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我的哲学与宗教观 作者:何新-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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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叛逆与思考（本书序）
　一、影响重大而最具争议的学者
　二、论国家与权威
　三、我相信命运
　四、论存在哲学
　五、艰难的起步
　六、信仰始终如一
　七、走向新思维之路
　八、我的生存目标
　四、论存在哲学
　十、我的哲学思考
　十一、论中国古典哲学
　十二、新逻辑的探索
　十三、〃逻辑斯蒂〃与数理哲学
　十四、关于逻辑悖论问题
　十五、理性主义的宗教观
　十六、自然主义的科学哲学
　何新著作年表
　何新简介


　
　




叛逆与思考（本书序）

　　本书原名“叛逆与思考”。所谓叛逆，是指我个人政治和文化思想发展的两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由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我叛离了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文革政治思潮。在第二阶段，由80年代中期到当前，我又叛离了当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所谓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以及泛西化。反传统、激进主义的改革思潮。

　　我曾经尝试将我所经历过的事件写成自传。

　　但《孤独与挑战》第一卷出版后，我对之很不满意。所以我推迟了出版后续几卷的计划（此书我准备重写）。

　　近几年中，我接受了孙伟化等朋友的采访。他们对我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发展进程感兴趣，提出了许多有趣的问题。我感谢这些朋友的采访所给予我的刺激，引发我对自身经历与思想形成发展过程重新作一系列系统的反省。我也感谢立意编写本书的黎明君，他将这些采访录音搞成了文字，编纂连贯起来，提供给我。使我能对这一系列采访记录作全面慎重的重新思索和修改。

　　本书并不是一次连续采访的记录。而是多次、多篇、多人访谈的汇纂和改编。因此书中作为对谈人的“记者”（已录者），只是一个综合的虚拟人格。

　　谈话录是一种方便的形式。通过与采访者的对谈，可以直接把我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简略明快地陈述出来。我大跨度地陈述这些观点，目的并不是建构一种体系；而是向读者提示一系列思路。这一思路中记录了我个人的思考历程，但它们并非终点。其中也包涵着某些方法。黑格尔说过，在哲学中方法是比观点更重要的东西。

　　但是，这种陈述不是学术论文，也不是专著，它省略了对许多复杂问题的逻辑论证。

　　这种叙述形式很难避免康德所谓“独断论”。我只是在作主观的自我陈述。我难以证明我的论点必定对，因此也不介意反对的人们会说它错。

　　我把此书托付于历史。托付给那些愿意读它的朋友们。

　　让人们去批评它吧！让历史来批判它吧。我讲的是真话。这些话，我已经反复思考了许多年。

　　何新

　　新世纪第一春记于沪上竹园守愚庐　

　
　






一、影响重大而最具争议的学者

　　记者：您好。您是著名人物。但近几年很少在媒体上看到关于您的消息。

　　何新：有一些年我曾经是西方媒体的追逐对象。（微笑）但近几年来我有意回避媒体。与媒体周旋太累了。

　　记者：我们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何新：谢谢！

　　1、家庭与家世

　　记者：首先，可以先探问一下您的家庭情况吗？

　　何新：可以。

　　记者：您父亲是高干吗？

　　何新：不是。我父亲1995年已故世。他生前是一位中级知识分子干部，文革前级别是行政14级，不算高干。

　　记者：您是北京人吗？

　　何新：不，我出生在浙江温州苍南的一个小镇（钱库）。五岁才被大人接到北京。

　　记者：您父母那时在北京？

　　何新：是的，我父亲当时是光明日报记者。

　　记者：您祖上是务农的？

　　何新：不是。我祖上薄有田产，是当地的士绅（地主）。我的祖父是国民党部队的军官，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但是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退役回乡，因此他没有参加第三次国内战争。

　　记者：您的父亲何时参加革命？

　　何新：他在大学（前中央大学）中参加了左翼学生运动，1948年在华北加入共产党组织的新闻训练班，负责人是胡乔木。

　　2、专职全国政协委员

　　记者：您现在的职务是什么？

　　何新：我的职务是专职的全国政协委员，到本届已连任第三届了（第7、第8、第9届）。除政协委员之外，我没有其他公务。所以我不是公务员。

　　记者：您的工资是政协发吗？

　　何新：是的。

　　记者：那么您是什么级别呢？对不起，如果可以问的话。

　　何新：我的工资及供给关系都在全国政协，级别相当于正研究员或者正教授。此外，国家给予专职的政协委员一些特殊照顾。

　　记者：是体现在工资上吗？

　　何新：例如用车、医疗、住房、休养等等。

　　有一件事令我一直很感动。1992年我患脑病，当时主持政协工作的王任重副主席知道后，指示政协向卫生部联系为我办理高干看病使用的〃蓝卡〃。卫生部回复不行。因为根据有关文件，对享受这种蓝卡的干部在年龄和资历上有限制，我不够条件。王任重先生当时已患大面积心肌梗塞而住进北京医院。他在病榻上口授一信签发给当时主管中央办公厅的杨德中同志。（1992年3月17日《人民日报》新华社稿〃最后的时刻〃一文曾报道此事：在王任重同志病重的最后几天，他仍关注〃有位政协委员在医疗上遇到困难，他一再叮嘱：这个委员是个人才，在医疗上要给予照顾。〃王任重的原信全文如下：

