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7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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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出孟新对我的回答，并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想到我会这么豪爽，脸上泛出一丝惊色。又问我，出去想做什么工作？我又爽快地回答：“当教员！”
　　“当教员不大合适吧？”看来，他又不理解了。他没有说为什么。我揣测，在他看来，像我这样在文革中当过领导，在清查中挨过群众批判，清查之后，定有政治错误、受处分的人，怎么有勇气站在讲台上，不正是为千夫所指吗？
　　“有什么不合适的？”见他很不理解，我便向他解释：“我是学师范的，那么多同学都是中学教员，我为什么不能当教员？我想，如果从政治上讲，不是说像我这样的人可以当反面教员吗？我可以当反面教员嘛。我可以亲自向学生讲，是我在文革中抓教育革命，推动工农兵上大学，影响了你们学习，等等。王明不是作出过榜样吗？”我故意加重这后面一句的语气。
　　孟新没有同我理论。
　　回到住室之后，我想，孟新对我的回答显然没有想过。他以为我一定有一种失落感，对自己前途担忧，准会提出回老家，或者到工厂和附近农村，或者提出去科研所、图书馆、资料室等什么地方去的。因为这样一来，我可以回避众人的视线，免得在人前人后挨人议论或指手画脚。这样，我可以头不抬、腰不伸地闷头工作，清闲地打发我的后半辈子。他倒是一片好心。但是，我可不这么想。我认为，我本来是一个学生。文革中也并不想当什么官。因此，把我的官帽拿去，既没有感到失去什么，因为我当官一个钱也没长；也没有感到丢人，因为政治运动，群众自然理解。至于出去后，是否遇到人们的非议或冷嘲热讽，也没有什么。我记得一位名人说过：人们之间的敌意，不是一种正常现象，也不会旷日持久的。仇视和敌对，只有双方处于相互攻击的火线上，才是明确的、坚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就会发现，人为敌对酿成的苦果最终还是自己吃。历史前进的步伐，就像流水波涛，将冲淡一切、澄清一切的。如果真是客观的、科学的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或是真诚的引导人们提高认识、正确对待过去的得失，我相信大多数中国人，总是力求代表社会的未来，推动历史前进，凭着中华民族美好的传统，能够把人类最优秀的品性、思想和爱，灌输到社会生活的原则中去；他们向来同情弱者，最能区别善意还是恶意；他们理解政治斗争，最能明确谁是他们的朋友，谁是他们的敌人。人们向来憎恶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憎恶没完没了的批评、斗争，憎恶立定看待人和事，憎恶僵死地对待成绩和错误。因为这不是与人为善，也不合事理和情理。
　　我承认，政治变动引起社会关系的变化，必然导致人们对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意义、价值及其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地位的重新评价。对于某些遭受政治打击的人来说，也许生活维艰。但是，我也看到这样的历史资料，任何时代，不论当局如何做，人民群众有杆秤，他们总是能够正确掌握和区分正义和不义、善意和邪恶的标准。在我国，经过时间的冷却、平静，人们对待纯粹口头、形式上的“革命”，已经十分厌倦了。他没有看到，也没有想过：在老百姓中，只有贪污、盗窃、受贿、压榨老百姓的人，是他们真正厌恶的、瞧不起的。人们记恨的是，那些在人背后投枪、插匕首的人，或者落井下石者，至于政治斗争中的沉浮，他们以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再者，人们特别理解，我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参加文革，我没有越轨行为，也没有其他丑行见不得人。况且，文革参加人众，真正的所谓逍遥者甚少，到处都有我的战友和朋友。黑龙江人了解我。所以，我不怕见人。我和我的问题，越是公开，就越能公正，对我越有利。
