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8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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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花费比别人更多的心血，并且改变目前这种严重脱离实际的状况，想办法了解实际、结合实际，写出富有独到见解、充满新意、具有针对性、实用性、真正叫得响的稿子。
惟有拼搏，才是我的出路；惟有拼搏，方能展示我的才华；惟有拼搏，方能锻造我的骨气。于是，我更加发奋读书，更加注意思考，更加注意研读报纸、杂志，更加仔细地推敲写作，每每属文，几易其稿，终于写出了好作品，为学术界称道。这使我感悟到，人逢逆境，同情劝抚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激励、鞭策。不论何人，都需要在那似醉非醉之时，在其精神上猛然一刺，使其反悟，完全去掉梦幻，去踏实地求生存。后来我对玉梅谈起这件事对于我人生的意义时，很感激地对她说，“这是一条可贵的经验！应该对你道一声：谢谢。”
她诡谲地一笑，过来紧紧地拥抱我。我乘势把她掀倒在床上，把她亲了个够。这个中之味，够我俩久久地享用，意蕴绵长。
这次我写回忆录，有人说现在还不是时候，或者说写了也不能发表。我给她朗读了一些重要章节，征求她的看法，她说：“我看，你这样客观地讲述经历，我看没什么问题。就是现在发表，也应该不成问题。如果按照一个模式、一个腔调写，那还有什么言论自由，还有什么意义。”又说，“回忆录是个人的事，任何人都可以写，谁也管不着。”我相信这素朴的见地。这对于我不懈地写作回忆录，起了重要鼓舞作用。
不仅如此，玉梅还能在我遭受精神压力之时，给我必要的劝慰，使我冷静，起到减压减负的作用，找到释放的途径。1984年春季，我看望一位朋友，他告诉我曹志关于我的谈话，回家后我学给她听。说完之后，我的情绪异常激动，气冲牛斗，一连数道这位曹先生，我说，在文革之中，曹氏惯演落井下石之戏。潘复生在1971年挨批，他找办公室的N某，要求替他写一篇批潘的文章，称潘篡改毛主席在九大期间关于黑龙江省的指示。毛主席说，黑龙江问题不大好解决，而潘说成黑龙江问题不大，好解决。因为N当时是秘书，是在场者，觉得情况不是这样，而婉言推脱，曹氏只好另找他人代笔。其实，曹作为省革委会副主任，一直跟潘到底，排挤刘光涛落实毛主席关于两派掌权的指示，现在看到潘不行了，就来个下石落井。玉梅说：“现在还是以‘左’对‘左’，说是同文革不一样，其实，哪样不是跟文革一个样，连开会的方式、讲话的的调子都没变。何必生这么大气。不要紧，群众现在也理解了。他们说，邓小平不把文革彻底否定，不把造反派整掉，没办法推行他的那一套。天要打雷下雨，咱们也管不了。要怎么处理就让他怎么处理好了。留在党内和开除出党，对你都是一个样，何必计较表面现象。你要相信，人不能都是走红运的，也不总是倒霉的。老百姓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是的，玉梅对于眼前的状况所持的高度冷静，其实也是我平常对他反复说的道理，如今她拿过来讲给我听，确实起到镇静安神的作用。夫妻的相互磨砺，本来是现实生活锻造的熔炉，而我受到接二连三地冲击，更使这种磨砺的频率和效力大为增强。我俩都热爱生活，热爱社会，又有一种强烈的自信感，对世界发展变化的信念。因此，“白眼看炎凉”。我们从不相信，这是最后的结局，历史到此就不再遵循固有的客观规律向前发展了，掌权者就可以随心所欲、不受历史惩罚了。女人特有的某种忍耐性、期待性，也许因为我的磨难和我们的共同奋斗，而使她得以磨砺而在她的身上表现地更加突出罢了。
