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7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它，我和当时中国青年中的许许多多优秀分子出生入死，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他们的学识、聪明才智、高贵品质和崇高的奋斗精神，永远是激励我前进的风帆和号角。这十年及其这些年，教我认识社会，认识人，认识自我；也教我认识正义和爱，认识丑恶和卑鄙。它使我由热情走向成熟，由激越走向科学。使我懂得什么是革命，什么是背叛，什么是失败，什么是成功，什么叫奋斗，什么叫牺牲。面对人生，我曾经引吭高歌，干过我曾未想干的大事。我真诚地把自己的青春和智慧献给了那个年代，做了那个时代要求我做的一切。我未能预见和超越那个时代，但是，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没有辱没我的使命，没有辱没我的党，没有辱没我的祖国，没有辱没我的人民。
面对社会变迁，我应该反思。邓小平全盘否定文革，进而全盘否定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这就给我一种解放、一种自由：我必须重新审视世界，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重新审视毛泽东，当然也包括重新审视邓小平；还自己的独立、自由和真实，还自己的人格。这就是我进入毛泽东后的历史时期应该持有的基本态度。
我读着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空想共产主义者康帕内拉的一首题为《论黄金时代》的十四行诗中的诗句：
只要世界把“我的”、“你的”忘掉，通过一切有益的、正直的和愉快的事业我相信存在就会变成天堂。
哲人告诉我，在政治生活中，人类认识的历史表明，在一个时代中的正确认识，到另一个时代就变成错误；在一段时间里，某一个认识得到了普遍肯定，但随着另一个时代到来，这种曾经得到普遍承认的东西，又会遭到废弃。随着旧认识的废弃，一般又会使另一些与之相反的认识，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我还想到一位哲人说的“活着的人总是正确的”。
是的，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发展。我应该摆脱小我，把自己真正摆在历史的、群众斗争之中。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一个人的成功，归根到底，取决于个人努力方向同社会发展方向的一致性，取决于个人的奋斗目标与社会前进的目标的一致性。我觉得美国“4H俱乐部”说得好：
我发誓：我的头脑要清醒思考，我的心要更加忠诚，我的双手要勤劳服务，我要保持健康，使生活更加美好。
头脑（Head）清醒的思考，在我就是要站在人民群众一边，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思考问题；心（Heart）要更加忠诚，在我就是，对社会主义的四化、改革开放更加忠诚，对人民的教育事业更加忠诚；双手（Hends）勤劳服务，在我就是业要精，人要勤，发愤工作；健康（Health），在我就是，要坚持锻炼身体，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只要我坚持4H，我的生活就会更加美好。我应该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说的：
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的主人——自由的人。
把自己同祖国命运、人民命运结合起来，就是把自己同四化结合起来，同改革开放结合起来；为了四化，为了改革开放，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这就是我的方向。
美国著名作家斯诺说得好，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个人都要经受“历史回旋加速器”式的、程度不同的冲击。我应该迎击这种冲击，为人民立新功。
这样，我又想起了毛泽东的教导：要努力奋斗，为大多数人的利益着想，要站在人民一边，为人民多做好事，不做坏事。要能经受各种考验，包括人生打击。想起了他教导人们正确对待逆境，引用司马迁的话：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北京行后的读书和思考，是一番自我洗脑，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我立下新的誓言：一定要使自己的余生过得有意义，要为人民多做好事，不做坏事。我再一次在心中默念杜甫的《石笋行》：
安得壮士掷天外，使人不疑见本根？！
