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9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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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黑大的那个杨战生，在清查解放之后，常来我家看我。我们互相勉励，督促不要荒废时间，要争取人生对社会有所奉献。这里我们各有一首诗，表达了珍贵的友情，对于我们与时奋进的精神，从这里可以窥管。
杨战生被清查之后，有相当一段时间待命，以后安排到文化馆干了一段。在发愤工作一段之后就径自跑到深圳“下海”去了，在那里赚了钱之后，开始了专业作家的生涯。这里是他在文化馆写下的《有感》和我的《赠杨君》。
来文化馆有感1982223位低职偏能偷闲，小馆能摆大餐筵。
转来此地图静气，正是三十而立年。
又读五年社会书，挤出生命负前言。
上下纵横渡人海，不是散仙是苦贤。
赠杨君198248读君《有感》，因步其韵，奉和。
香甜酸辣苦涩咸，超颖潇洒即圣贤。
池浅氢氧藏精气，沙微光亮照阳颜。
金玉多磨生异色，桂圆三难出奇鲜。
远志前景何须问，青史新词载君篇。
我在电大工作期间，还结识了一位年轻的女友——孙桂玲。我们是通过电大经济法学教学活动——教研会、编书、评卷——这些我组织的活动认识的。她毕业于1989年黑大经济系。她尊重我的过去、景仰我的现在、祝福我的未来。她认为我德高望重，是第一个称我范老的人。她于1992年通过全国律师考试取得律师资格，1994年自己开办凌志律师事务所，聘请我作特邀律师。在90年代，我们经常在一起活动。在学术研讨或教研会上，在律师学习或案件讨论会上，在律师义务服务的大街或教材编写会上，留下了我和这位全省十大女杰的倩影，闪耀着忘年之交的光芒。通过她，我又结实了司法界、律师界的许多朋友。这些珍贵的友谊深深藏在我心里，为我的人生增添了一份光彩。
最后，我还要说，在受清查之后，胡云飞、李阁卿、张梦荣等老师，一往情深，给予我关怀、教诲，为我指点生计、谋划新生，费尽了心血。这份师生之情、良友之谊，可以憾天地、动鬼神，是我笔墨不能记述的，它们将永远溶入我的血液之中。
绥化的王锐和李森说：“你是黑龙江的群众代表，是我们的一面旗，一个代表，你不能倒。”这些话语总是在我的耳边震响。
周围多友谊，我要写的友人友情太多，例如，我的老乡贾绍箕一家，对我的情谊从未因我的境况的变化而动摇，总是那么无微不至地关怀，伸手帮我们；在八十年代初的那些日子里，东北农学院的徐世权经常来我家促膝倾谈，推荐我读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司丹达尔的《红与黑》和雨果的《悲惨世界》，我们还经常到松花江游泳，那时我的水性还不好，有一次差一点在船坞处被溺，是他救了我的命；哈医大高守信，医术高明，既是我们的保健医，又是我精神上的支柱，经常互相勉励，我们还一起合作写了一篇关于医院管理的文章；建筑工程学院的孙铁东特地从牡丹江来看我，见到我脚上穿的袜子，也补丁摞补丁，赶快买了双袜子送给我；体育学院的许成仁见我总是给孩子中午带二米（小米加大米）饭，送我一袋大米；中医学院的吴久荣平时常来我家对话时事，回温过去的情谊，展望未来，春节给我孩子拿钱；如此等等，难以细描。著名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大师黄枫把他的《专辑》赠给我，写下了这样一段感人的文字：“范正美同志：美在为人，美在内心，浩劫时：红海风险浪大，舵不稳，君宁可损己不损人！”对我在文革中友好地待他念念不忘，不无感激。黑大的刘志宏看到我的《红罗女》写道：“正美诗亦美，情景相映辉；拳拳报国心，到老终不悔，寄情言心志，识君几多谁？”哈师大徐永江写诗称道我的不懈努力：“问君何来原动力，我是布尔什维克。”并且，赠我一个宝葫芦，手书“清风峻节”，“只留正气满乾坤”。还有那些萍水相逢、给我看病的大夫，看着我的名字，兴奋地审视确认后，便给予特殊关照，对我寄予深重的瞩望，一而再、再而三地勉励，使我感激涕零；有时，上街、逛商店、游公园，被老朋友一声唤，引来许多人围观，纷纷上前同我热情握手，连连说道：久仰久仰，便向我通报姓名、工作单位、文革期间在哪里，又亲切地打听我的家庭情况。特别是到省、市机关、学校、科研单位或外县市办事，人们一旦知道我的名字便一见如故，立即高眼相看，主动提出要帮助我，令我十分感动，难于一一记叙。
诚然，我的周围也并不都是玫瑰，全对我和颜悦色。总有那么个别隐藏阴暗心理的人，衅以别人弱势、行打击别人为快者。在电大期间，就有那么一、两个人（也就是这一、两个人），阴阳怪气，一有机会就要在大庭广众之前，说几句冷言冷语，兴风作浪，扫我的阳气，甚至出怪点子，例如在我于北京开会时、通知中央电大将我弄回来。在社会上，也有人在我得势时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甚至要攀亲结戚，而在我落难时便将已成的好事拆开，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对此，我报以白眼。不过，也应该说，对于这种恶作剧，当即有人出面为我打抱不平，予以严厉抨击。对于那些不怀好意者，人们也告诉我其人、其事，令我看得分明。还有我曾经帮过的人中，也有不以为然的，因为那时我有职有权，只不过为举手之劳，所以放出风来，范正美是个有心计的人，会办事而已。我曾同一位被错划成右派的同志谈到人情世故时，他说得好：“人世间就是一场戏，生、旦、净、末、丑，什么人都有，只有遭遇逆境时才会看清。惯看人间冷暖，笑闻鬼域嚎啕；忘却物和我，荣辱当笑佐。人就是应有这样的胸境。”是的，如果没有阴险、背叛等事情发生，也就不会有情谊、关爱的真切和宝贵。