听了她的这几句话，使我心神清爽，火气很快泄了下来，冷静对待眼前的事变，终于泰然处之。后来我回忆这段经历，觉得当时如果玉梅不帮我浇水消火，我会带着极大的情绪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犹如螳螂之怒，于事无补；不仅伤了自己的身体，也落得人们说我不识时务的话柄。
玉梅对我的关爱，尤其对我的身体备加注意，吃什么东西，总要把好的、多的一份给我。她总有她的章程：“孩子主要是营养、不偏食，美味、珍奇、好吃的东西以后还有的是机会。”你最近太累，天天讲课，熬心血，需要补充营养。“”昨天你又熬夜了，今天你多吃一个鸡蛋。“”累点不要紧，但营养要跟上去。“她总是有理、有利。她给你夹菜，可以把住你的手，非接受不可；你给她敬菜，她常有婉词推却，如果学她把住手的法子，就会形成”武斗“，常常以我甘拜下风结束。
玉梅对我的疼爱，是一种无微不至的关切。我在家，不能打个喷嚏或有两声咳嗽。因为在她看来，这就是感冒的前奏或别的什么病。我跟她理论人体的体温自我调节机制，她就搬出某次某次的感冒发烧也是起于青萍之末的实例，非得听其言不可。这种爱疼，我十分感激，但有时使我感到过分，甚至受不了。我说：“人的生命力，其实是很强的，不见得你想象的那么脆弱，有点病就吃药，这样反而不好，人的免疫力就会下降。”有时，我刚觉得鼻塞或连打喷嚏，不愿意马上吃药，以后严重起来，她就反唇相讥，“怎么样？不听老婆言，吃亏在眼前。”我只好认输，向她检讨。有时我就说，“你最好把我用纸裹起来。”她就诙谐地说：“我正在发明这种用纸，等着吧，用不多久，你就可以看到中央电视台这方面的广告！”
玉梅把一切献给了家，献给了我和孩子们，但她可不是对工作敷衍塞责的人。她希望自己是个贤妻良母，也希望自己是个摸范工作者。她积极工作，从不轻易迟到、早退。经常带病工作。她担任工会小组长，负责计划生育工作，抓得很紧，多次受厂里奖励和表扬。对于各项集体活动从不退后、示弱。平时，单位搞什么节目表演，也不落场，并常常要我帮她一把。每年过三。八节，总要我为她出些主意。80年代初，我们的心情与当时社会时势很不合拍。但是，要玉梅出的节目，她还是如期并出色的完成。甚至连墙报投稿，她也不甘示弱。
玉梅对朋友、对同志总是满面春风，笑脸相迎。从她的外表，人们很难发现她有什么难事或不快。对世事的自然主义的人生哲学，却同时还有一种乐于助人且宁可人负于她、她不负人的美德。这是她很对我脾性的极为重要的一点，使我颇为满意。有那么几件往事的碎片，总在我脑际浮游。
在我负责招生工作时，总有一些人能找到我的家，个别家长甚至还拿点东西，我坚持拒收、不拿走东西不谈事。这一招很灵。一是因为当时政治清明、社会风气好；二是人们也知道我的真脾气，说到做到。但是，也有例外，这就是街坊邻居，或个别托朋友办事，事情办完了，等到过年过节时，送点点心或水果什么的，而且往往是我不在家。玉梅就暂且收下。然后由她送回人家。她这么承诺，也是这么办的。她说：“我们不能要人家东西，一定得送回去，这叫做舒舒服服犯错误呢！”
在礼节上，有一件事，对我和玉梅震动很大、教育颇深。那就是，我的一位朋友的岳父去世，那时，我刚从牛棚出来，手头拮据，可以说连发信的邮票的钱也感觉吃紧。同时，也是我们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又不知道东北的风俗。于是，按照我们老家农村的做法，于知道忌日的第二天，买了两样点心，去看望其岳母，表示对故人的悼念和其岳母的慰问。不料，这位老人以后好不满意，对很多人说我们不懂事。这以后，玉梅以此为鉴，多次对我说，千万要注意朋友之间的礼节，不能马大哈。还说，：“宁可咱们吃点亏，也不能让人在这方面给我们饶舌！宁可自己困难点，也不能轻视同志、朋友之间的礼尚往来。”
