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7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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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纷纷跑到我这边来听课，弄得那位老师十分被动，以后不得不调整她的讲课时间。
　　商业物价课的成功，使我在经济教研室站稳了脚跟，取得了学校和教研室的信任。从1986年开始，经济类普遍开经济法课。省电大缺经济法教师，学校和系里正为此犯愁，我便主动请缨，得到学校领导和系里的积极支持。我没有系统受过法学训练，还是大学学习期间，有一门“法学概论”课，因为社教而没有开出，我自学过老师编写的这本油印教材。1978年之后，我曾经借过宪法和有关刑法资料研习过，那是为了应付突然事变——自己一旦被捕——而作准备；以后又想研究经济、社会与法的关联问题，对法治、法制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平时一有机会就看这方面的书刊。提倡法制建设以后，特别是自己对文革的思考，更觉得有研究法的必要。这次有机会开课，为教而学，自信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有能力适应经济法的教学需要，便挺身而出，解决了学校的难题。
　　为了开好这门课，除了自己下大力读书外，我还作了各种努力。首先，我主动争取经济法的教师培训会在黑龙江省举行。当时开会有三个要点：一是风景游览区；二是食宿好；三是服务好。我认为到镜泊湖去，准能得到中央电大责任教师的同意。为此，我请田主任同我一起跑牡丹江、上镜泊湖考察，联系会议在镜泊湖宾馆召开的具体安排问题。果然如愿。培训会期间，我建议为各地教师编一本教学案例资料，得到中央电大经济法主讲教师、北大经济法教授高承德、中央电大经济法责任教师王晓明的鼎力支持。在高老师倡导下，我建议经济法教学搞成三件套：即一本好教材（中央电大用北大高承德教材），一本法规汇编，一本案例资料。经过努力，我策划和主编了两本案例。一本叫做《经济法教学案例选》，供教师用，约12万字；一本叫做《经济法400案例析》，供学生用，40余万字，均在全国电大范围内使用。从而在我国经济法学史上，开了案例法的先河（见《中国经济法情报概览》第388页，武汉出版社，1989年）。
　　我的经济法学辅导课，深得学生好评。通过十余年的经济法教学，我总结了一套比较实用的经济法教学体系和教学模式。我强调法学的教学，必须坚持理和法、知和行的辩证统一。要重视经济法的基本原理教学，使学生掌握经济法与其他法律法规的区别与联系，这是提高学生基本素质的基石；但这种理，不能脱离具体法律、法规，而是以理析法，以法明理；理是社会关系的科学论证，法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二者相互贯通。学法在于知和行，以知法、懂法为指导，做到依法工作，依法护身。因此，法教学的基本方法就是案例教学；通过案例教学，实现理和法、知和行的辩证统一。因此，案例便成为搞好法的教学的关键。要有案例，但不能滥，也不能乱，而是以一当十，归纳成各个方面的典型案例进行串讲。例如，对于经济合同分析教学，我归纳为三部（步）曲，使学生在茫茫的经济合同纠纷案中得到向导，掌握订立经济合同、处理经济纠纷、进行案例分析的基本思路，进而分辨方向，找到打开进入经济社会迷宫大门的钥匙。
　　电大作为远程教育，主要依靠多媒体进行教学，因此，专职教员不多，这就需要专职教员一专多能，具有复合型的特点。直率地说，我基本符合这个要求。
　　根据系里安排，我负责商业经济、商业企业经营管理的有关课程，除了主要讲经济法以外，还兼过与商业有关的市场学、商业经济管理、商业企业经营管理、商业企业财务管理、商业经济活动分析等课程，讲过政治经济学。应该说，这些课程具有兼容性、互补性和贯通性，要求教员具有比较贯通的经济学、哲学的基本理论、市场经营、企业管理和社会经验，我在工厂呆过，当过领导，同时，我有比较扎实的政治理论功底，依靠自己的拼搏和不懈努力，注意这些学科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特别是我正在探讨和撰写经济美学，又使得我的这些辅导课，具有一般教师不具备的特点。例如，我讲经济法，常常引一些有关管理的知识，指出因为管理不当，可以造成违规、违法的后果，如不少合同的违约，就是管理不经意而导致的；又如讲工业产权，关于设计、关于实用审美，我可以得心应手地讲一点美学知识；在市场营销、管理课中，我的辅导，既有法的严肃性，又有文化底蕴和美学知识的趣味性，使市场营销和企业管理内容有血有肉，妙趣横生，如此等等。经常是，我的课堂活跃，笑声不断。这就使我的辅导课，知识贯通，各门课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又不脱离实际，学起来轻松愉快。还有，我在社会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和亲身体验，有时作为引言，有时撒为花絮，有时充当笑料，有时化作添加剂，为我的课程补充了有益的资料，使我的课堂泛波澜、生光彩，具有魅力而吸引学生。成人教育，学生有工学矛盾问题，但也以工学矛盾作护身符，不高兴就不来。在我上课时，这一点表现得并不突出，出勤率常在百分九十五以上。顺便说，我发现，学员们一旦知道我的经历，而对我更加尊敬和爱戴，师生之间一下子拉成零距离。特别是“被耽误”的高中老三届，他们中的许多人与我同病相怜，很理解那段社会、那段人生，很快接受了我。因此，后来文教系统议论对于我不能当老师的说法，是太不了解文革、也太不了解我的经历和为人。