　　〃杨德中同志：何新同志是全国政协委员，是有才干的人，因身体不好，请给保健局说一下，给予特殊照顾。王任重（1992，3，10）〃此信收录于《何新批判》，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424页。）

　　几天后，他就去世了。后来经杨德中同志特批，卫生部保健局给我办理了这张蓝卡。

　　医疗蓝卡是一种特权。这些年里我虽然享有，但几乎没有使用过。但是此事仍然令我深受感动。

　　3、我追求精神的自由

　　记者：您这种地位在知识分子中似乎是很特殊的。这是一种特殊安排吗？

　　何新：这应该算是一种特殊安排。国家还为专职的政协委员提供了一些生活待遇和照顾，但近年来我基本上都主动放弃了。

　　例如，国家为专职委员每年提供一个月的公费避暑休养（可以选择北戴河或其他风景名胜地），我自1996年后，没有去过。国家为我提供公务用车。但我开的是自己的车，汽油费也是自己出。我每年有公费视察的机会，可以申请公费出差、开会、调研，所有这些待遇，都是有正式文件的。但所有的这些，我都放弃。

　　记者：您为什么要放弃呢？

　　何新：我这个人不仅追求精神的自由，而且也追求物质的自由。古代有一种游士寄人篱下，为〃出无车食无鱼〃而弹铗悲歌，作摇尾乞怜状。我认为这是士之奇耻。我欣赏历史上那些功业成就即远离权力中心，弃富贵如敝屣而浪迹江湖的隐者。这是真正洞彻达观的大智。

　　得志则行其道而兼济天下，不得志则志于学而独善其身，这就是我的抱负和理想。

　　既然已经是市场经济的时代，既然这个时代存在很多机会，那么我还是宁愿自食其力，依靠自身的智能和才艺去养活自己。

　　记者：您写了那么多书。您令人不可思议。请问全国政协有多少专职的委员？

　　何新：在两千多位全国委员中，好像只有二、三十人是专职的。其中主要是离退休老人，像李雪峰、王光美。还有一些较特殊的知名社会人士，如过去的溥仪、梁漱溟。十年前我担任专职委员时，才40出头，是当时唯一比较年轻的专职委员。

　　记者：政协为什么对您作这样一种特殊安排呢？

　　何新：这是中央领导根据我个人的某些特殊情况，而作出的一种工作安排。

　　记者：冒昧问一句，港台一些报刊上有文章说您是江泽民、李鹏的顾问。您的工作是否他们安排的？

　　何新：1990年我准备离开中国社科院时，关于我的工作当时曾受到国家最高领导层的关心。当时小平、陈云、先念、江总书记、李鹏总理、丁关根同志都以不同的方式对我表示过关心。对此，我是很感念的。

　　确切说，我后来在政协的工作是1990年经国家副主席王震提议，由全国政协李先念主席和王任重副主席斟酌我的特殊情况而特殊作出安排的。后来第8届、第9届全国政协领导虽然换届，但对这种安排并没有作改变。

　　记者：您所说的关于您的特殊情况是什么？

　　何新：（笑）那就是我比较自由放任的性格与作风。我是一个狂狷之士。由于我过去写过很多政论性的文字和政策建议，有人认为我会以此作为仕进之阶。

　　应该说，确实有过这样的机会，而且不止一、二次。但是我有自知之明，我都避开了。我了解自己的天性不适合从事政治活动。

　　4、狷者有所不为

　　记者：这的确有些矛盾。你写了那么多有关政治经济的论文和政策建议，但你又说你无意于政治……

　　何新：我关心政治。政治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我认为政治是一个男子汉值得从事的伟大使命和事业。但是，这不意味着每个人都适于从事，我这个人就很不适合。

　　但是，我们那一代人都是被文革抛入政治激流的。当时人人都不得不关心政治。在文革时代我已经确立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方向。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号召青年人去承担一种对国家、对民族前途命运负责任的使命感。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因此，每当国家面临大的政治方向性选择的时候，就想站出来讲话。不是为了个人仕途的求进，不是为了谋取什么一官半职，而是作为一个〃匹夫〃的这种〃天下〃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使然。

　　记者：您说您有过从仕的机会，请谈谈是什么样的机会？

　　何新：我讲其中两次给你听。1989年初，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李慎之受上面委托，找我长谈一下午。那次交谈的范围很广，从历史文化到当前政治。

