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8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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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勇在报考MBA时，学校在问卷调查中，要求在300字内，列出“你所崇敬的人，并简要说明对自己的影响”。志勇写道：
父亲是我最崇敬的人，也是对我成长影响至深的人。
父亲强烈的爱国之心，使我从小受到深深的感染。要为祖国作一番贡献，便成为我忠贞不渝的志向。他说：“只有为国效力之志，才能持久，才是不绝的动力资源。”
父亲教我如何做人。他经常说：“重要的不在于做了，而在于做好。”他重视我的学识提高，更致力于我的非智力因素的强化。
父亲是一团火，朋友相求从不会说个“不”字。他经常说，帮人就是帮自己。我从他那里受到激励，养成了乐于助人的好习惯。
父亲不倦的学习精神，经常是一面镜子，从那里使我看到了我的惰性。
父亲总告诉我，身板第一，带我养成了锻炼的好习惯；七、八岁学会了游泳，15岁横渡松花江。
孩子们的这些话语真挚、素朴，我读后、听到后很受感动，觉得有一股强劲的力量，推动我继续前进。
1989年春节期间，我偕玉梅、志勇取道上海，与志武会合，自沪经苏、浙、赣、湘，回长省亲，看望我96岁的老父亲以及姐姐、姐夫、两个哥哥、嫂嫂和其他亲人，把我们一家的温馨和快乐，带回了故乡。阔别——我13年、玉梅和志武17年、志勇第一次——回家，老父亲和其他亲人为我们一家的中兴而高兴。在此期间，我和玉梅还领着孩子给我祖父母、我母亲、我岳父母拜坟，祭奠列祖列宗，拜见乡亲，观赏家乡风光。
1992年，我父亲去世，享年99岁，玉梅同我回乡吊孝。我们乘飞机还是晚了半日，等我们急急赶到家，父亲的灵柩已经放入墓坑。见到父亲的棺椁，我伏地痛声哭喊父亲，心如刀铰。我哭自己没有为父亲临终献一口水、尽些微之力，却使他老人家晚年为我担忧、挂心；我哭自己得知老人家仙逝归山之期，我又迟误时间，未能扶柩送行；我哭自己1989年离家那一天清早，忍泪三次走近父亲睡床蚊帐前，怕叫父亲时自己失声哭起来，让父亲伤心而没有话别；我哭自己不孝，愧对父母，未为父母效力，双亲去世我都未能送终；我哭自己一生坎坷，辜负父母的期待，未能为祖国、为人民立功。玉梅也伏地大恸，感到未尽儿媳之情，几乎昏厥，我及时给她服用救心丸才站立起来。所幸的是，1989年我们全家同老父亲以及姐姐、姐夫、两个哥哥和嫂嫂等留下了一帧珍贵的全家福。而且，老父亲见到了他最疼爱的志武和最小的满孙子，同他们南腔北调，笑谈国内外大事，圆了老人家同我们——他最小的儿子一家同堂叙话的美梦。
从长沙返哈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我想，古人讲“忠孝两全”，我太惭愧啊！
我在文革中，口不离斗争，却律以团结为则。心中无害人之谋，口中无欺人之语，与人总是以口应心，以心交心；不卑不亢，务实求真，不趋炎附势，也不阿贵攀高，凭着爱祖国、爱人民之心，凭着共产主义信仰，凭着自己的政治良心，一心相信毛泽东，一心相信共产党。凡事以公对公，盖非利己第一，图谋职权、私利，更无钻营取巧之心，有不可告人之举。所以，清查之后，虽然被开除党籍，回到平民百姓之中，感慨的是泰山冰变，灰飞烟灭，心怀却一派坦荡。我没有因为私情对待他人，所以也就没有个人恩恩怨怨挂在心头，犯什么愁肠，出门见不得人，晚间谁不着觉。我总是处处感到，周围的人们对我、对我们家人投以友善的目光，并在实际上感受人们的惠爱。在这方面的时间片段，从四面八方向此时的我雪片般袭来，我只好由近及远，作些必要的分类整理和剪裁。
一入牛棚，我试探着看守们对我的态度。我总觉得社会对我的口碑不错，特别是各个院校的广大教职工对潘复生很不满，支持、理解我的人很多。通过试探，我发现看守们对我并不怀恶意，没有以我为敌，他们在言谈中明确表示是受人差遣而不得不来。因此，我采取“以诚相待，心诚则灵”的姿态，向他们敞开心扉，敞开思想，以此进一步了解他们对运动、对我个人之见。
看我时间最久的是林学院的M师傅。他中等个，圆脸庞，面色略带铜黑，头发灰白，留着寸头，经常穿一身褪色的藏蓝工作服，脚踏黄军鞋。老头五十出头，未语先笑。一看便知，是个老实厚道的老工人。相处一段之后，更觉得这位师傅纯朴可亲。一次，我对他直言：“其实，我的文革履历很简单，造反夺权，当省红革委会班长，进京告状、参加炮轰派，批林批孔时召开过一次群众大会，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写过大字报，日常抓教育革命，打倒‘四人帮’后拥护华国锋但说过几句不理解的话。这就是我的情况。没有打过人、骂过人，也没有打砸抢问题。”
他也毫不遮藏地说：“这些大面上的事情，我们也都知道，至于你同四人帮有什么组织联系，我们就不知道了。”老工人说话就这么实在，不做作，但又说得有分寸、不离原则，一语双关。
