我从专案组的谈话中，领略了有关精神，使我做好了蹲监狱的心理准备。因为这期间，孟新一次找我谈话所传递的信息，说的分明：“你的认识上不去，与你对牛陈聂张的问题看法有关。其实，你同他们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都是造反派。你同他们是五十步笑百步。”
我说：“是那样。你说的很对。这一点我早就是这么看的，尽管我们观点不同。但我们是属于一个思想体系的，都以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所以，我在1975年多次说，现在没整到我的头上，整到一定火候，也会整到我头上来的。这就是1975年我们都同意反回潮的思想基础，都认为回潮根子是邓小平。我们总体来源于一个思想，只不过对于形势分析、解决问题的方针策略不一样。”在这种时候，我才真正懂得什么叫做：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在政治斗争闹到某种浪潮时，当事者中的许许多多人，头脑发热，总是朝着当局指定的一个方向思考，思维膨胀，理性丧尽。但是，我心里说，“就是这一点差别，也是应该予以区别的，不分情况，一刀切，谁都整，这是不得人心的。绝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和道德原则。”
我的问题，经过整整一年。该批的，能上纲上线和使用的词语差不多都用到了，在现代汉语中一时找不到新词了；该揭发的，知情人也都说了，很难开发新的“知情源”了；要我写的材料，我该写的也都写了；要检讨的，虽然主持者不很满意而我觉得也已经到份了；专案组该调查的也都调查的水落石出了；他们能策划的种种揭批查计谋看来也是“江郎才尽”，心思挖空了；当局个别人想采取的极端措施又因为缺乏够边儿的材料而难于下手。于是，1978年下半年，我“闲得很”，几乎完全“呆”着。
人生难得如此“闲”。这样的“空闲”，是我学习的“最好时机”，这一点我将在后面再来叙述。
说来也怪，空气在经过一段压缩的紧张之后，似乎有所松动。这时，我还被告知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见家人了。我可以约见玉梅，也可以约见我的两个孩子了。至于我的看守，尽管换了几个批次，似乎从来没有与我为难，而是多行方便。
这期间，我折指计算着日子，我知道省里在等中央精神，也就不期盼出去，而是期盼星期天的到来。因为这样，我可以忘情地同孩子们温存、抚爱一天。他们可以在我的住屋里，跟我痛痛快快地取闹、做游戏，或者我听他们给我讲述他们学校的趣闻趣事，同进午、晚餐，在一起睡午觉。他们可以吃到他们平常吃不到的东西——他妈专为我做的美食——他们平时难以吃到的饺子、鸡肉、牛肉什么的。我记得第一次，看着他们狼吞虎咽般用餐，顾不得回答我的提问的那股忙碌劲儿，看着他们吃的那样有滋有味儿，偶尔偷偷地瞅我一眼的情景，我满脸堆笑，而内心深处却像铅一样的沉重，心头一阵一阵如刀铰一样疼痛。我脑海里直翻个儿：我想，毛主席、周总理健在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组织把我看成优秀人才、可靠的革命接班人；总理几次关爱我、保护我、提名我作党代表大会的代表。我并没有变什么模样，也没有做什么别的事情。还是这个我，在他们刚刚谢世不久，竟成了党组织的阶下囚、可恶的异己。这只是历史转换，只有一个时间差。老百姓说，“胜者王侯，败者贼”，毛主席说，“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原来真是不差啊！想着想着，不禁下泪。
“爸爸，你咋的呀？”天真而细心的儿子志勇停住了嘴，拽着姐姐的胳膊，关切地问我。
我连忙拭去眼泪，说道：“没什么，爸爸眼睛有点磨，一会儿就好了。”
孩子们面面相觑，仿佛明白了什么，减慢了吃饭的速度。
还使我难忘的是我和玉梅在牛棚的第一次相见。专案组任守义一再对我说：“要克制自己的情感，不要过于动感情。”他哪里知道我和玉梅曾经有约定。见面时，不要激动，不要当着别人的面流泪，就像平时见面一样。玉梅是个很达观的人，能理解这一切，见着我时，表现得落落大方，没有流露出什么，还对我说，要实事求是地检查自己的错误。但她事后说：“见到你，我真想哭，但我没哭。因为哭是懦弱的表现。咱们还是咱们。一想到这些，我就来气。于是，我振作精神，没有哭。”
到1978年12月，我被学习班关押了二十个月，我做好了再待一年的思想准备。后来听说，文教办等着有个结论。但省委迟迟拿不出方案来。于是文教办选择在省委免去我的职务决定之机，于1978年12月30日，将我放回了家。至此，我长达20个月零25天的牛棚生活，终于结束。同时我被告知，这只是“集中的学习”告一段落，以后还要“进一步加强学习”，“提高认识”。对于这有历史意义的一天，我写了两首诗，把当时的心境记录了下来：
