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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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哈师院下去的第一批，都是文科学生。根据工作队的建制和组织系统，按系、年级、班级分别与当地派出的干部混和编队，依次组成工作团、分团、大队，到牡丹江地区各个县及其各个公社。我们政治系全体师生，被分配到牡丹江宁安县与方正县的干部组合成分团。我们班包三灵公社。我们班一共31人，分到几个大队，各队一般由老师领队。我们九个同学去连家大队，由我负责。他们是：石磊、毕政国、侯国英、艾和、孙安清、郭瑞宏、陈淑兰（女）、谷丽娟（女）。这就是说，我具有双重任务：既要管好自己，又要协助学校做好这些同学的有关工作。这使我既兴奋，又感到压力大。但我欣然而往，决心以出色的工作，做到工作队、学校和同学们三满意。
　　我在社教中于1965年4月如愿“火线”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预备党员。我在自传里写道：
　　在党的教育下，我是在玫瑰园里长大的，走的是一条铺着玫瑰的道路。
　　这是我对自己走过的前一段道路所作的概括，也是我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感激之情的真实表白。
　　社教是文革的前奏，对于我们青年学生，至少对我来说，对于后来参加文革影响很大。对于我们这些参加过社教的人来说，中央关于社教的不同主张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换句话来说，中央内部的不同意见在我们青年中产生了强烈的震动：中央内部主席与副主席之间存在莫大的分歧。这种状况，贯穿于我们搞社教的全部过程，由隐秘到公开、由盲目到自觉。
　　一开始，我们到农村宣讲社教政策有两个10条，还有王光美的经验讲话。1963年，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一个决定，即《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一共10条，简称前《十条》。1964年9月，刘少奇主持制定了《后十条》。这个《后十条》其情况是王光美提供的，其观点是刘少奇的。情况大体是这样的：刘少奇自己先搞了一次“私访”，接着又让王光美化名到芦王庄种“试验田”，搞了一个有名的“桃园经验”，于是在刘少奇主持下搞出了后《十条》。它对阶级斗争的形势做出了更为严峻的概括，并提出了基层政权已经出现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新概念，指出：“过去我们党采用的开调查会等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已经过时，因为“现在，敌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方法，更加狡猾了。他们对干部搞拉拢腐蚀，实行和平演变，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还利用我们文件中的某些条文同我们进行合法的斗争。这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基于对我国农村基层形势的这个估计，刘少奇在后《十条》多次强调“扎根串联”的口号。也就是说，当时我国农村基层组织都不行了，干部都烂掉了，必须像土改时期那样，“访贫问苦”、以便重新“扎正根子”，培养一批积极分子来代替原有的干部，重新建立基层党的组织和基层政权，并且采取万人下县搞社教的做法。应该说，要抓农村里的阶级斗争，全党是一致的。但是，对于农村阶级斗争形势的看法以及解决办法毛泽东和他的战友是大相径庭的。
　　实践证明，按照这个经验，各地的社教工作队大多带有解放初工作队进村的意味，而且，连续出现扩大打击面的事件，甚至武斗打死人的问题。与刘少奇相呼应，全国40多个省市纷纷给中央打报告，提供基层农村一个个烂掉的“活生生”的、“惊心动魄”的实例。现在回想起来，在群众中摸动向，搞阶级分析，是共产党的一贯做法，因为苏联变修，而使党内一些人变得十分神经质。在文革中我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党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和邓小平都是抓阶级斗争出身的，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发出重提阶级斗争的号召之后，中央领导人接二连三地大讲阶级斗争，在农村抓阶级敌人，这和后来刘邓在文革初期派工作组大抓“右派”、“反革命”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在处理人的问题上，常持慎重的态度，总是留有余地，怕搞过了头，没法子纠正；刘少奇、邓小平则不然，他们总是要求除恶务尽，不留后患。而且，毛泽东强调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搞群众运动；刘少奇、邓小平则不然，他们搞神秘化，依靠派工作组、设专案组，后来直至派万人大兵团式工作组到县。