我说：“这些你不久就会了解的，让事实说话，我在这里没有必要向你解释，同时，我这样做也不好。”
时间推进了三、四个月，并未发见我同四人帮有什么直接联系。他觉得事情已经水落石出了，我的牛棚生活快要结束了。显然，这位纯朴善良的老工人，未把复杂的政治斗争估计在内，以为我的事情很快就会有结论。我说：“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我觉得，目前邓小平在活动，邓小平快上台了。”
以后事情的发展证实了我的见解，这位老工人表示由衷地佩服。我说，“我有在这里待一、两年的打算。我想利用这段时间好好学点东西，你得帮帮我。”
“我能帮你什么忙，一个工人？”他笑着说。
我说：“我想学英语。请你在林学院帮我请个老师。”
他不解地急忙问：“那怎么请？”
我说：“当然不是把他请到这里，在牛棚里教我。”
我告诉他，我得从英语发音开始学，希望他帮我找一位高水平的英语老师，用汉语或汉语拼音，把英语语素的48个音标标给我。马师傅立刻答应这事包在他身上。没过几天，用两张稿纸写的清清秀秀、详细标有汉语或汉语拼音或与汉语发音相近似发音的48个音标，就由马师傅传到我手。这使我非常感动。我拿着这两张纸，有一种心颤的感觉，我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决不辜负这位未见面的热心肠的英语老师，决不辜负这位不怕担风险而不辞辛劳的传书人。
就从那天起，我开始学习英语，到1984年，我学完了广播英语教材，以后又进一步学习原版《基础英语》，终于可以借助工具书，阅读专业英语资料了。后来听广播发现，这位老师所标示的发音极为准确和规范。我学的是哑巴英语，但要说几句，却是道地的牛津话。
写到这里，我再一次对那位老师和马师傅致以崇高的敬意，热烈地表示谢忱。要知道，这在当时一旦传出去是要担当“说清楚”风险的。这种无私和果敢的帮助，我永志不忘。这是人类的灵性之光，是照耀千古的，是我唱不完的心底颂歌。
我同每一位看守，都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有的把家里做的好吃的东西拿来教我品尝；有的将单位的矛盾诉与我听，让我帮助分析；有的把家庭建设和个人奋斗的计划说与我听；还有的与我一起预卜祖国的发展前景。我们在一起听评书，散步谈心，等等。他们还为我与玉梅、孩子见面创设条件，提供方便，在生活上备加关照我。玉梅有时下了班来看我，晚间让我们在院子里自找地方亲近、谈话、商量事情。固然，人们通过文革的反反复复整人学乖了，不愿意充当炮筒和枪手，参与整人了。但也与他们了解我的人品、脾性有关。文革期间，我生活在群众中，体会到自己干的最好的时段，正是自己与群众彼此不分的时期。我不怕和群众接触，我越是接近基层群众，就越是感到人们理解和接受我。我成天同看守们谈天说地，说说笑笑，无拘无束，时常竟然忘记自己生活在囹圄之中。
应该说，搞我专案的几位，除了个别人想表现自己一番之外，多数人只是完成官差、并没有出什么主意，对我进行名目繁多的“深挖”，而是照章办事、奉命办事，特别是孟新，讲政策、掌握政策，并没有压我、逼我。同时，还有人在里面做维护我的工作。例如，其中一位从哈工大借调来的闫廷枢老师。文革前是一位处长，文革中参加炮轰派；炮轰派挨整后，对潘复生很不满，从此以后就不再参加什么活动了。省文教办根据孟新的用意，把他增调来参加搞我的专案。如前所述，专案组的人员为了工作方便，也在体委招待所办公，午间在招待所食堂就餐。闫本来就因为炮轰派的关系，了解我的为人，也了解我的文革史。正如M师傅所说，他也只是对我与“四人帮”有无组织联系这一点不托底而已。他来了一段时间之后，一天吃午饭排队买饭时，挨着我悄声说，“我也是炮轰派。没啥事。没完没了，我看纯粹是整人，我决定不干了。”以后我才知道，他这是向我道别。不几天之后，果然辞职回校抓科研、写他的学术文章去了。
80年代以后，他上教研室专攻经济法，晋升为经济法学教授，出版了专门的教材，成为高校、特别是工科院校著名的经济法学者。1993年中央电大放权，组织一批地方电大与高校共建一批教材。黑龙江电大申请工业产权法这门课程，经过物色并经中央电大审查同意，我推荐阎廷枢教授担任主编。参加撰稿的一共四个人，我负责撰写第四编“工业产权的国际保护”这部分。
编书期间，我们四人，一同上北京，走访国家工业产权局，上书店购买图书资料；多次开会，促膝商讨。最后在威海工大分校汇稿、专家审定。
这是一次极为愉快的合作，闫老师对我特别关爱。在共建这门课的过程中，闫老师认真求实的治学态度、敢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和同人合作的民主作风，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和许多教诲，促进了我学识的提高，并为以后我组织教材编写工作提供了可贵的借鉴和经验。此后，闫老师又多方推荐，想方设法要把我调到工大经济管理学院任教，而未能如愿。闫老师总是夸我人才难得、人才可惜，其实是错爱和过奖了。我对闫老师给予我的爱惠，十分感激，他的很多嘱勉我的话，令我永志不忘，成为我治学和做人的力量源泉之一。闫老师经常谈到清查时这么说：“我对他们说，什么事情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都是形而上学的，片面的。”这些话也激励我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更好地努力工作和学习。