　　我不但给电大讲课，还经常接受社会邀请，为别的院校讲课；不但给在校生讲课，还给政府机关、社会上的工商企业、社会上办的职称晋级考前培训班等讲课。讲课的内容除培训班按规定课程内容主要讲经济法之外，我还讲市场学、企业管理、经济形势，还有农业产业化、经济美学等。
　　在我看来，作为一个教员，不仅要注意传授知识，而且特别要注意对学生进行非智力——主要是伦理、道德、情性、行为、思维——教育。我认为，同知识教育相比，非智力教育应该是第一位的，起着动力和挂帅的作用。我觉得，既要解决学生想学、为什么学的问题，也要解决学生能学、会学等怎么学、如何提高能力的问题；不仅要提高和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而且要进一步教育他们端正心态、学会做人、学会运用知识进行科学的、创造性的思维，提高工作质量，为社会做出新的贡献。因此，我在课堂上绝不仅仅进行知识教育，而是特别注意有针对性地随时进行各种不同的非知识教育，密切联系实际和我自己的经验教训，启发、诱导、激励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注意帮助他们认识和克服前进中的困难，训练积极的人生观、世界观，热爱生活、热爱工作。我要求学生做到的，我一定先做到。例如，我要求学生要认真细致，我自己在檫黑板时也注意做到这一点。我要求学生不要迟到、早退，我自己一定提前到达教室，上好上满课时。因故迟到，便主动作自我批评。我告诉学生，成功的公式是：
　　成功＝明确的目标＋积极的心态＋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时间安排＋不懈地努力
　　所谓明确的目标，就是自己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达到何种标准，尽量有具体的要求；所谓积极的心态，就是认为我行，我是这块料，我是适合做这样事业的人，我具有实现自己目标的条件和能力；所谓科学的方法，就是讲究适合自己特点、习惯和能力的方法，是自己不断摸索和总结的方法，不盲目模仿别人，跟在别人后头亦步亦趋；所谓科学的时间安排，就是根据自己的精力、爱好和能力，安排学习和工作；所谓不懈地努力，就是朝着自己的既定目标，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阻力，都要有决战决胜的斗志和毅力，既要经受住成功的考验，永远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又要能够经得起失败的打击，甚至毁灭性打击，百折不挠，直至实现自己的目标。我特别注意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激励学生的爱国之志，为人民服务之志。只有把自己的志愿融化在报效祖国、报效人民的宏伟大志之中，才能有无穷的动力，才能充满激情和耐力，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既要有雄心大志，敢于藐视困难，又要着眼于细部，十分重视困难。要从小事做起，不要做那种“小事看不来，大事不会做”的人。要学会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不能事无巨细，胡子眉毛一起抓，有重点，有中心，学会弹钢琴，等等。
　　这些，就是我在教学中注意贯穿始终的问题。我还特别重视对学生学习方法、思维方法的训练，启发学生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不是“授其鱼”，而是“授其渔”。
　　气可鼓，不可泄。我总是注意从自己的体验的角度，激励学生有奋斗就有回报，几分耕耘，几分收获。特别是参加全国性考试。我总是告诫学员，信心、意志、毅力和耐力，这些心态是取得成功的首要条件。我经常向学生宣讲两句格言是：
　　人努力，任何时候为时未晚。
　　人能做到的，经过努力，我也能做到，甚至要做的更好。
　　由于我注意课程的德与智、知与行、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教与学的关联，并注意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注重教学效果，处处对学生负责，使学生感到老师对他们诚心诚意、全心全意。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的努力，学生报以颂词。他们有困难，愿意找我出主意；有想法，乐于与我交流。电大学生遍天下，出门的时候，每每有学生主动同我相认，饶有兴趣地描绘听我讲课或指导毕业作业的感受。有时漫步在街上，突然一位女士，亲切叫我老师，同我叙一叙我的教学给她留下的美好印象；有时逛商店，售货员上来介绍她是我的学生，一边给我讲解货品，一边唠起我的教学；有时在银行的柜台前，接待我的男士，问我记不记得他是我的学生，忆起早早地去坐在前排，好听我的课；有时在火车上、公共汽车上，或者公园里，甚至在外省某地……这是一些不连贯而零碎的回忆片段，却常常给我惊喜，令我十分欣慰。