　　同时，我自信自己是学师范的，而且是优秀生。我肯读书，愿意钻研，有一定知识素养，实践锤炼了我，有一定的文才和口才，我胜任教学工作，完全可以通过我的教学，赢得学生的尊敬。我还有十分把握，我热爱教育、热爱生命、热爱生活。我相信自己是一团火，一座熔炉，能帮助学生点燃生命的烈火，引导他们自觉地把自己冶炼成钢铁；我相信自己是一块磁铁，一个园地，具有吸引力、凝聚力，我能帮助学生，学会善待生命，奋斗生命，享受生命。还有，我在电机校，已经有两、三年的教育教学经验了。学生们将在同我的接触中，相濡以沫，毕竟能发现我，不仅有较好的基质，而且有一种美好的人格魅力和崇高的理想，了解我所追求的也正是他们心灵中追求的新制度、新境界。只要我怀着一片赤诚、热情和关爱，去教导我的学生，他们就终究会发现，以某种偏见去看他们的老师，是多么迂腐，不近哲理、不合时宜、不通人情。我的精神越是蓬勃向上，就越能取得学生们的同情和理解。
　　同孟新不同，我始终拿着平民的工资、住着平民的住宅、生活在平民之中，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说什么。应该说，我担心的倒是，当局有些人，有一种阴暗的心理、说不出来的口实，那就是，怕我同群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怕我的影响力，使人们拆穿了他们整人的本意，或者引发出什么事情来，影响他们的长治久安。
　　最后，我还年轻，这就是我不怕从头来的最重要的资源。我相信，世界上的道路万万千，世界上的事业总是源源不绝，常做常新的，总有我可以选择的道路，也总会有我可以选择的事业。
　　这种种思考，来源于政治命运危机的平时思虑，更是我这20多个月来的思想结晶，因而脱口而出。当晚，我在睡铺上辗转，脑子里唱响了自己最近新写的歌：
　　莫道阴阳无常序，终有云开雾散时；笑看人间天地阔，东风助我唱驱驰。
　　人生之路，本来受环境的制约，个人的选择只能因势利导，因而社会环境的每一变化，对一般人来说，无不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甚至因此而改道、换坐骑。我在清查之后，经过深思熟虑选择当教员，但也深深受着时代潮流的影响，使自己的人生航船，经常受社会大风大浪的冲击而摇摆。
　　在中国，长期短缺经济，城市职工低工资、温饱生活；乡村经济自给、半自给，农民温饱或半温饱。大多数城乡老百姓忙的就是一张嘴，以维持一家人的性命。80年代初，胡耀邦接替华国锋，按照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理论，积极倡导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于是，处于温饱、半温饱的农民，许许多多的人，跑到城里打工、经商，收入不高的机关干部、学校教员，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涌泻地投入“商海”。人们看到，机关、学校那些见识早、胆子大的人，办停薪留职，或者搞兼职，以及在社会上被人们称为不三不四的人——所谓二流子、懒汉、刑满释放分子——抢先一步“下海”，很快成为暴发户，富得流油，令人刮目相看、垂涎三尺。在清查中落马的不少造反派头头，特别是其中的“三开”（开除党籍、干籍、工职）的刑满释放者，因一时工作的不落实，也纷纷下海，操起了精致的公文包，举起了“大哥大”，或者，腰挎BP机，奔走于东西南北，利用各种熟知的关系，挣得了大把大把的钞票。在这种情况下，加上我可怜的56元收入，两个孩子急于上学、嗷嗷待哺，受孔方先生的诱惑和一些朋友的鼓动，我也做起了发财梦，同玉梅几次盘算，几次蠢蠢欲动。