我在林学院印刷厂劳动期间，两位校对员，总是要我注意休息，不要把眼睛看坏了。几位年轻印刷工人，他们对我特别好，以后成为我的好朋友。中午我们在一起，吃各自带的午饭，边吃边唠，谈笑风生，然后，静坐休息一会儿，愉快地继续工作。其中，张祖林这个大高个，我叫他大张，特别细心。我了脚，休息两周上班后，在上下楼时，总过来掺扶我。我离开林学院以后，他还常来我家看我，谈论做人、做事的原则，探讨向群众学习、在实践中提高的问题，因而成为忘年之交。我的床铺，就是他到我家串门之后，动员我利用废材、买了一张旧胶合板，又找来他家的一些木料做补充，要他当木匠的哥哥给我打做的。
在我的苦与乐、进与退中，始终不渝地对我倾注心力的是我的老师和同学、我的母校和校友。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但为我的境况分心，对我的前途担心，为我的健康忧虑，也因我受到这样那样的牵累，经受风险，遭遇不悦。
在原哈师院教职工、学生中，有不少人是初期的造反派，后来又参加炮轰派。可以说，他们始终关心我、爱护我，他们在文革前期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当后来我的地位变了，我对他们的影响要大于他们对我的作用。但是，在清查中，他们以教职工、校友的地位，检查了他们对我的影响，给我担担子，使我很受感动。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批林批孔以后就退却了，基本上不再参加运动了。这样，他们就在清查中，“说清楚”之后，回头来帮助我。我的同班同学，1978年后就离开了哈市，与我在政治上没有什么联系，大部分工作干得很不错，打倒“四人帮”之后，并且当了县以上干部或是在大、中学晋升了高级职称。他们开会到哈尔滨来，总要不避嫌地来看我，鼓励我振作精神，在学术上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原哈师院教职工、校友中，也有不少人，虽然曾经与我观点相左，甚至是对立面的头头、骨干、成员，经过风风雨雨，经过比较，经过淘洗，他们认为我很不错；我受清查，他们给予我高度理解，从多方面关心我，希望我能经受逆境的考验。因此，我把笔墨多放在撷取与我在运动中没有或干系不大，甚至是参加对立面组织的老师和同学对我的关爱的那些时间碎片上，因为这才有记述的意义。
一位是教哲学的申正教授。申老师是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班毕业、苏联专家克列的弟子。专攻中国哲学史，造诣颇深，在学术界享有名望，很受学生敬重。文革起始被学院党委打为反动学术权威，造反团成立以后集中批走资派，他被“闲”起来，但并没有参与哪一派话动，一直潜心于学术研究，搜集整理有关中国思想史料，准备写书。申老师的最重要的特点是为人耿直，刚正不阿，敢于维护学说思想、坚持学术己见。平时说话略带口吃，激动时更甚。申老师在我上学时就器重我。我被打成“三种人”之后，多次见到我，告诉我历史是螺旋式发展，要正确理解历史，也要相信历史发展；绝对肯定和绝对否定，都是不符合历史和辩证法的。认为我选择教学的路子对头，并鼓励我不要气馁，争取在学术上做出成绩来。他还多方努力，找政治系和学院领导，想把我调到哈师大（即原哈师院）任教，同他一道攻哲学史。但是，因为错综复杂的原因，未能如愿。申老师因作为母校老师不能为自己的学生安排退路而深表遗憾，并以蔡元培为镜，感到有愧于我，多次叹息而大发感慨。
一位是教党史的唐纯良教授。唐教授是中国人民大学何干之的门生，以党史人物研究著称，撰有《李立三传》等重要专著。在文革前，他是我们的党史老师。他很喜欢我在学习中的钻研精神和独到见解，我们之间的友情很好。文革中他参加八八团，同我观点不一；两派对立，但我们个人之间并无冲突；革委会成立以后，一直对我的成长进步寄予莫大的期望。我在接受审查之后，见到我一再表示理解和接受我。他说：“逆境也是人的一种机遇，要从积极方面汲取教训，争取在学术上有所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也是你人生的一大转折。”他还说：“文革是全党的事，我不赞成把帐算到学生、群众代表头上。这个理，现在讲不清。你应该不考虑这一点，搞你的学问。我相信你。正美！”
还有一位教我们毛著的胡之信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