我的体会是：生命在于奋斗，唯有奋斗，生命才能显示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生命也是享受，需要爱情、亲情、友情，唯有如此，生命才能延续与扩展，活出滋润来！
第十章 追梦之思
活着的人总是对的。
——佚名哲学家
人们不可能不犯错误的存在着，但人们自身有改正错误的精神能力，这是经由经验和讨论才得以实现的。
——［英］J·S·穆勒
思维一旦展开它想象的翅膀，就必然遵循其逻辑规律高高地旋飞，向着设定的特定对象所固有的航线，飞完它的全部历程，在目的港办好签证，将完美的思想之果呈献出来。我的回忆录，写到此似乎可以收笔，然而，回忆的思绪却向自己提出一系列问号：我究竟应该怎么看待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对于我个人和我们一代人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推而广之，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究竟有何影响？我是文化大革命的自始至终的参与者，也是文化大革命的自始至终的支持者和捍卫者，而因此遭受了种种政治责难、不容置辩的批判和被开除党籍的严厉处分。我的回忆录必须回答这些问题，才是我个人关于“文革”对子女、对世人、对历史的一个完整的交代。
文化大革命按照《五·一六通知》开始计算，到2006年正好40周年，1976年它被否定，也整整30周年了。就是说，它已经由政治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历史了。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邓小平急急忙忙根据他推行改革开放路线的需要，推翻了他曾经说过的等待历史作结论的许诺，而亲自主持文件起草小组，通过中共中央会议的形式，做出了全面否定的决议。然而，同邓小平的愿望相反，现在与他主持否定文革时的情况已经大大不同了，在许多高级领导干部中，原来对此表示赞同的人，越来越多地认为前苏联和东欧的资本主义复辟，以及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文革并不能全面否定，而是毛泽东的三七开比较合适，而广大工人、农民和许多中老年知识分子则认为文化大革命太对了，只是搞早了。
在我看来，对于文革这件事，由毛泽东或邓小平来说都未见公允。因为一个是发动者、组织者，一个是被打、被批者，而且，邓小平多次上书毛泽东，表示文革对他的批判和他自己写的检讨“永不翻案”，事过不久却无任何交代地说文革一无是处。那么到底应该由谁评说？当然只能通过历史的检验，由历史——后人来评说。
今天，领导层仍然坚持“决议”的说法。但在社会上，却是什么观点都有。因为人们掌握的情况和材料、看问题的脚位和视角不同，所以观点和结论各异。对于这些不同意见既不能禁止，也不能压制。因为它是历史，历史就无法逃脱人们的评说，或者褒，或者贬，或者颂，或者骂，或者扬，或者弃，或者公允，或者偏激，谁也奈何不得。恐怕要经过几次反复地大争论，经过历史的沉淀和筛选，人们的理解和消化，才有可能取得比较科学的评价。我是文革的积极参与者、捍卫者，自然是参与者、捍卫者的观点。因此，我说的话，按照目前的时令，是不合拍的。我把它陈述出来，仅仅是供历史评说。
不过，邓小平也说过：关于文革问题若干年后还可以再认识、再讨论，言外之意大概是以后可以对文革的评价进行再评价，我就管不着了。
文化大革命于我个人总的感受是，它永远是一座攀登不能达顶的高山，永远是一个学习不能穷尽的博物馆，永远是一部领悟不能透彻的教科书。
文化大革命的分期文化大革命究竟是十年，还是多长时间，人们的看法不一。其实，真正的大革命时期到1971年林彪事变结束。后来的五年，是文革的继续和发展，但不是以前意义上的大革命。如果连续计算，根据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脉络，可以这么分为六段：
文化大革命开始期（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到《二月提纲》）（1965年11月——1966年5月）。姚文元于1965年11月10日发表，形成全国范围内的学术、教育、文艺、新闻、出版界的政治性批判。北京按兵不动。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提出《二月提纲》，试图把大批判限制在所谓学术领域。与此同时，江青主持起草《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文艺黑线专政，经毛泽东同意，于四月十日由中央转发各地。中央两条路线的斗争，箭在弦上。
文化大革命发动期（聂元梓大字报到刘邓派工作组）（1966年5月中旬——1966年7月下旬）。5月中旬至下旬，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集中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16日，会议通过经毛泽东多处反复修改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六月一日，毛泽东发布指示，公布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北京、全国学生纷纷起来揭发各级党委的问题，并出现揪斗时摸黑脸、大弯腰等做法，学校正常秩序中断。六月三日，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同意北京市委关于派工作组进驻北大以及各大、中学，大抓“反革命”、“右派”。北京24所高校上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数千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仅清华大学，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就抓了近千名“反革命”、“右派”。北京大中学恢复“往日的平静”。