　　我在教学上顺利地打开了局面，赢得了社会的好评。但我的作品出版却颇费周折，这是回忆的辛酸之笔，触动我曾经受伤的神经，令人揪心。我愿意看书、教书，也特别憧憬效法别人写文章、写书、出文章、出书。我爱想问题，也愿意不停地舞动笔竿，有一个写作的好习惯。在我看来，人生最有意义的是留下可以为人注目的诗文。1982年2月12日，我在给张文鸣的《共勉诗》中，道出了我的这个观点：
　　华光积滞话前贤，人生难得中年闲。
　　高皇陵寝堪寂寞，唯有诗文胜时间。
　　从牛棚出来，我常常试着写点东西，例如诗歌、电影评论、科幻小说什么的。写文章，历来难于发表，倒不是我写不出好诗文来，而是以我的情状，出版者不敢发。
　　一次，几个好友集会议论我目前手头拮据，大家你一言，他一语，给我献策，认为赚稿费是条路径。在省科委主办的《科学时代》杂志当编辑的徐唯果表示愿意助我一臂之力。他，是张文鸣的朋友，与我们同龄。为人豪爽，一身正气，思想解放，助人为乐，不信邪恶，认为我可以先写点科幻之类作品，并许诺在他们的杂志上发表。于是，我于1982年春节期间，写了一篇科幻小说《太阳岛上的女尸》。写的是，根据水深压强增大的原理，制成自动救人落水装置，用了个笔名，送给徐唯果。徐高度评价了它，决定采用。稿子按照程序下到印刷厂付印。也是我不该走这条路，一向耍官僚的编辑部一位负责人，竟想看看本期清样，称赞这篇科幻小说写得不错。豁达无羁的唯果，把我的交代丢在脑后，兴奋地说走了嘴：“你知道这是谁写的？”
　　“不知道。”
　　“范正美。”唯果以为这位领导不明白，又补充了一句：“就是那个范正美。写的不错吧？”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位负责人当时未置可否，但他不久就下令将我的稿子撤下来。理由很简单：有的是稿子，何必要用这个人的稿子，担惊受怕的。
　　其实，老徐是对的，我堂堂正正地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包括言论出版权。但在我们中国，长期人治形成的政治观念，总有一些领导人附会政治，根据他自己的揣测和理解，并把它奉为一种政策，就那么毫无法律、政策根据，信口开河地取消了某些人的某种政治权利。这是文革刚刚结束之际，清查严酷性制造的政治空气，人们余悸未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便成了一种通病。徐唯果觉得不便申辩。后悔的是，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因为要再坚持说点什么，人家就要问“你跟范到底是什么关系”，把事情弄得复杂起来，以致于自己弄成一身不是。
　　我很钦佩也很感激徐的为人。其实，我和徐只是萍水相逢，他只不过是听张文鸣夸我，想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帮我一把而已。未曾想，办事缺点儿心计而遗憾。以后见着我，深表愧疚。
　　我口头上对徐说没什么，但这件事本身给我的心灵打击却如雷击一般。当时的痛切，至今回忆起来，犹感振颤、寒栗。如果我连用笔名都不能发表文章，岂不是自己的特长和进路完全被掐断了。瞻念前途，潸然泪下。心中的苦楚和愤懑向谁诉啊？我对命运说：不，愈挫愈奋，我决不气馁。穷思极想，计从心来：我必须更加用心学习法律、运用宪法申诉自己的基本权利、保护自己。我反复学习宪法，坚信那位编辑部负责人的做法是极其粗暴、极其错误的。
　　吸取这次教训，以后我通过朋友汪世英、校友郑力华等，分别以笔名薛林、郑梅发表了电影评论和几篇科技小稿。
　　入电大之后，胸中有法，但处事更加缜密。我想，作为人民教师，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和作为教师的基本权利。从而，我在教学过程中，特别重视抓紧时间进行写作，开展科研工作。在此，要特别提到的是（我在以后还要进一步叙述），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坚持给我出第一本书的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编辑张希玉先生。
　　有鉴于此，试探着来。始在1985年，我担任省电大商业物价课程的责任教师，出版复习材料署以笔名；进而在我主编《经济法400案例析》第一版时，在序言里写明我是主编，作为一种试探；继而在该书再版时，根据张希玉的提议，署上我的实名，纵观各方面反应。正如张希玉所预见的“依法办事”“啥事没有”。我深深抒了口长气。此后，我的作品就都署上了我的实名。
　　顺利推进的教学，勤于动脑，大大催生了我的学术成果问世。我的学术活动来源于两个推力：一是密切结合教学需要；二是根据自己的爱好。概括起来，我在三个方面发展。
　　一是力攻经济美学。应该说，这契机是姜振寰发起的。姜振寰是哈师院物理系我们同级1966届毕业生。在文革造反、炮轰时，姜都是积极分子，同我要好。80年代，他读哈工大自然辩证法硕士研究生是我力促的结果。当时他要报考核物理，我觉得不如自然辩证法好。在哈工大自然辩证法硕士研究生读完之后，他被留在哈工大任教，并从事技术史研究。他经常来我家看我，同我探讨一些人生、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方面的新观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