　　我们下到农村的时候，就是完全按照刘少奇和王光美的部署和经验去做的。刚进村，有那么几天因为怕接错了头，不能随便同当地人谈话，工作队员们的行为搞得十分神秘，也弄得很神经质，我感到行动特别别扭。当时依靠贫下中农，但如果以衣帽取人，就会闹出笑话。因为人们头上不贴帖，穿戴差不多一个样，甚至地主富农穿得更破。在东京城的一位中文系女同学忘记了“访”和“扎”的教导，在路上“警惕性”不高，头脑里缺根“阶级斗争弦”，事先也不打听打听，以至于把上了年纪的地主、富农叫老大爷、老大娘。事情过后，让人打了小报告，以此作为大学生脱离实际的政治笑话，被当时社教工作团整理出简报发到各工作分团，并且煞有介事地传达到学生中去，以此大作文章，说明在城里长期脱离实际的大学生，不仅稻稗不分、搞不清高梁玉米，而且阶级观念淡薄，阶级阵线不辨，用以反复警告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依靠贫下中农。王光美在讲话里还批评了工作组内的许多不得力的情况，所以，作为学生的我们，心情很紧张，工作的特别累。
　　按照后《十条》这样的做法，各地有不少反映，不仅参加社教的学生有意见，而且参加社教的机关干部意见更大。他们有的写信给中央，有的还直接报告毛泽东。在各地纷纷反映之后，到1964年底，在毛泽东主持下制定并下达了《二十三条》，对于农村的形势的分析和社教的基本做法，提出了全新的观点。在《二十三条》中，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毛泽东关于解决中国问题、党内问题所得出的新结论，是他创造的继续革命理论的新概括，并为即将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成了理论准备。于是，社教运动便发生了根本转变，一改那种神秘的色彩，演变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很多农村基层干部轻装上阵，由被斗争的对象成为运动的主力，不再为自己的问题苦恼了，一扫前期社教的神秘色彩，农村出现了新气象。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因为时间已到规定的下限，贯彻《二十三条》只开了一个小头就回校了。
　　这次参加社教，对于我这个南方农村出身、从家门到学校门的青年震动极大，在当时历史背景下，产生了三大重要影响：
　　其一、我第一次知道我们国家有这么多的阴暗面；知道中央有两种完全不同的主张。对此，后来我在80年代写的一首诗中回顾道：
　　在我的心中，高贵的领导就是至贤至尊，
　　在我的眼里，忠贞的革命就不应有半点虚伪。
　　然而，在社教里，我看到了幸福国里的苦农，
　　我听到了太平世界的不平。
　　这使我的心再也不能平息，
　　这使我舍命也要为真理而奋斗，
　　要为世人的不平而抗争；
　　是真金还是沙石，应在烈火里一显真谛。
　　这里所谓的“苦农”，是我在农村亲眼所见。我所在的连家大队，一共五个生产队，一共六、七十户人家，除第五生产队在离连家约五里的另一个小屯子之外，其余分布在一个比较低洼的大屯子里。整个屯子的住房，只有一队的老刘家和四队的老宋家是瓦房，其余几十家都是干打磊茅草房。有那么几家，房子因年久失修，破烂不堪，夏不蔽雨，冬难御寒。我们是初冬去的，炕上的席艹子几乎只剩下几块破败的草篾，炕上的棉被补丁摞补丁，漏着一团团棉花，火炕漏出一个个高低不平的泥坑，除了它多少显出油光以外，整个房子，到处是破絮飘零、蛛网四布，北风呼呼的刮着用报纸没有糊严的门窗吱呀吱呀作响；地上鸡粪人痰成串成堆，脏乱不堪入目，行步难以下脚；室内一股说不清的怪味，令人掩鼻。在我们一队，称得是一户人家的要算一两家外来户，新盖的草坯房，弄的干干净净。村里许多人见着我们，恰如鲁迅笔下的润土一般。既有些麻木，又有些哀怜，目光里充满着某种企盼。不少小孩子赤着脚，穿着过膝的、带着油光圬渍的大棉袄，不戴帽子，歪着头，淌着长鼻涕直流到嘴边，不时把嘴一沔，缩着脖子在屋檐下站着，近乎痴呆地望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辆。这些景象差不多的社教队员都目睹过。据工作队的一些同志讲这并不是最差的队，也不是最穷的屯。
　　这情况，是我，也是我的许多同学没有想到的，感到很震惊。在我看来，中国十几年来，农村有一定的发展，但问题不少，我应该为此尽些力量。
　　其二、如何解决阴暗面的问题，我认为毛泽东关于运动中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论断有道理。我认为毛主席高瞻远瞩，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和要害。我觉得，针对刘少奇的提法，毛主席认为，农村存在的问题不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不是“党内外矛盾交叉”，而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矛盾，这个论断抓住了实质。因为，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单位，关键是单位领导人为谁服务、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如果单位领导的党内当权派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单位里的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反之，一个单位只解决一般干部的问题，而没有解决党内当权派的为什么人、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这个单位的问题便没有解决。基层的政权归属完全取决于什么人掌权。大而化之，古往今来，一个政权的瓦解，都不是来自外部力量，而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原因，自己把自己推翻、整垮的。在我所在的连家大队，当时大小队干部，无不接受审查，工作组一个个找他们谈话，连团干部也不能幸免。因为穷，经济问题就是一些柴禾问题、队干部不参加劳动问题，进村很快就搞清了。