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7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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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发生戏剧性转换。我到黑龙江省电大工作，就颇具偶然性。
如前所述，我想到高校任教，一时却又苦于没有渡桥。正在我决意重新从教、踌躇满志之时，1984年4月的一天晚饭后，我和玉梅在花园街散步。我们平常很少从这个方向走，也许是天赐良机。我们漫步在花园小学门前，不期遇见了在黑龙江电大工作的张志生。我在前面第二章已经说过，张志生是我们的广播员，文革后期也是炮轰派。她，为人热情、爽朗，快言快语，乐于助人。久别重逢，相见备感亲切，一时不知说什么是好。寒暄之后，谈及我想找个学校当教员的想法，她感慨不已，热肠未减，极力拽劝我去省电大，认为目前正是时机。
“电大，现代远程教育，打开电视学习，有广阔的发展前途。你是个明白人，一点就通。省电大，刚组建，缺教员。你去教哲学、经济学，多好！”她显得十分兴奋，说话惯用短语，给人一种激情四射、满腹信心的强烈感觉，很打动人。又向我介绍了省电大现有哲学、经济学教员的情况。说完，向我亮出V形手势，走近一步拍拍我的胸脯，爽朗大笑。
“你去真行！”分手时，她又拍了我一下肩膀，用力推我一把，仿佛这事她一言就这样敲定了。
社会生活的游戏就是这样：我们这些同时代的人，顺应时代潮流，风云聚合，走过一段同呼吸、共命运的不凡历程，因为有共同的理想和追求，相同的观点和一致的人格，以共同的生活体验，所结成的友谊是惊天动地的，无论什么缘由、无论分隔有多远、多久，我们的心总是息息相通，一拍即合。历史、地理可以使我们分开，但我们一见面，给彼此的信息所产生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仍然具有巨大的信赖力和推动力。就是张志生这么几句不多的话，于我当教员业已形成的回旋器中，又平添了一个强力加速器。第二天，我先通过贾德华打听省电大一把手——齐文志的意愿。齐表示愿意接纳。于是，我自己到文教办运作，没过几天，我便去了黑龙江广播电视大学。
公元1984年5月1日，我生命中重返教师岗位的第二个旅程正式启程！
到了省电大，开始按照上头的旨意，分配我在图书馆工作当图书管理员。能到电大图书馆工作，使我非常高兴。一般人不知道，以为在图书馆工作，什么人都可以。其实不然。在我看来，只有有学问的人才配在图书馆工作。我虽然没有学问，但我有志搞学问。因此，我很高兴。而且，在我的心目中，这是我的一个跳板、一个中转站，有机会我就可以当教员去。
社会对政治的热情和关注已经沉落，现在的问题还是“上老不通谅”，他们对政治还颇有余热、颇具关注之心。我得慢慢来，顺其自然，因势利导。在图书馆，我可以免费看我要看、想看的书报资料。长期的失群生活，使我变傻了、变钝了。这一回重新生活和工作，与知识分子为伍，如鱼得水，有一种清新感和踏实感，觉得又回到了人间。
当时的省电大，刚与省函授教育学院分开，搬到现在的地点——和兴路92号。图书馆配备了我们四个人。不过，所谓图书馆，有其名无其实，一是书刊不多，又没有书架；二是因为刚搬家，各种图书既没有造册登记，也没有分类整理、摆放，而是散乱不堪地堆在一间大屋子里，人们进屋子里下不了脚，谈何借阅等什么业务的开展。分配给我的任务，首先是为图书分类建制。
图书这样东西，如果不分类整理上架，要找一本书，就像到大海里捞针，茫茫然，无从寻觅。搞图书分类，是一项具有科学性、严谨性而又十分烦琐的工作，需要专门的知识和技巧。我除了知道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哲学等大类划分之外，其余更科学、更系统的细分知识一无所知。其余三位，也是刚刚调到这里，入门方初，并不比我十分强。我只好向图书请教，寻找图书分类学，并向这方面的专家请教。通过学习才知道，原来图书分类，学者众多，观点纷纭，学派林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全国并未完全统一，几个名牌高校各行其是。
领导要我们一面学习图书分类学，尽快制订分类目录；一面要求按图书的大类抓紧组装书架，以便尽早营运，向师生开放。这样，需要对现有散堆在地上的图书进行清理登记。这就给我一个读书的极好机会。长期呆在家里，苦于没钱买书。作为一个大学图书馆，散乱地堆在地上的这些书刊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当时的我，却是如入书海报洋刊湖，浩瀚一片，令人眼花缭乱，一时不知从何着手。当时，我正在学习、探讨经济美学。这是我自己开辟的新学科，需要对于以往的文化学、美学做一些分析和总结。为此，我贪婪地寻找和浏览有关这方面的图书资料。
这时，我的主要任务是清理图书、成组打包或装箱，准备上架。因未定具体目标和时间要求，我慢悠悠地推着干。于是，清理图书就变成了我在书海中的寻宝、摸宝、探宝活动。应该说，原来的图书在搬家时还是成组、成套的，因为野蛮装车、卸车，全乱了体系，加上一些人乘机乱抓、取其所需，更使这图书家庭长辈不是长辈、兄弟姐妹不是兄弟姐妹，乱了伦。这样，我的清理速度，完全以我的兴趣而定。有时顺利之至，快如穿梭，“乘兴而行，兴尽而返”；有时如蚁觅食，循回往复无果；有时注目凝神，裹足不前；有时宝书到手，放怀而读。所谓徜徉，如我如况。