我们在极端困难时期，有些朋友、同学给我们送点东西，我们总是想方设法还礼，不欠人情。
我们相亲相敬，来自于彼此信任和尊重。应该说，她对我的爱，带有一种崇敬。用她的话说，觉得我有些不凡之处。但是，这种崇敬，却也不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像古代那种百依百顺的“从夫”；也不是听任我对她的任意指挥，任我对她施加影响和压力，甚至随便对她发脾气、或呼来唤去，像现在某些女人那样“靠男人”。当然，我本人也不是大男子主义者，倒是一个怕老婆的“模范丈夫”。我们之间有事总有商量。她觉得，我处逆境，心情不好，有时迁怒于她，迁怒于孩子，是可以理解的的。对此，她也根据情况，有时取“容忍”之态；有时，则针锋相对，予以“回敬”。这种磨砺，时间长了，就是相互包容吧。我们彼此静心静气时，回想这些又感到这也是家庭生活不可避免的，“不打不闹，不成夫妻”，虽然，我感到这代价是“咸涩苦口”的，甚至觉得她不够“温柔”。
因为我不坐班，特别是当教授以后，我讲课减少了，给人的印象似乎我们俩形影不离，总是成双成对地上街、参加晨练、晚间散步。偶有我们其中一人出门，人们就要问：“那一位呢？”
我们的和谐，并非可以排除万难。80年代初，尽管玉梅持家有方，一分钱也掰成半儿算计，但总奈收入有限。有那么不小的一段日子，人均25元多一点的我们，虽然文教办这些年给些生活补助，还是困难复加。幸好，家里人丁还算健康，没什么大病。我们的内衣内裤和袜子，补丁摞补丁，必要的毛巾、牙膏、牙刷都不能为继，甚至连写信的八分邮票钱，也感到最好不花。我第一次体会到穷困潦倒、山穷水尽的真切含义。于是，我和玉梅反复商量，要在家里的物件中物色一些可以变现的东西。目光四望，将家里的里里外外扫射了一番，思前想后，算来算去，也没有什么值钱的物件，忽然眼睛一亮。
“卖花！”我俩几乎同时呼之而出。
“我去卖。你帮我把花拿到集市上就行。你去不好。”
“有什么不好？”我说，“古代伍子胥困难时可以吹萧行乞，韩信贫穷之际，敢向洗衣婆讨饭，我范正美潦倒卖花变现有什么丢人？”
星期天，我们起了个大早。像是同亲人骨肉割舍那样心情沉痛，把我们心爱的月季、文竹和吊兰卖掉了；那年花价好，换了九十多元钱，缓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可是，那印在我脑海里卖花的情景却像灌制的影像，怎么也抹不去。
那天，我借了一辆自行车驮着花盆，推车而行。在去早市的途中，百感交集，脑子很乱，玉梅很理解我此时的心情，一句话也不说，静静地跟护着车。我感到步履沉重，脑海波涛汹涌。这是我们用心血培育的花卉，“枝低疑欲舞，花开似含笑”，它们给我们家带来的生机和欢娱，实在叫我们爱怜不舍。再者，以我的素质和能力，生活拮据到了这步田地，到底是我变了，还是世道变了。我不时对着花卉说话：“亲爱的月季、文竹和吊兰，主人把你们请到我家，你们为我们奉献了芬芳，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如今主人穷困潦倒，山穷水尽，实在对不起你们。现在只有你们可以给我们帮个忙，缓解一下我们的困难。你们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我们会永远想你们的。”
是物随人愿，还是人情化物。那天，这三盆花卉显得格外的喜人、诱人。月季满枝花红似染，许多含苞欲放的花蕾也是一派争妍，素香绿树，玲珑可爱，似乎向我们告别：“主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又像是对路人说：“买下我吧，我要帮我的主人一把！”这样美的花，人见人爱，一会儿，就被一位男士不还价地抱走了。