1978年12月30日“学习班”结束有感晓闻金鸡鸣，忽报禁楼开。
我心如春日，思潮滚滚来。
自勉风高浪急着万家，松傲冬深柳自斜。
自幼信义存抱柱，笑颜放眼看物华。
从牛棚出来，我几次要求结论，明确处分，不能这么呆着。没有想到，对我的处理，一拖再拖，时间长达八年，历经三次，而且一次比一次升级。
1979年1月27日，中共省文教办机关支部召开支部大会，讨论对我的处理，应到会43人，因事缺席4人，到会39人，决定建议撤销我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暂缓党籍处分，下放劳动，以观后效。上报省委批准后生效。
1979年4月24日上午，省文教办副主任张双城以及专案组孟新、田桂琴、王亚男、戴恩崇找我谈话，由张双城宣布中共黑龙江省委揭批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1979］4号《对范正美处理通知》。
经省委常委会议讨论，对范正美的问题，暂不定性，先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基层劳动；党籍暂缓处理，不过组织生活。过一段时间后，根据本人表现，再作最后结论处理。
张双城解释说：“暂不定性，前一段反省，这一段劳动。据知，凡是进行隔离反省，目前都是这样处理。到哪里？由各单位商定，最后定在阿城畜牧场，条件比较好，适于劳动锻炼。考虑你的情况，没有在哈市的。过五一就走。由现在单位和劳动单位共同负责，并经常性考查，了解思想动向，劳动态度。为便于考查，建立考勤考查记录。要遵守各项制度和纪律。来访办事由所在单位定，外调由原单位，政治待遇生活管理同群众一样。时间上面没说，看自己表现。”
对此，我表态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很多错误，很大错误。教训是很深刻的。这一段总结，决心继续努力，总结积极教训，以自己的一技之长，为人民做点好事。在总结中，认识到我犯错误有深刻的主观原因，但有许多不是自己造成的，这些问题一直没有想通。今天如实提出，这就是必须考虑当时的具体的历史条件。
“对于这个通知，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今天我还没有考虑好。现在，我考虑有这么几点：（1）不知道这样做的根据是什么，有无文件？（2）说不定性，又撤职、不过组织生活，这是处分，是很重的处分。（3）说是劳动，没有时间，留党察看还有年头。作为一个公民，一个党员，劳动是义务，没什么可说的。但是我作为犯错误的人，却应该说明白多长时间。今天先说到这里，过几天，等我考虑好了再报告组织。”
这些情况被反映上去之后，5月14日上午，任守义通知我，下午办里找我谈话。下午，邴瑞年、冫工英、孟新、田桂琴、任守义在文教办同我谈话。他们要我先说说自己的想法。我说：“那天已经说了，我确实犯有很大的错误、很多的错误，组织上对我怎么处理我都应该接受。我觉得组织上现在对我的处理，可以说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是在努力贯彻政策的。但是我经过学习、反复考虑，从我自己来看，还是感到不那么周到，不那么慎重。我个人服从组织，保留意见。
“（1）我的问题是人民内部问题，党内问题，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2）现在这种处分，我有意见。暂不过组织生活，保留党籍，是互相矛盾的。我们党对犯错误的人的处理，有着一贯的政策，光荣传统，只是最近几年，被‘四人帮'破坏了。我们党处理人，总是使被处理的人心悦诚服。但是我最近一再深入考虑自己的问题，联系党中央有关政策，心情觉得不那么舒畅，思想上的疙瘩还解决不了。对我犯错误的认识和对自己犯错误的处理，是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3）关于劳动地点，因为有许多实际困难，一是我本人有困难，二是家里有困难，两个孩子太小。关于劳动问题，作为一个党员、一个公民，参加劳动是没什么说的，如果是作为下放劳动，等着处理、考验我，我觉得可以，但现在是一种处理，我又看不到中央有关这方面的政策规定，我还得考虑考虑，还要很好地学习。”
邴瑞年说别人也是这么处理的。我说：“别人我不了解，我只能考虑我自己，我只能根据党的政策和我自己来考虑。”
我这样说过之后，邴瑞年说：“现在正式通知你：原来的专案组已解散。你接受审查，现在需要继续接受帮助。那天谈话不冷静，说了一些不适当的话。还是对自己的问题要加深认识。……你今天谈话是不对的。说省委不慎重、不周到。对你的问题有各种意见，省委是按人民内部矛盾，按党内处理的。所以是慎重的。今后前途怎么样，是光明的。条件是拥护华，拥护十一大路线，党内现行政策。……你提的第三条，可以向省委反映，你自己作精神准备，如有可能，可以改变。”