文化大革命高潮期（《炮打司令部》到经济主义泛滥）（1966年8月——1967年1月）七月十六日，毛泽东畅游长江，“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革命口号。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回到北京。七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消工作组。二十九日，毛泽东接见北京市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全体代表。八月一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同日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赞扬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八月二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八月八日，全会通过《十六条》。全国出现红卫兵和大中学生大串联。八月十八日到十一月中旬，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全国红卫兵一千多万人。十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月二十三日，刘、邓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检讨。十一月初，上海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安亭事件”，不久，中央先后发表关于工矿企业和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至此，全国各个领域、各行各业的文革浪潮不断高涨，文革出现新局面。但是，全国从铁路、工交开始，发生了经济主义风潮，同时还发生了阻碍交通的事件，严重干扰运动。
文化大革命夺权期（上海一月风暴到林彪叛逃）（1967年1月——1971年9月中旬）针对经济主义的歪风，上海工总司于一月六日，发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提出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联合三十二个造反派团体，宣布夺取上海市的党政财文大权。这就是所谓“一月风暴”。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转发了毛泽东的最新讲话：“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文章指出，“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此，人民解放军也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到处打派仗，全面内战。到1968年9月6日，历经二十个月，全国二十九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成立革委会。各地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进程，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1969年4月，九大在北京召开，全面回顾和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发展和经验。九大以后，林彪急于枪班夺权——1971年9月13日，折戟沉沙。
文化大革命深入期（批林批孔到邓小平全面整顿）（1971年9月中旬——1975年9月）毛泽东采取调整党政军领导机构；批判林彪的阴谋和罪行；清查与林彪有牵连的人和事；逐级传达林彪事件的经过。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突然出席陈毅追悼会。1972年8月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信件做出批示。同时，毛泽东抓住机遇，开展乒乓外交，这一年我国先后与美国、英国、荷兰、希腊、联邦德国、日本等十八国建交或外交机构升级。同时，毛泽东纠正批林批极左思潮的错误。1973年4月，邓小平复出。1973年8月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再次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1973年下半年，毛泽东多次发表批儒的谈话。批林批孔。1974年12月26日，毛泽东发表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1975年7月中旬，毛泽东发表评《水浒》谈话。邓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