文竹纤细，青翠欲滴，仪态万千，温柔可鞠；吊兰，叶条丛生，细长下垂的花轴，从叶丛中伸出，由我给它打了个盘结，更显出别有旺盛的生命力和魅力，发出一种夺目的光彩。它们一齐被一对青年夫妇捧走，告别了我们。
我们眼巴巴地望着我们心爱的花卉，跟买花的人走了，目送着它们，直到看不见，心里难受极了。因为这不是卖花，而是卖我们的人身境遇。玉梅背着我快速地擦了一下眼睛，还是被我看见了。从早市回来，我们谁也没说话，惟恐伤了对方的心。
为了度日，同样的卖业，我们一共进行了三次。以后又陆续卖掉了对子红、君子兰、兰草和八宝常青等，而且卖价还不错。但每一次心情都不好，有那么几天感觉不是滋味。正是所谓“从容只是愁风起，眷恋常须向日西。”
玉梅命运多舛。她所在的单位——国营哈尔滨电子仪器厂，原来在全国电子行业中，首屈一指，名噪一时。工人穿白大褂上班，穿拖鞋工作，而且地理位置也好，在南岗——哈尔滨腹心地段，令人羡慕而折腰，曾为人们择业的首选单位之一。我从绥化回哈，托我老师帮忙，又亲自找厂长做工作，好不容易把她安排在厂里做检查员工作。这里离我家只隔两条马路。当时计划经济，工厂办得很红火。1978年之后，开始有一段也不错。当时，电子产品短缺，竞争不明显。别人搞录音机赚钱，他们也跟着赚钱。随着国家市场取向改革的逐步深入，由于厂领导决策失误，未能瞅准电子行业发展的世界总趋势，以及本厂在全国同行业格局中的坐标，而是跟着热流走，在技术力量、设备落后的情况下，投资跟不上，产品档次低，功能差，质量上不去，致使产品在国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产品积压，开始走下坡路，以后越滑越远。于是想寻求同外资合作，先搞了一条录音机日本技术生产线，然而动作迟缓，效益仍不见好转。光阴荏苒，不觉已经到了80年代末期。这期间，厂里领导不睦，个别人争权夺势，互相攻忤，宗派风起，市里频繁调整厂领导班子；历届班子多次出国考察，总是找不到挽救危机的良策，而时不我待，每况愈下。除了个别车间勉强维持日子，全厂到了靠出租厂房度日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工厂经常不能给职工开满工资，甚至几个月揭不开锅也是常事。玉梅上班，开工资也是百分之七、八十，和提前退休开一样多。我们商量，当时可以办病退，与其天天上班，不如提前退休，她多担当些家务，我多做些教学工作。于是，随班唱影，玉梅提前办理了病退。
论起下岗，她是厂子里最早的一批，是时1989年1月，她才49岁。进入九十年代，该厂情况也未见转机，经过厂长负责制、承包、划分小厂分级管理，以后又搞独资、合资、股份制，几易厂名，也未能起死回生，技术人员纷纷离厂，职工老化，企业濒临破产。到现在，她的名义退休金刚过400元，是1958年参加工作的人员中，工资最低的一批人。这对她刺激很大，觉得在家里低人一等，心情常常不愉快。我说话得十分留心，以免她见疑生气。稍不注意，她就说我嫌弃她赚钱少，同我怄气。更使她难受的是，因为工作不顺心，工资上不去，加之长期为我挂心、担心、惊心、操心，为孩子们费心、劳神、着急，到东北来因为水土不服作的胃病常犯，后来又得了阑尾炎未及时手术，长期保守治疗，引起高血压。这些本受心理影响的疾病，又加重了她的心理熬煎，使她的苦难犹如雪上加霜。庆幸的是，她在1993年作过阑尾炎手术后，其高血压竟然奇迹般消失了。然而，因为年龄增大，心血管病又找上了她。千禧年上半年，她犯了两次心脏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