杜甫一生坎坷，饱受人间磨难。青年十数年，适逢开元盛世，漫游全国名胜，博闻强记，获得了创作灵感。但是，这段快意的时段之后，命运之神就再也不肯护佑这位才子，使他备尝人间疾苦。进京会考正赶上李林甫专权之时，他的诗被玄宗赏识，却因李林甫作梗，屡试不中，竟困于长安至不惑之年，最后得了个小官。杜甫带着妻小，举家迁移，恰逢安史之乱，沦落为难民，屡遭兵匪凌辱；安史之乱平定之后，一度出入宫掖，但好景不长，因发善心疏救房棺，而蒙受同党之冤，被贬永离长安，颠簸流离，受尽苦辱；以后又当了小官，至肃宗乾元二年，关内大旱，民不聊生，他弃官再一次举家奔波求生，经过跋涉，终于到达成都，一路苦不堪言。是年，杜甫在此盖起了草堂，年已半百。人间数不尽的折磨，加快了他的生命旅程。享年56岁。
成都西门外有两块高耸的石柱，状如竹笋，一南一北。游人见此议论纷纭，提出种种揣测。有的说是镇海眼的，旨在防止洪水泛滥；有的说是古墓立的华表。杜甫认为，年代久远，风雨侵融变演，这些说法实在难以置信。人们以石笋称谓，徒擅虚名，并未为后人识其“骏骨”的本来面目。于是，杜甫以此为题，联系自己辗转流离、蒙受侮辱、埋没、饥渴、病痛、漂泊的人生际遇，感慨地写下了《石笋行》一诗。这是诗人心底之呼的最后两句，道出了这位伟大诗人直至老年痛感其壮志不展的激愤，以及对自己伟大人格必将得到昭雪的必胜信念。
这首诗，给了我莫大的启示和鼓舞。我觉得，宣示杜甫本根的壮士不是别人，正是杜甫自己。他揭示了一个真理：人格从来是自己言行和业绩的印证。杜甫是一位诗圣，我是一介书生，但是杜甫报效社会至死不变的自励自强的崇高精神，却是值得我永远效法的榜样。
因此，杜甫《石笋行》的这两句话，便成为我的座右铭。我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爱、对中国共产党的爱、对毛泽东的爱，都融化在自己顽强不懈的继续努力之中，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以做出一番新的成绩来，向世人展示自己的本根和形象。
我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态走向教师岗位的。
从北京回校后，图书馆一面继续抓图书分类工作，一面抓紧建架、立架，这些基本建设工作。但是，到1984年下半年，我的心已经不在图书馆了。我只想当教员，到了不能抑制、不顾一切的地步，认为自己不能再耽搁下去了。这样，我还可以一面教，一面学，还可以搞科研，著书立说，把自己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促成我的跳跃，还因为教学第一线实在缺人，经济教研室的牛慧等老师、特别是教研室主任田雨耕极力拽我。
但是，我要挪这么一个位，还得经省里批准。省电大一位领导说，因为我“不属于电大，而属于全省”。我料定电大负责人齐文志是会同意的。于是，为了便于他说话，我先找在宣传部工作的才起，他当时任宣传部副部长，主管常务。我和才起是同一个大学毕业的，他在物理系，1964年毕业。他在哈师院学习时，担任院学生总会主席，我是系学生分会主席，工作上有过接触。我到省文教办任职后，他在省教育厅做一般工作。才起在文革中初期参加保守派。我觉得他这个人不错，为人正直，工作踏实，是个好干部。至于文革中“站错了队，站过来就是了”。因此，当省教育厅提拔干部时，我极力推荐才起到省招生办当副主任（副处级），后来任主任。他任职的这一段，我负责招生工作，又经常同他接触，彼此进一步加深了了解，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对于才起的任职安排，我因此受到教育局个别造反派的非难，认为我提拔文革保守派，用人不当。所以，我找他，请他帮忙给电大说句话，他便很爽快地答应帮这个忙。经过他的帮助和我个人努力，我很快从图书馆调到经济教研室工作，时间在1984年底。当时经济教研室属文科教学部，1985年下半年从文科部分出来，成立经济系，以后改成经济教学部。
从1983年秋季开始，电大的招生热潮，由文科、理科转向经济类。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一开始把价格改革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当时的经济类设有工业经济、工业企业经营管理、工业会计、商业经济、商业企业经营管理、商业会计、工业统计等专业。根据中央电大安排，聘请著名高校教师编写教材，并担任主讲教师，由中央电大和地方电大的教师担任责任教师。在这种情况下，“商业物价”便成为经济类各专业的必修课，使用北京商学院童宛生编写的教材作为全国电大统一教材，并按照统一的教学大纲，由中央电大统一命题、全国统一考试。根据成人教育的特点，学生学习时间分为脱产、业余两种情况编班。文革期间，大学四、五年没有招生，这些“被耽误”的一大批高、初中学生“知识饥渴”、“求学饥渴”，成为电大学生这几年的主力军。这时的全国广播电视教育，并得到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赞助，电大的文凭享有国际待遇，在大学招生有限的情况下，这些学生几乎一窝蜂地挤入电大的“快车道”，因为全国当时广播电视落后，实际教学方式多采取面授的主要形式，所以师资特别匮乏。
因此，我到经济系工作，对经济系是个缓冲，受到系主任田雨耕及全体老师的热烈欢迎。田主任比较了解我的情况，马上找我谈心，并送给我一套经济类工具书，征求我可以教什么？我说：“除了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我不想搞以外，因为这些课程政治敏感性强，我想暂时回避一下，以后再说。经济类的其他专业基础课程，我都可以试一试。但我服从分配，听从指挥。”