到1979年7月12日上午，冫工英、田桂琴通知我，根据我的意见，最后落实在东北林学院印刷厂。7月17日上午到林学院组织部报到。我请假半个月看病治病。8月1日到林学院印刷厂正式上班。
我按自己的承诺，按时到林学院印刷厂报到。第一天上班，厂党支部书记王兴亚首先找我谈话。王在1957年被定为右派，打倒“四人帮”后平反。他表示欢迎我，表面上给我一种很客气的感觉，一再讲他自己被打成右派、饱受风霜的历史，说很理解、很懂得我这时的心情，希望我放下包袱，正确对待，轻装前进。他还说：“原来准备安排你干点体力劳动，后来考虑你的情况，让你作校对。你可以发挥作用。我们知道你的水平，有些教师编写的教材你可以动手帮助改一改。”于是，他对一些教师的素质和水平，发表了一番贬词，使我对他的为人，留下了某种不悦。但是，总体地说，他对我的一番表白却赢得我较好的感觉。当天晚上，回到家后，我伏案写下了自己的感慨：
自白1979年8月1日，到林学院劳动改造，一路上思绪翻涌，写下了下面的话。
今日之路不能择，昨日之事不可悔！
笑颜迈步迎头去，但看还有几回折。
犊牛胆壮同虎斗，少年志高拿星云。
投身革命信无邪，赤子红心最纯真。
举手宣誓队旗下，从此步步紧相随。
凌云入团再入党，锐气昂昂不可挡。
文革号炮震寰宇，往事是非皆重评。
常念前苏修正事，诚认如此可防修。
前人抛头何所惧，我辈岂能惜咫身！
若闻领袖一声令，油锅打滚亦甘心。
十年风雨十年艰，奸雄角力每身连，愈研愈磨情愈烈，益锤益锻心益坚。
自信革命路途阔，岂认艰难作鬼关！？
走尽人生必由路，他人做戏我观闲。
人同一切生物一样，常常做各种适应性改变。“他人做戏我观闲”，就是我今后应该适应的政治生活。
到了印刷厂，我按照要求很快进入了角色。我在老校对员王老师和小宋的指导下，学习校对知识，练习校对技巧，很快同他们交上了朋友。因为校对员的工作性质，我同厂里的印刷工人也很快熟悉了，相处的也很不错。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这是我国的古训，我谨遵牢记。由于我工作努力，能够与人们友好相处，所以，我在印刷厂给人们留下了不坏的印象。我自己也感到愉快。
我觉得，做校对工作，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机会，它开辟了我的视野，让我进入一个崭新的林业大世界。在这里，我看到了我国比较丰富的森林资源，了解了这方面的一些开发、建设的现状，看到了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名目繁多的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学习了一些有关它们的生长史、发展史，看到了绚丽多彩的园林、道桥，了解了许多生态知识，还知晓了一些木业、森工方面的宝贵资料和信息，等等，从而极大地扩大了知识面，增加了新的阅历。
我到印刷厂不到两个月，也就是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以人大委员长的身份，在建国30周年庆祝大会上，对新中国成立30周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作了一番“总结”，并第一次向世界宣布，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同叶的讲话一唱一和，李先念在经济工作会议上也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经济工作作出了“崩溃”的评价。我想，邓小平处心积虑要否定文革，终于在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的帮助和推动下完成了夙愿。
我听着王兴亚卖力地解读这两个讲话稿，脑子里大浪翻滚，把我的思绪推向了1973年，省委扩大会议上传达的，邓小平给毛泽东写的“永不翻案”的那封信的回忆。当时，我感叹毛泽东的博大胸怀和邓小平悔过自新的自我批评精神。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渐渐地淡忘了。我极力地追思朔源，原来曾经为之感叹的东西容易让人们失去记忆，而某些条件的再现，却会奇迹般地使那些近乎消失的记忆，重新变得异常清晰起来。邓小平是这么说的：
我在担任总书记工作时，我做的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零、六一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意义的三线的基本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