我最早清理出来的就是美学、文化学、文学、诗歌、美术、文艺评论方面的图书、资料以及人物传记、思想史之类。许多东西，是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例如，许多世界名画、名著，从未有机会有时间目睹他们的风采。现在一见，有一种故友重逢，难舍难分之慨，不忍把她们包扎起来，便席地而坐，狼吞虎咽般读起来。常常忘记了下班、忘记了吃饭。正是陶渊明所谓“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又有趣地是，我这样自律性工作，竟被人们视为一种“忘我工作”的好表现。这一期间，我如此慢动作，却连连受领导表扬。馆负责人付春茂，是一位厚道热情的中学老校长、老支书。对我很尊重，也很理解，经常勉励我，不要气馁，总想法子帮助我，天天上班关照我，“漫漫来，别着急！”一次会后休息，我俩攀谈起来，言不尽意，为感谢他对我的关爱，我即兴写了一首藏尾诗送他：
谢君词自认韶华东流付，却因电大喜迎春。
难得晚秋生新茂，劳君嘱我自律好。
公元1984年9月12日
这工作，直到现在还刺激我美好而越来越兴奋的回忆神经，那时令我情志高扬的是，在别人以为我被贬为不屑一顾的图书管理员，却因祸得福，一举两得：既做“好”了工作，为学校图书馆建设立了功；又为我自己寻找美学的发展脉络初步理出了一些头绪，为新学科——经济美学建设奠了基。
我像个天真的孩子一样，感到极大的满足，又受到莫大的激励，我看到了一个新奇、美好的新世界。我不知疲倦地搜寻关于经济发展的美学资料，搜寻有关这方面的审美见解、思路和思想火花，感受到这新世界给我带来了八面春风的快慰。虽然资料极端匮乏，很不全，但是愈清理，愈觉得原来模糊的线条开始渐渐地明朗起来，经济美学远远青山的轮廓变得越来越清晰。白天探海，晚间看借来的书刊。从而为我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我在学术研究方面，已经落伍我的同学、我的同龄人了。这回首，令我至今兴奋不已。我乘此机会暗自下定决心，要急起直追，努力赶上他们。谢谢这一段工作，帮了我的大忙。
为了推进图书馆的馆藏建设，促进图书馆尽快对师生开放。我建议学校应该尽快派人到北京去采购图书，并且试探性地建议让我去。我前面已经说过，这位一把手善解人意，很理解我的双重用意：一方面为了采购图书，加快图书馆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到北京看看，放松放松。
我的建议很快被学校采纳了。学校派我和理工科的何政昌老师一同去北京购书，给了我们三千元购书费，以后我们在京请求增至五千元。
我已经八年没去北京了。
进京的列车放慢速度，舒缓地呼吸，款款进站，广播员带着不无骄傲的声色介绍北京，这熟悉的语汇，出现了我不曾听过的许多鲜词，其中深怀惦念而颇带豪情的毛泽东主席纪念堂八个字一传出话筒，这些天来，积聚在我胸中的万种思绪，便喷薄而出，现在回想的记忆力，仍然感到豁亮而清新，那颗激动之心的跳跃。一进北京站，首先感到自己对毛主席的不尽哀思滚滚而来，我深情地朝毛主席纪念堂的方向望去，向他老人家深深地表示哀悼和怀念。走进旅社、放下行李的第一件事，就是详尽打听瞻仰毛主席遗容的具体时间和乘车路线。我和何政昌老师商量好有关安排，特意把瞻仰毛主席遗容的时间排在最重要的日程上。对此，何老师特别理解和支持。
那天，我们特意起了个大早，坐公共汽车去天安门广场。跳下汽车，便快步奔向毛泽东主席纪念堂前排队等候。然而，我们并非早行人。只见毛泽东主席纪念堂前的广场上，人们早在那里排起了多路长龙。远远望去，前去瞻仰主席遗容的人们，排成数路纵队，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又折了几道弯，直到纪念堂正门。从衣着上看，瞻仰的群体，以工农兵和机关干部为多；从年龄上看，主要是中青年，也有不少老年人和少年。纪念堂装饰庄严、肃穆，一片静寂，人们神情沉重，不时还可以听到啜泣声，到水晶棺前益烈，许多女士以致于放声大恸。我随着人流，缓步向纪念堂走去，心情无比沉痛和哀伤，脑海思潮翻滚。当见到主席遗容——安详地睡卧在水晶棺里——时，我再也无法抑制自己悲痛的情感，泪如泉涌。
建国以来，中国人民曾经把见到毛主席，和他握手，视为人生的最大幸福和事业成功的最高标志。“相期北京群英会，此别他年试比看。”正是我少年时代踌躇满志，要干出一番事业，接受毛主席接见，并把它藏在心灵深处，经常鞭策自己而写下的诗句。文革中，不少人受到毛主席接见，我的这种愿望，像烈焰愈烧愈炽愈烈。
我见过毛主席两次。
第一次是1966年10月18日。那天下午3时，东西长安街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排着多列横队，早早地来到指定的地段，等候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检阅。我带领哈师院造反团全体人员，列队站在天安门广场的南侧军事博物馆东北角。毛主席站立在敞篷汽车上，不断地向为他欢呼的红卫兵挥手。我屏住呼吸，踮着脚尖，翘首瞪大眼睛望着毛主席的高大身躯，由东而西，目送车移，直到见不到为止。过后，大家一遍又一遍，总觉得余情未了，反复地叙述自己见到毛主席的情景和当时的心情。那一天，我同大家一样的兴奋和激动。虽然我显得比较深沉，但我内心也是倒海翻江，一直在想，我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做一个出色的红卫兵。以后，我得到一本64开毛选四卷合订本，便在书的扉页上写着：“生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死是毛主席的红小鬼”，抒发了当时的那种激情，似乎这样还不够真实、还不够用心。
