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9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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鹈鹕之先鸣”的惜时奋进的韧劲；那种“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不慕虚荣但求全胜的伟大风范；那种“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尊沓背憎，职竞由人”的自强自律的精神；那种“吹尽狂沙始到金”、“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的愈挫愈奋的金石自砺之力；那种“无人会登临意”，“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苍海”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那种对“世溷混而嫉贤，好敝美而称恶”、“朝承恩，晚赐死”的讥刺时弊的愤俗不媚的风骨；那种“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心底呼唤；那种“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今胜昔的凯唱；等等。使我们兴味无穷，心潮激荡，受到莫大的震动、昭示、鼓舞、激励和鞭策。我们每每讨论这些诗词的广阔内涵时无限感慨，常常喟然发出各种议论，思绪万千，一发而不可收控；觉得视野开阔，世界一新，思维奔涌，新思想推动，有着莫大的想象力、创造力。我们的共识大于歧义，统一多于差异。但因经历有异、角位不同、感受不一、认识差别，对于其中的个别问题主要是诗词分卷或个别诗词的取舍也产生过激烈的争论，但双方总是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知识互补、认识互补的原则，最后取得了圆满一致的意见。这些深入的讨论，反复的思辨、争辩，给我们每个人以深深的教益，变成了极好的营养素而被我们加以良好地吸收了。这是一次成功的合作。这里有我们的互赠诗词为证。
1981年12月7日晚饭后，黄伟杰在我家工作到翌日三点。就是这天晚上，我们在关于某个诗人的看法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讨论的焦点是什么是逆境之作。最后意见统一，他才离开我家。翌日晨，眼球充满血丝的黄伟杰，带着深深的歉意，送来墨迹未干的一首诗，表示对昨天晚上同我发生争议的感诚。其情其意流淌于字里行间，闪耀着同心同德同志同行之光。诗曰：
赠南夏今晨起来，想昨晚事，甚觉欣慰与痛快，因联诗句以赠之。
人生难得肯直言，是非愈辩思愈坚。
敞开心肺给人看，记忆细故非高贤。
盛华1981128晨于家中
其实，此事我早已将其抛到九宵云外。在我看来，只要合作就会磕磕碰碰。而且，只有通过争辩、思辨，擦出思想火花，磨砺出新智慧，才能集思广益，提高诗词的编注质量。所以我根本没有把它放在心上。我想，要合作成功，全靠合作者推心置腹，不说假话。应该是我特别感谢他在我极端困难的时候，敢于同我合作，岂能有什么怨言？于是，我于当日上午回书：
答盛华读君惠赠，瞻念深情，感激涕零，因以命笔，以表寸心。
感君高谊心自寒，精神贵处见艰难；此时何处寻知己，唯恐难酬壮士胆。
南夏1981128上午读盛华赠诗即笔
我们三易其稿，于1982年春节前后付梓。我感到初步完成了一件心事，未免有浅薄之嫌，特别是有重要诗词遗漏，作家生平介绍仓促成篇，淡而无味，但我仍感到兴奋，遂写了一诗赠盛华，以表志念。
赠盛华《百家诗词论人才》三易稿而成，感慨横生，得七绝，以赠。
人生难读百代诗，述而不作愧心痴；今日有幸迎新贝，赖君扶我拜宗师。
南夏19811222
黄伟杰于第三天步原韵回赠我一诗：
步南夏原韵奉和1981年12月22日，《百家诗词论人才》经三易而初竣其稿，南夏赠我七绝一首，以述其怀，因步原韵而和之，是为答也。
为编人才百家诗，切磋推敲两心痴。
既有微扶何足论？念君执笔汗流时。
盛华19811223晚于花园街
《百家诗词论人才》出版后，由我们自己推销，共发行了近5000册。对于这本书，社会上反映良好，毛病正是我们自己预料的，时间仓促，重要诗词遗漏，作者的生平过于简单。当时，我们受社会急需的影响，忙于赶时间，这教训是深刻的。我有志于退休后进一步把这本书编好。根据这本书，我俩又商量，由我执笔写了《咏论人才，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中国诗词人才思想初探》一文，由黄伟杰在黑龙江省文学会于1982年召开的年会上宣读，受到与会者的赞许，该文后来由省文学会出版的《文学论丛》收入第四辑，排在第四篇。文章提出，咏论人才是历代诗词的重要主题，咏论人才的诗词蕴藏着丰富的思想内容，研究中国诗词中的人才思想，对于人才培养、发掘、使用和建设，促进精神文明提高，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80年代中期，黄伟杰被调到省文化厅文化处任处长，以后又调任省群众艺术馆馆长，加上我的家搬到和兴路，我们之间的往来不如从前那么方便，但电话不断，逢年过节，总要聚一两次，也经常用诗词互赠互答。