但当时因为统一部署，统一进度，没有经济问题，就进一步查所谓生活问题。我和老郑负责查团的书记，听得某些反映查个没完没了。弄得干部诚惶诚恐，生产没人抓，一搞就是半年，不见有什么进展。没有重点，抓了半天，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心里想，毛主席要比刘少奇高明得多，毛主席讲的是理论和实践的本质，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刘少奇讲的是表面现象，一时一事，就事论事，在逻辑上没有关联性，在理论上说不通，在实践上既脱离群众，也脱离干部，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但是，这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中央的两条路线之争，也没有同别人说出我的一片狐疑。殊不知，这里正在酝酿着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它深深地藏在我的心里，直到文革中予以爆发。
　　其三、对于那些有问题的支部，《二十三条》提出了建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的构想。这就是由工作组的代表、当地革命干部的代表、当地群众代表三方面组成临时领导班子，作为一种对于未来新班子的过渡，一改工作组进村、干部靠边站、工作组代行职务的做法。这种“三结合”的办法，很快解决了当地的领导问题，不影响生产。我认为，这既体现了农村广大干部都是好的的一面，又体现了新老班子的承继关系。这对于我后来参加文革，在师院、在全省后期夺权斗争有着重要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我将在适当的时候加以叙述。
　　这里我还要说明一点的是：在社教中，有两方面的人给我影响难忘，对我以后的人生，特别是参加文革有着重要影响：一是我住的房东一家，王永发大爷和他的老伴，对住在他家的老郑和我关怀备至，体贴入微。晚上我们睡在一条炕上，总要海阔天空地唠扯一大阵子，但是一到我们涉及到村子里的人和事时，两位老人就像受惊的役马一样，突然打住了。如果要深说几句，他们就会把话岔开，保持着农民特有的世故和警觉性。还有那些记不住名字的许多老农。他们对干部有意见，有一说一，从不瞎说，表现了那种对事认真对人负责的劲儿，使我永远记忆犹新，并且总是让我玩味无穷。二是我们工作队里几位来自方正县的干部，他们是我的入党介绍人郑师舜、李真，以及工作队员老宋、小李子等，他们工作的那股子负责劲，对党的政策的那股子认真劲，对社员、对同志那种热情劲，常常想起来，对自己是一种激励和鞭策。我觉得，我们党内的广大一般干部，他们对党中央一往情深，但他们对问题的看法心里有数，一点儿也不含糊，他们总是同群众心连心。到发表《二十三条》时，这些同志感到无比的欢欣鼓舞，把对前一段的想法，都说了出来。
　　此外，我还通过王永发夫妇，得知《红罗女》的故事，虽然不连贯，却激起我对它的极大兴趣，为我以后创作《红罗女》作了必要的准备。
　　从社教回来，我们刚完成了毕业实习，正在准备写毕业论文之时，文革的号炮震响了。
　　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是从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所谓“小五界”，对以吴晗《海瑞罢官》为代表的批判开始的。
　　这五界都是意识形态领域。毛泽东根据他的意识形态的理论，对我国这五界都不满意。他批评当时的文艺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他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为此，他指派江青抓京剧、芭蕾舞、交响音乐等改革。
　　毛泽东本人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和诗人，对文艺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以自己的艺术实践，表现了革命理想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高度结合。同时，毛泽东十分强调文艺的阶级性、革命性，这阶级性、革命性，在毛泽东看来，就是反映什么、为什么人的问题。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1942年，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1944年，毛泽东在《看了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中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少爷小姐们统治舞台”，1951年，毛泽东在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中有关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写过这样一段话：“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卑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种程度！”。1954年，毛泽东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指出，“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