　　第一次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是华国锋、继而是胡耀邦、赵紫阳，先后抓了涨工资这一招。以后又推出科技人员评职称的举措。我迟迟未作结论，这些好事自然论不到我的头上。玉梅因为受株连，第一次涨工资给“抹”去了资格，第二次，她拼了命，跟省文教办的一位处长H者，因为他给厂里挑唆而撕破脸皮，这才给她涨了几块钱。这样，我56元，她48元，加起来可怜得很。所以，80年代初，我想弃文下海，一试身手，改变自己穷困潦倒的状况，当个阔佬。
　　一开始，我和玉梅商量，想开个豆腐店。我们觉得，黑龙江省盛产黄豆，但不会“吃”豆——豆制品品种少、花色单调，只有水豆腐、干豆腐、腐乳、臭豆腐等几样做法，而且社会上人们形容为“干豆腐厚，水豆腐薄，腐乳、臭豆腐不好买”。我认为，豆制品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这种状况很不适应人们的需求。而我们江南，豆制品的品种、花色，简直难以描状。什么膏子豆腐（豆腐脑）、水豆腐、油豆腐（豆腐泡）、贝叶（干豆腐）、竹叶、丝叶、麻花丝、千张叶、腐竹、香干子、黄干子等等，名目之多，难以尽述。我们家乡也有许多人会做很多种豆腐。因此，写信跟家里联系请师傅来哈尔滨做豆腐买卖。家里回信提出诸多难处，我们开豆腐店的宏伟之志，只好束之高阁。
　　此计不成，我和玉梅又策划开饭店。因为多种原因，也没有开成。首先是没有门市房。我家住在花园街32号二楼，不临街，曾跟房产部门联系，试图在外面接个梯子，房产部门讥笑我异想天开；几次联系同一楼串房，我们还主动提出给他找钱，他们也不肯挪动这好地方。二是我担心有关部门作梗，工商部门不敢批，公安部门出面干涉，怕因为我是造反派头头，说我以开饭店为名，继续搞什么地下活动；或者让公安部门盯上我，行动受拘束，岂不是作茧自缚。三是我还有工职，手里端着饭碗，不去试把，做点认真地探讨。四是孩子小，我觉得他们很聪明，怕误了他们前程。再者，最重要的是，我酷爱读书写作，不肯扔掉书本，从此变成“下九流”。读者可知，没房子，当然是物质基础，但后三条才是我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老师胡云飞说得好，主要是有饭碗，没有把你逼下海。同时，你太爱孩子，担心孩子不能成材。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不过，我后来发现，自己终归没有下海，最重要的还是，我觉得自己既不适合搞政治，也不适合经商。在我看来，经商要会随机应变，要善于自吹自擂，能说大话，甚至假话、谎话，“十个商人九个奸”。后来有人出高价，找我合伙办公司，就因为在某些基本想法、做法上存在分歧，我感到惊恐，而与之分道扬镳。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提出关于市场经济的谈话发表以后，中国再一次掀起经商热，史称“全民经商”，热浪翻滚，我也曾为之动心。在哈尔滨，当时最让人为之倾倒的是对俄民间贸易炒得火爆。人们以廉价的劣质日用品例如旅游鞋、羽绒服之类，过江就被俄国人抢购一空，换来高额利润；边境的绥芬河、黑河的许多居民，一夜之间就可以神话般地挣回数以千计的人民币。他们一手做买卖，一手腾出房间招住商人和来客，两路进财。人们风传生意好做、钱好挣，都可以进入富人国。此外，还有其他生产资料，也突破民间贸易的关隘，一股脑做起来。人们趋之若骛，利用各种关系，同俄国人做买卖，追崇暴富。情势所动，金钱诱惑，我和玉梅也受一些朋友的拉拽，居然同人联系钢材、汽车、化肥什么的。后来，经过一两回，我和玉梅才从这些噩梦中惊醒过来：我曾得到一位不错的朋友的电话之约，他手里“得到”一台“嘎马斯”车，于是我和玉梅立即出动。谁知就是这台车，竟有二、三十家同时发出喜报，我们大呼上当。有时，根本什么也没有，人们就像蒲公英见风一样乱飞，亡命地起早贪黑地奔忙。这些情况教训了我们，这是庸人自扰、无谓的时间浪费。同时，望风捕影，也不为我的性格所能容忍。这次对俄贸易热，我看到、碰到或听到，我的朋友、同学和老师几乎无人未被卷进去。