在我的记忆库里，珍藏着1998年6月6日，伟杰在大连创业中心给我的来信，那天是我儿子结婚的日子，道出了他的喜悦和我们的共同心声。他这样写道：
今日今宵，正是美好时光，必将盛友如林，我人虽未至然心与你们同在同庆！二十年风雨，儿女均已成材。我们也尚未老矣。正是：岁月催人人不老，人要敢教岁月新！我们这代人，多有坎坷与遗憾，但益挫益坚，自强不息，不用加鞭自奋蹄，在逆境中创造人生辉煌！让我们再拥有一次青春吧！
1998年我俩先后退休。伟杰于12月28日，用贺年明信片致信于我，字里行间抒发了一派壮志、美好的祝愿和激励之情。他写道：
身体健康，生活美好，再创人生第二春天天生我材必有用，人到花甲才正美。
要将潜能尽发挥，誓夺成功方伟杰！
我读后，感叹岁月流逝，不觉都到了退休之日，彼此情深谊重、豪情未减，良久不能平静，灵感萌动，当即也以贺年明信片回书，写道：
漫道造物赐我材，但有报国志未衰；与君携手拼余力，拙笔勤耕向未来！
同我住一个楼，在另一个门洞的王振远，对我也是一片深情。原来我们并不认识，只是因为近邻，低头不见抬头见，才慢慢有所接触。他是吉林大学历史系1964年毕业的，在黑龙江大学历史系当系副主任。他感于家庭出身不好，长期不得志，对我深表同情。同他接触，给我的感触确实与众不同。他是学历史的，看问题，谈事情，有一种浓重的历史感。议论政治事情，总是注意把它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加以考虑，去客观地对待。他景仰我的才气和人品，总是勉励我不要把挨批放在心上。他说：“回顾中外史，有多少这样那样的是非扯不清的问题，重要的是保住身体，才能有机会让历史来重新作出评价。”
80年代中期，黑大历史系招收了两个班的企业经营管理文秘专修班，学生大都来自各个油田，有不少是科、处级干部。王主任三顾茅庐，恳请我去给这些学生讲企业经营管理。
第一次，我一再申明自己不是学企业经营管理的，没有讲过这种课，怕误人子弟，影响学校声誉和学生的前程。他说：“第一个给大学生讲课的人，肯定没上过大学，当然也是没给大学生讲过课的人。我考虑再三，觉得你是最佳人选，因为讲这个课，需要一定的社会经验，你虽然不是学经营管理的，但你懂得经济学，又做过多年领导工作，有比较丰富的社会经验，还在工厂劳动过，加上你的钻劲和学识，我相信你一定能胜任并出色地完成这次讲课任务。”
我仍不敢答应。于是他二次来到我家，进一步重复我能胜任的观点，但这一次他是专来做我的思想工作的。他说：“我回去反复考虑，觉得你主要还是思想不解放，还有盲目性。”于是，他又给我讲起许多历史故事。见我不再支吾，便乘机说道：“我希望你支持我的工作，给我一点面子。”他把事情提到这么个高度，我不能再说“不”字，就应允了下来。
第三次来到我家，同我细细商量课时、安排课表以及讲义、教学大纲的具体交稿时间。
为了讲好这门课，我跑了省、市两个图书馆，又到新华书店买了几本书，比较好地编写了教学大纲和讲义，挖空心思，在备课上下工夫，认真进行课堂设计，终于圆满地完成了王主任交给我的任务，受到了这些基层干部出身的学员的高度好评。这次教学，可以说是撵鸭子上架，但也确实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推动了我的学习，为我拓宽了知识视野，开辟了一个新世界。郭沫若曾经说过，有各种各样推动学习的途径，为教而学就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法，确然不错。此后，我在电大就敢讲商业企业经营管理和市场学，并且在社会上对企业领导人开这方面的讲座，从而受到学员和社会的好评。这些我在前一章已经作了介绍，这要十分感谢我的这位近邻。遗憾的是，这位胸怀大志、壮心不已的壮汉，因为评高级职称赶写文章而劳累过度，于1991年春节期间不幸患脑血栓，经过多方治疗，效果仍不见好转，半身不遂，说话困难，痰涌嗓子，呼噜作声，口流涎液。我常去看他，他那一腔热血，满腹文章，要诉说的话语，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我听不大懂，常由他的夫人说明，我的心情十分沉重，不能为他解除痛苦，只能忍泪加以劝慰。每次不忍与我分离，深情地挥手道别。
“照人胆似秦时月，送我情如岭上云。”对于王老师的高德厚谊，我牢牢地刻在心坎，经常回温，用以鞭策自己。
周围对我的情和爱，不仅来自我的妻子、子女、同学和老师，朋友和邻居，也来自我和玉梅的单位。
我工作过的省文教办的同事们，也是情谊难述。最使我感激的是，办里同志在对我的处分问题上，多方为我说情。先则为我争取一个轻处分，继则为我留在党内说话，特别是张双城副主任，多次亲自找省委领导做工作，要求坚持原处分，不要加码，把我留在党内。后在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就在生活上多方关照我。在我到电大以前，办里多数人，一直把我看成他们中的一员。机关工会在过年过节时，主动给予我一定的困难补助费，这对于当时我的生活，具有很大的缓冲作用。我需要换煤气罐，归办里使用的吉普车司机只要我说一声，就给我出车拉煤气罐。机关里分东西，也有我一份。为此，我曾写过一首小诗，纪录了这份情谊。
