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我的哲学与宗教观 作者:何新-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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逗涡屡小返�342…34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我最遗憾的一件事是在他临终前数日。他家人来电约我去医院看望他。但当时我恰好正患很重的流感，怕到医院传染给老人，使他病上加病，就说等过一星期病好后再去。没想到老人两三天后突然去世了。 死生契阔，遗音绝响。令人感慨系之！ 记者：你认识邓力群吗？ 何新：认识。
记者：你对他印象如何？
何新：我钦佩他。我认为他是一位坚定的、罕见的马克思主义者。 有一位领导人曾对我说，据说邓小平讲过一句话，说邓力群这个人骨头很硬。我认为这是知言。 文革后期的1975年，邓小平委托胡乔木、邓力群主持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准备与四人帮进行理论斗争。1976年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在地，胡、邓也再度挨整。胡乔木作了检查，而邓力群则一字不写。 每个人的信仰不同，信念不同，追求不同。但只要始终如一，这种对节操的坚守就令人敬重。我见到的邓力群就是这样一位极其具有内在信念和操守的人。凡是了解他的人，无不对他深怀敬重。
8、我的信仰始终如一
记者：你后来的政治思想转变（转向政治保守主义），是不是与他们对你的影响有关？或者，是不是一种投机呢？
何新：不。我确实发生过转变。但我的转变，是基于我自身的理论和学术研究，与任何人对我的影响无关。我这个人是很固执的。 如果讲政治投机的话，在80年代中后期，我应当投自由派之机，因为它们才是拥有强有力国内外背景和资源的主流。 十几年来，我曾反复自问：我所求索和追求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呢？说到底，无非是四点：祖国、真理、社会公正和正义。祖国存在，真理存在。这两点无庸置疑。但是，社会公正和正义并不总是存在，但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更值得为之而奋斗！ 我从来不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但是我始终看重的是国家利益，我是爱国者，我关注社会公正。
在许多年里，我曾经苦苦求索，研求历史上和世界上的各种学派，各种哲学、各种学说。在七十年代末，我曾一度醉心于存在主义、现象学、分析哲学、语言释义学、结构主义、价值相对主义和多元论等形形色色的西方现代思潮。我曾经深感兴趣于胡适的实证主义、顾颉刚的古史辩派，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持一种鄙夷和冷漠。在经济学上，我也曾相信凯恩斯和萨缪尔森，认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已经过时。 但是最终，我回归于马克思的学说。因为我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方法，颠扑不破，经得起历史之流的反复销磨和检验。 我认为共产主义理念所体现的社会公正和人类正义的理想，始终是值得追求的，即使它是一种乌托邦也罢。
记者：您认为共产主义真的可以实现吗？
何新：它至少是值得追求的。在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他是这样表述共产主义的： 〃如果抛弃掉狭隘的资产阶级所有制形式，那么，财富岂不正是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岂不正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 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亦即不能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 在这里（共产主义），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自身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革的绝对运动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6页。） 难道这样一种追求人类发展的全面性，追求资源和财富的普遍共享，而不是弱肉强食，被少数人、少数强势利益集团所垄断；从而 使人性包括个性得到全面地解放和发挥的共产主义，不值得作为一种终极的社会理想而追求吗？ 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的、体现社会公正的终极形态。但正因为它是一种〃终极〃，是一种〃绝对〃，正如数学中的〃无限〃，它究竟是否可能达到呢？ 社会文明是否会有其终极形态？这种终极形态是否必然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似乎是物理学中那种〃熵〃的概念，即热平衡的状态。）我对此也还在探求和思考中。