第二次是1973年十大期间。我永远忘不了那“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的动人场面。那时，我想，我生不逢时，未能赶上阶级搏斗的大革命年代，做一个毛主席的战士。但是，我今天参加了毛主席亲自主持的党的十大，因为我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是多么荣幸之至啊，特别是我作为一个党员代表，亲自给毛主席投了庄严的一票，同伟大领袖坐在一个大会堂，又是人生多么大的骄傲啊！我想我一定还有机会见到毛主席。万万没有想到，毛主席竟匆匆离开了我们，我再也不能见到这位巨人，而只能在今天来到他的遗体面前凭吊。我曾经是党的可靠的同志、可信任的年轻领导干部，而今却被党组织因为参加文革而作为一种“异己”，开除出党，打入另类。这是一场噩梦。毛主席啊，您知道不？
我深情地地望着毛主席的遗容，从头到脚，细细地观瞻一遍，直到后面的何老师轻轻地碰了我一下，我才意识自己的停滞影响了别人。我默默地望着毛主席的遗容，心里呼唤着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啊，您急匆匆地离开了我们，您知道这世界这么大的变化吗？知道我们是多么怀念您吗？
此时此刻，也许只有我，不，一定还有人如我一样，真正理解这铁的事实的涵义：现存的社会各种关系，靠的是国家、统治者的力量支撑；人们的观念、思维和精神也是这种统治力量的反映。强烈的感到毛主席关于继续革命的教导在耳边震响！
我不知自己是怎么离开纪念堂的。离开纪念堂，离开北京，我的心久久地、久久地不能平静。我不只是伤感，我在思考：怎么理解革命？怎么理解毛泽东？怎么理解人心，怎么理解人情？！我问自己：我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回到哈市之后，我带着这一连串的问题，寻觅书刊，我决心向历史、向书本、向人类的先哲请教。在我的心目中，毛泽东是我崇拜的偶象，并由崇拜几乎而变成一种迷信。我仔细地想，作为人民领袖，毛泽东能够正确地反映社会发展规律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但他并没有封自己绝对正确，也没有宣布最后胜利，因而自己做好了被摔得粉碎的准备，并告诫斗争也许要持续一百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他对于人的处理，总是坚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总是给人机会、给人希望，主张一个不杀，就是因为他认为，人头不是韭菜，割掉了还能长出来，怕搞错了不能补救。我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伟大功绩。我再一次地感到，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的道路还要漫长。我想，像毛泽东这样杰出的人物总是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怀念。我反复琢磨，一位德国历史学家曾经提出的四个著名问题：
假使毕达哥拉斯当时没有发现著名的勾股定理，难道人类到今天还不知道这个定理吗？
假使哥伦布没有生到世界上来，难道美洲到今天还没有被人发现吗？
假使没有牛顿这个人，难道人类到今天还不知道万有引力定理吗？
假使19世纪初没有发明火车头，难道我们到今天还会坐着驿站马车来来去去吗？
这四个问题代表划时代的历史进步，非常生动而通俗地把深刻的哲理道明了，人民群众是养育杰出人物的源泉，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总会或迟或早地涌现伟大人物。毛泽东因为和群众结合才有他的成功；又因为历史条件及其个人的局限，而有他的失败。
对于文革那段经历，我无怨、无悔、无愧，因为那些风风雨雨，是一段历史，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一段英勇悲壮的历史。我怀着赤子之心，相信共产党和毛泽东，追求无产阶级革命的梦想和形象。回过头来看，我的梦想未成，但我留给世人的形象却是自然的、真实的、淳朴的。因为它，我和中国的伟人、世纪的伟人毛泽东同呼吸共命运，我得到周恩来的器重和错爱。因为它，我和当时中国青年中的许许多多优秀分子出生入死，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他们的学识、聪明才智、高贵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