　　经过这样几次折腾，我就不再去做发财梦了。应该说，我不是做买卖的那块料。在黑龙江省，原来不同观点的两派头头——牛成山、陈造反、聂士荣、刘雪峰、韩潮、宋振业——除陈造反外，其他人都被“三开”，都做买卖了，而且成为大买卖人——企业老总，挣了大钱，置办了资产，只有我——也曾有拽我合办公司，几次因为在守法、纳税这些问题上存有歧见而作罢——还是一个普通教授，吃粉笔灰、爬格子，靠工资生活。
　　人的生命一半靠物质支撑，一半靠精神支撑。我的生活不能离开书，离开书就像缺氧那样难受。宋人黄庭坚《与子飞子均予书》说得好：“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之，则俗尘生其间，照镜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如今我决意要重执教鞭，就更得读书，而且更要认真刻苦地读书学习。最要紧的是，人生的精神支撑在于理性；理性愈强，生命的自觉性愈强；生命的意义愈大。每逢生命旅程的关键时刻，我就是捧着书本、寻找理性的支撑而顺利实现历史过渡的。正是在书本上通过与前人或哲人或智者对话，使我进一步领悟人生，感受人生，就是奋斗，就是自强，应该直面人生、直面困难、超越自我，得到前进的向导、克服目前困难的悟性。人生不能总是一本正、一条道，可也不能掉以轻心、玩世不恭。从来击倒自己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尼采从书缝中告诉我，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克服自己现在的状态，去努力实现与自己相称的理想状态。我不相信，我从此的命运只能混时度日，而不能重铸人生。爱默生从书架里跳出来这样警告我：“也许有人想说，从命运角度来看，命运主宰一切。如果这样，我们将告诉他，命运的一部分是自由的。相信命运和运气的人，仅停留在极为低级而危险的水平上，他们正招致自己所恐惧的不幸。”我喜欢尼采说的，一息尚存，也要充实。在我看来，所谓穷困潦倒，其实是精神崩溃。只要自己把内心的灯点亮，自己周围便是一片光明。
　　然而，我的一位校友——历史系的L对于当局能让我当教员表示极为怀疑，以为绝无可能。一天他来家，看我正在埋头看书，便大发贬词，认为我这把年龄、这个时候，发奋读书毫无意义，很不现实，不如做点什么买卖，或是做些不大用脑的事，教育好孩子，自己也图个轻闲自在。因为是好友，说话很敞开，但他的言词不乏讥讽。我当然要把孩子教育好，但我自己也要刻苦奋斗，做一次最后冲刺。我不愿意空泛地讨论人生问题。因为对于人生的空泛议论，纯粹是经院哲学，谁也难找到说服对方的词语和理由。同时，我此时不便拿出什么名人高论同他理论，也不应该深谈我的什么弘志大愿与他交流，因为我是落难之人，应该若愚若傻。我有自己的人生哲学，不需要人说同情、怜悯的话，也不希望别人以为他是智者，对我可以指手画脚，更不容别人挖苦讽刺。他走后，我想，历史上多有劝学、勉学、鼓励积极为人处世的故事，哪有如此这般劝人不要读书、教人混世的先例，于是，脑海掀起一片波涛，感到心事难伸，就这事写了一首诗。
　　某友讥吾读书记作认命此生尽愚顽，时羁何再累物迁。
　　书林踏觅无终日，乐在其中不知年。
　　人生的定位、颜色和亮度，也许因为折变，而变得浪漫，或者演成传奇。一些偶然性因素，常常成为决定性原因。或者一个事故，或者一次会友，或者一次夜读，或者其他意想不到的突发事情，往往改变一个人的方向，甚至命运，使其人生发生戏剧性转换。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