9、我是毛泽东的崇拜者
记者：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请问，现在您如何看待毛泽东和他的思想？
何新：虽然我在文革期间成为〃反革命分子〃，挨过整，但我始终是毛泽东的崇拜者（至今仍是）。永远会是！ 有人说，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我认为，毛泽东所具有的超人魅力，所实现的历史作为，在中国历史上，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介书生，两手空空，以短短28年的时间，组织起一个百万人的党，数百万人的军队，在最落后原始的物质条件下，以最粗陋的武器，战胜国内军阀和国际列强，竟所向无敌，纵横天下直到夺取全国政权，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的无上领袖。 又以战略指挥和精神力量，运筹帷幄之中，遥控千里之外，竟击败二次大战中曾战胜日本骄横不可一世的美国军队。最终竟迫使美国总统折节就教，来中南海向之顶礼朝拜。这种种作为，不是神迹难道是凡夫俗子之所可为吗？ 毛泽东是现代中国革命之父。毛泽东是平民的英雄，人民的英雄，农民的英雄，穷人的英雄，被压迫者的英雄。毛泽东是一个奇迹，毛泽东不是神国家也应当把他尊作神！法国人的神是拿破仑。美国人的神是华盛顿、林肯。而毛泽东比这一切洋人们的开国英雄都伟大！一个没有值得崇拜的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一个遗忘了他们的伟大英雄的民族也是可悲的！ 历史会有反复，历史会有否定，但还会有否定之否定。水落石出，天开云散，中国人还是会世世代代崇拜毛泽东。
记者：人们会说这种崇拜是帝王崇拜，是封建主义。
何新：许多人指责中国现代政治中有封建性尾巴，主张不断反封建。但是，现代资本主义就没有封建尾巴吗？英国、荷兰、丹麦、瑞典的女皇制度，日本的天皇制度，是不是封建尾巴？难道妨碍这些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了吗？〃条条道路通向罗马〃。走向资本主义工业化不是只有一条历史道路，不是只有美国模式的道路。 英国人崇拜女皇，日本人崇拜天皇，毛泽东是现代中国之父，为什么我们不能崇拜毛泽东？ 我访问过日本，在某些方面，我不喜欢日本人。我实地见到过日本右翼组织的集会和街头游行。那是很令人恐怖的！我注意到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确实正在某种意义上复活。 但我认为，日本人是令人钦佩的民族。他们令人钦佩之点是他们的坚忍、团结、向心力和向前看的精神。这是一个有耻辱感的民族，因而是一个非常自尊的民族。 二次大战中遭遇失败，遭遇原子弹轰炸。这是日本前政府、日本天皇制度、日本军国主义的黩武政策给日本人带来的空前浩劫，其后果不会小于文化革命对中国的浩劫。 但在日本没有人抱怨天皇，批判日本的政治制度，甚至连辩论也没有。他们不懂得什么〃反思〃。他们继续接受天皇制度这个最古老封建皇权政治的象征，仍然以其作为圣物。他们埋头苦干，学习先进的东西，但决不轻易丢弃一切属于自身文化传统中的任何东西、任何象征物。包括封建神社文化和武士道精神。 结果，经历了战后的苦难，40年的时间，这个民族重新站了起来，并且成为全球最强大富有的国家之一。
10、这份遗产不该丢弃
记者：有人议论毛泽东的生活作风…… 何新：（笑）我不相信那些传言。但即使它们不是捕风捉影以至恶意诬蔑之谈，那些屁话也不值一提！ 对那些动则讥评伟人的人，我常会想到《圣经》中的一句话：〃你们只看到别人眼中的刺，而看不到你们自己的眼中栽着一柱梁。〃 从古以来，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完美无缺的圣人呵？！ 记者：中国人本来崇拜毛泽东，但是文化革命…… 何新：我在70年代已经从政治思想上对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产生怀疑。但是在今天，我却认为对文化革命，应当作历史的分析。我认为毛泽东60…70年代的思想，特别是在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方面，具有重大的飞跃和发展。这方面至今人们研究得非常不够。 毛泽东是传奇性的历史人物。他在政治上、在文化上给20世纪的中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和极其丰富的战略性遗产。这种遗产在内涵上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超过20世纪中国的任何其他人。可惜现代人几乎遗失了这一伟大的遗产。
七、走向新思维之路
1、异端思想从文革中萌芽
记者：在以前的采访中，我们了解了您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生平经历。我想进一步了解您的一些独特思想是从何时开始形成的？
何新：那是在文革时代就已形成的。
记者：在文化革命中，你还能研究和写作吗？