　　在此之前，我有一个好朋友，当时担任中国社科院的副秘书长，他曾向我打过招呼。这位朋友告诉我，他曾列席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在会上听到一些领导谈论我。

　　他还关照我，近日可能有院领导受上面委托找我谈话，实际是对我作考察。他建议我出言谨慎，只要谨慎就可能得到重用。但我告诉他，我这个人在重大问题上不善于掩饰自己的观点。仅这一点就决定了我的个性不适合于从政。

　　当李慎之与我谈话时，他果然试探性地谈到一种假设：如果邀请你参与某种与政治有关的工作，你怎样考虑？我明确地对李说，我不适于从事政治性的工作。我难以接受一些政治纪律的约束。因此，我宁愿作一个自由思考的学者，以学术来为国家服务。

　　1991年春，国务委员马洪同志受李鹏总理委托，找我谈话，准备安排我调入国务院经济发展中心。我说，我不愿坐班（每天上班），不能开会，等等。他说这不行。我说那么最好还是不去。此前此后还有一些别的重大的机会，我也都一一放弃了。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以不同身份出过多次国，遨游走访过不少国家，包括日本、美国和欧洲。我也遇到过一些可以留在那里工作和生活的机会。但是，我都拒绝了。

　　孔夫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梁漱溟说：〃狂者，志气宏大。狷者、狷介。〃（《梁漱溟问答录》第46页。）狷介即耿介，即刚劲，即强健。君子志气宏大，劲节刚健。我这个人有很狂的一面，但也有有所不为的一面。

　　5、为国家的长治久安

　　记者：那么，政协对您作出目前这样一种安排，您认为对您合适吗？

　　何新：非常合适。我不需要上班。不需要开会。

　　我能够集中精力做政治经济文化及国际问题的思考和调研。并且有一种比较通畅的渠道把我认为最重要的研究结果直接上报到最高层。

　　记者：您准备干一辈子吗？

　　何新：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目前我已经连任了三届。我现在的工作是中央安排的。我以后也会听从中央的决定。

　　如果下一届我退休，我会很愉快地缩进我的书斋，但是继续会作我有兴趣从事的研究。

　　记者：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代中，您认为是否胜任了你自己的职责呢？

　　何新：自从1990年以来，我每年至少向国家最高领导提呈2…3篇有关国内外形势及问题的研究报告，提出我个人的分析和政策建议。

　　回顾起来，这些年来，我为国家致力的工作主要是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为政治社会大局的稳定，为对抗来自西方的颠覆性意识形态，为国家提供积极的意识形态支持。例如，面对西方的人权攻势，我在1991年提出人权内容不仅仅是个人政治权利，还有社会成员整体的生存权、温饱权。

　　第二、在近年复杂背景的国际政治经济斗争中，将我所看到的危险倾向和失误，及时提出警报，为国家献计献策，提示某些具体且可操作的对策与建议。

　　第三、面对近年国家意识形态基础的动摇，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思考，寻求支持国家大局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新的建设性的理论基础。

　　并没有人要求我必须这样做。我是自觉地、也是自主地做这一切的。

　　记者：您工作忙吗？

　　何新：忙，也不忙。我不用上班。对我的工作没有硬性的规定、约束或工作要求。我的工作方式是相当自由和自主的。我日常活动主要是在家读书看材料，有时到外面走走。

　　但是，〃书有不可胜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想读的书，想读取的信息太多，每天还是觉得时日匆匆。

　　记者：您研究问题的范围是什么呢？有硬任务吗？

　　何新：我的时间安排很自由，非常自由。我的研究面很宽，从古代文化到当代经济、政治。没有人给我限定任何硬课题或任务。

　　据说这也是一位老同志的提议。他认为，对我这种人，〃不要约束，不要管他。让他自由思考。〃

　　记者：但您对自己是否有自律、自我约束呢？

　　何新：当然。我的自律原则就是国家利益。

　　6、坚守一种价值

　　记者：海外一些报刊及媒体认为你是〃御用学者〃。

　　何新：（笑）御用，对。因为我领的是国家的俸禄嘛。受国之托，则勤国之事。应该说，能为国家服务效力是我个人的无尚荣幸。

　　这里涉及到对于一个知识分子、学者的责任的理解。

　　有人认为，知识分子的责任似乎首先是某种抽象道义的责任，似乎只应该为某种抽象的价值（如〃民主、自由〃）而工作，而奋斗。似乎可以不食人间烟火，这是一种假清高。

　　问题在于，在现实中，一切道义和价值并非纯粹抽象的，而总是具体的。我认为国家利益，社会公众（最大多数的民众）的利益，才是最重大的利益、最重大的价值。

　　忠实于这种利益，这种价值这就是忠诚，对国家的忠诚。这意味着自觉地、自为地承担一种道义的责任。这种承担、这种承诺并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