周围多友谊，写于1982年11月11日今日去办取工资，小曹、小李把参加球赛的纪念品——一条球裤给了我。这件小事使我想起这些年来，办里同事及周围同志、朋友的关爱，在归途上得诗一首。
一件球裤一片心，穷途容易动感情。
长梦未曾施薄惠，短桥且似见老成。
肯效鸷鸟垂双翼，敢为国事竭精诚。
正是不惑难堪日，会遣余力慰诸朋。
玉梅在哈尔滨电子仪器厂检查科工作，她所在的班组、科室的领导和工人师傅，对她、对我们全家的关爱是多方面的。在当时，玉梅领着两个孩子，最大的困难，就是换煤气、弄秋菜，她们科室的师傅，无论男女，只要说一声，总是二话不说，竭尽全力帮忙。孩子有病，大家争着帮助送医院看医生、取药、打针。玉梅每每说起来，数叨着这些师傅，千般谢忱，万种感激。我从牛棚回来，特意请几位师傅到家吃了一顿便饭，以表表我们的一片谢忱。
玉梅的同事潘宏章、王兆礼这两位老师傅，我必须在这里重书一笔。他俩都是老共产党员。潘是一位执着的复员军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打过老蒋，也打过老美，始终保持着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作风，不占公家的一丝便宜，惟恐损害工厂和职工的丝毫利益，说话讲政治，连个玩笑也很少说；王又是另一种风格。为人耿直、热情，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也是奉公守法，忠于职守，从不不占公家的一文一豪，但笑话连篇，乐观豁达。这两位师傅成了我们家的电工，什么电线、电器安装，总找他们。他俩很尊重我、信赖我，愿意同我聊天。说到我的遭遇，潘师傅说的好：“毛主席、周总理在世，你是个好青年、好干部，现在，还是这个范正美，我们不能因为你现在，就对你另眼相看，你始终是我们的好朋友。”王师傅总是说：“好就是好。我不会当面奉承。我觉得你这个人正派，有正事，不搞歪门邪道。”老工人对我们有求必应，招之即来。王师傅还写得一手好字，在我晋升教授职称时，需要填写好几份表格，因为要求交表的时间很紧，根据玉梅的提议，就把王师傅请到家帮忙。
还有董工程师，为人热情，乐于助人。对我们一家，也是关怀备至。孩子有病，总有他帮忙；家里什么东西坏了，总找他来修理。他这个人，连“谢”字也不让人说，请他吃饭根本没门。
此外，还有山查胡、张大全、田桂兰、高月珍、张吉亭、高子芬等师傅，他（她）们对于我家的种种情谊，也教我们难于一一叙述，永远不能忘怀。
我自命清高，不想攀高结贵，特别是文革后期，认为情况复杂、斗争激烈，不能陷到哪个圈子中去，总是想通过自己的能力和业绩来表现自己，让人们接受我。因此，我的朋友中有许多平民百姓，并且我把这份情谊藏在我的心灵深处，现在回想起来也备感亲切。我的这种现在看似迂腐、当时被讥笑为书生气的思想性格，使我不愿意拜访领导人，同机关、领导层的交往甚少。我的看法是，平民百姓朋友，虽然热情在平时不那么强烈，但总是持久如一，显得自然、质朴，然而在机关、领导层中却不然，交往的气氛在平时看来显得似乎特别热情强烈，尤其是当你担当某种显要之职时，更使你感到热情过分，觉得他同你的交往矫揉造作、言不由衷，并带着某种显见的利益追求和市侩作风，具有一种浓烈的功利色彩，真诚的情感被扭曲、被扼杀了，人们之间本应该有的自然、坦荡的东西不见了。我在逆境中更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
八十年代中期，刘万富这位我在八一厂劳动时的师傅，风尘仆仆从绥化专程来看我，一见面他就说我的一切他都知道。刘师傅本来有点口吃，激动时表现得尤为厉害，说的常常是短语或半句话。
“我知道你同‘四人帮’不会有什么组织联系。别的事情，我们都理解。你的为人，有口皆碑。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全国人民都响应，这是当时的大形势。从八一厂来看，没有不参加的。我开始保守，后来也造反。要想得开，多多注意身体。我相信你能想得开！”
他一再说，他来的是一个人，但也可以说是个代表。他掰着手指诉说关心我的工人师傅的名字。千叮咛、万嘱咐，要我千万要注意身体。我也一再告诉他，我一定不辜负师傅们的期望。没想到他竟在前一、两年离开了人世。这次竟是我们的最后一面。这位老实厚道的工人，不适应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历史转型，在国企改革没有上去的情况下，因为工资开不满，还经常拖欠，家庭孩子多，又都快到上学、结婚的年龄，贫病交加，不堪重负，积劳成疾，未能进到市场经济里来。我想他是含愤而离世的。我留他吃了一顿便饭，亲手为他做了几个菜，他临走时一再要给我五十块钱，表表他的心意，我说什么也没有接受。我说：“你这个时候能来看我，就使我很感激不尽，这是金钱买不到的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