于是，田主任当即安排我负责商业方面的课程，叫我先讲“商业物价”，并担任商业物价课的责任教师。
我是从1984年寒假开学之后开始从事教学工作的。回忆至此，我当时亢奋的神经，此刻被记忆的因子再次激活。因为，我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缺钱。而当时只要讲课，不论校内校外，一律给讲课费，而且给的比较高，为了多挣一点，除了半天到校日（以后改为两个半天）以外，一周五个半天再加上周日，几乎白天的几个小时、晚饭后的两个半个小时，全部用来上课。备课和读书全挤在早晨和晚间（不过，我的晨炼从不间断）。上课地点有远有近，远的地方，乘车难，常常一等就是一、二十分钟，甚至半个小时以上，冬天北风削面，手脚冻得发麻；夏天顶着烈日，汗流满面。那时，我四十五、六，感到身体很好、精力异常充沛，只是觉得与孔方先生久违，这时重新与它拥抱而特别受激励，真不知疲倦、辛苦这些字是怎么写的。
我从1962年由电机校出来上师范学院，到今日重上讲台，再执教鞭，噩梦般转了一圈，联想黑格尔的三级序列、一切事物不能摆脱的螺旋式发展，真是万宗感慨，跃然心头。
人生的回旋，甜、酸、苦、辣、香、涩、咸，七味俱生。因为它意味着以前的道路，或者是选择有误；或者是某种意外的事变被逼迫；或者说不清的其他什么原因。我不认为，自己参加文革是一种选择错误，回忆的轨迹表明，依据历史条件，像我这样的个性和为人，参加文革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对此，我无悔、无怨。我也不认为，今日我的择业是一种政治强制；因为我还有选择其他职业的“自由”。对此，我同样是无悔、无怨。我早已开始厌倦政治了。当然，如此党内处分，于我是不公的。除此之外，我选择回到教师岗位、重执教鞭，是我的一种明智之举。我问自己：是历史的回头，还是恶性循环中的怪圈，或是上升式的螺旋？我自信自己是上升式的螺旋。如果，我把文革前的教学直至上大学看作正旋，那么文革和清查的洗礼就是反旋，这次重登讲堂就是再一次正旋。显然，这是自己知识、智力和能力，也是自己人格和生命的一次飞跃。为此，我感到很欣慰。感怀这种回归和上旋，追叙人生，于1985年5月4日纪念“五·四”青年节时，我写了一首《重上讲台有感》。记述了自己的心境：
重上讲台我亦欣，二十三年路艰辛。
常因冷暖从民绪，未以苦乐效国恩。
沉浮感念寒暑志，上下关情师生真。
平生常笑争市利，唯有清郎遗后人。
“商业物价”是一门新知识，加上多年未讲课，又同实际缺乏接触，且同别人不一样，当教员是我极力争取来的。因此，我只能讲好，不能讲坏。如果我掉以轻心，不仅砸了饭碗，而且自毁形象。我一定要为自己争口气，不让人们向我翻白眼，说闲话，给人饶舌的机会。所以我特别用心备课，注意讲课方法。我觉得，教师给学生的第一印象最重要。因此，我特别精心设计第一堂课的每一个环节及其细部，讲究教学艺术。从板书、课堂用语到思想内容、教态，每一个方面都细细地考虑到。要努力强化吸引力，多方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使之信任老师，相信跟着这位老师一定能够学到东西，争取给学生以美好的“第一印象”，从此愿意跟我学。
为了保证每堂课的教育教学质量，把知识准确地传给学生，积极引导学生紧密联系实际，我经常备课到深夜。有时为了叫准一个概念，不厌其烦地翻阅多种词典，找寻相关的资料，进行比较、推敲；家里找不到，就跑图书馆。有时为了明确某个原理的细节，甚至一个计算公式的推导，弄不到十分把握，我就走出家门去请教别人。为了更好地联系实际，我三上省物价局探讨价格改革的有关理论和实际问题。为了理解商品销售理论价格计算公式的推导，我利用休息日到省商业干校，专程请教宛文国老师。为了强化联系，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丰富习题，我还跑到黑龙江商学院去请教有关老师。至今我还保存着王伯文、王开基、张弥臻这三位老师的《物价习题集》。为了帮助学生全面复习“商业物价”，我还利用去北京的机会，去北京商学院找主讲老师童宛生，探讨有关“商业物价”教学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探讨有关教学的思路和体会，听取期末复习、考试的指导意见。为了帮助学员们全面提高学习质量，增强价格计算的实战能力，搞好期末复习，我和宛文国老师合编了一本科学性、系统性和实用性相结合的《商业物价学习指导书》。
“功夫不负有心人”。所有这些努力，终于得到学生和社会的高度认可和好评。如前所述，当时电大经济类学员火爆，讲商业物价课成为高校的一种时髦。我的辅导课受到学生们的推重和赞扬。如在哈尔滨青年宫，当时举办的电大经济专业就有多个班级，同时几个教室开课。某大学一位老师也讲商业物价，与我同时在这里开课，形成了与我并列的擂台式的竞讲局面。因为我的课，深入浅出，旁征博引，紧密联系实际，课堂活跃，学生们纷纷跑到我这边来听课，弄得那位老师十分被动，以后不得不调整她的讲课时间。
商业物价课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