何新：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一年，我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我们那一代人当时都普遍关心政治，毛泽东号召人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嘛。 因此，当时虽然我只是十几岁的孩子，但也经常阅读社会上的各种传单、小报、大字报，密切注意文化大革命政治斗争的动向。 可以说，从1967年开始，我对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政治方向已开始萌生初发性的怀疑，特别是对指导这个运动的理论基础产生怀疑。 〃怀疑会产生哲学〃（亚里士多德）。那时我已试图探寻一种新的思考方向〃怀疑一切〃。（马克思认为这是他所喜爱的一句拉丁格言。）我认为自己不能无条件地盲目信从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宣传。我决心系统地读书，学哲学，而且要读一切可能找到的禁书。 今天人们谈论文革，往往说那是一次造神运动，宗教迷信运动。但是事物总是相反相成的。文革的另一面是思想的大解放，是一些旧的意识形态迷信的破除。包括对旧的国家机器的迷信。
2、焚书与窃书
记者：您在文革期间能从哪里搞到书读呢？
何新：文化大革命中人们烧了一些书，也封存了很多书。 初期的时候（在1966年8月那个红色疯狂的夏天），我也参加过烧书的运动。但1966年的政治 寒冬使一些人开始得到清醒。
1967年初，中央发生了〃二月逆流〃，其后全国在政治上陷入了瘫痪状态。工厂停工，学校停学，机关停止办公。到处都在大造其反，天下大乱。有些地方真枪实弹地搞起了武斗。社会秩序陷入了崩溃的状态。 这个时候想读书，没地方去借。借不到，我们的办法是利用当时风行的〃打砸抢〃和〃偷〃。 我们瞄准了学校和一些文化机关的图书馆。那时的图书馆是最冷清的部门，被封了大门，没人管理。在一天夜里，我约了几个同学到学校图书馆，把窗户撬开到里边去找书，连干了一个星期。搞过了我们自己的学校，又去搞别的学校。收获极丰，一书包、一书包搞到了好多中外文学名著，还有哲学的、历史的名著。许多书都是当时正被点名批判、被禁读的书。 正是从这个时期（1967年那个早春）开始，通过阅读这些书籍，可以说我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思想启蒙。 当时我搞了好多红红绿绿的传单纸，那是写大字报用的，学校免费供应。我把它们裁成小页，用线订起来作笔记本。
记者：以你当时的文化基础，阅读那些外国著作，你不感到有困难吗？
何新：当然困难。首先那些洋人的复杂译名就让中国人感到困难。 但我找到了窍门，例如读洋人的名字，我只记住其中最有特征的一两个字，而忽略其全名。 阅读的过程，是一种发现和探索的精神历险，非常有意思。而且愈是去读那种人们不让你读的东西，这种刺激就愈强。当时听到什么〃禁书〃的书名，就想方设法去找。禁果最好吃。人类就是这种心理。
3、经济基础决定社会存在形态
记者：你从这种阅读中获得了什么？
何新：怀疑。我首先学到的是怀疑。 我最初的一个发现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讲的很多道理和当时文革派的理论是并不一致的。最明显的一点，就是马克思认为物质决定精神，但是当时文革派的理论则认为精神决定物质。 林彪说，思想是原子弹，只要掌握了毛泽东思想，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他认为人的精神能量是无限巨大的。 但当我读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后，我对此产生了怀疑。恩格斯说，马克思一生最大的发现就是发现人要吃饭是第一位的，首先人要吃饭，要生存。为了吃饭，人类必须进行物质的生产活动。因此物质生产方式决定一切，它的改变方造成社会上层建筑的变动。因此经济活动决定着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 恩格斯认为这个道理是马克思在科学上的一项意义最重大的发现。当时我也读了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一书，这位俄罗斯共产党的创始人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乃是经济史观，即〃经济决定论〃。 我注意到，马克思说过：〃思想一旦离开（物质的）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列宁全集》38卷第15页引。）我当时所引发的一种联想是，这里所说的〃思想〃，是否也应包括毛泽东的思想呢？而这种主张物质因素、经济因素居于第一位的马克思主义，与60…70年代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即认为精神和政治决定一切，可以说在理论上是根本不同的。
记者：的确矛盾。
何新：很显然。一方面是唯物论，认为物质、经济、吃饭是第一位的。 另一方面是唯心论，主张精神、上层建筑、政治及意识形态活动是第一位的。 究竟哪个道理对呢？我想，既然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那么显然前者是对的。 然而矛盾之点在于，文革派明明是主张唯心主义的，却又声称自己是哲学上的唯物主义。那么这种明显的理论矛盾如何解释呢？
记者：是呵，那么你当时是怎样想的？
何新：当时我们都很穷，也经常挨饿。当然本能地在感情上倾向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也就是说，认为吃饭问题，经济问题应当被摆在第一位。至少我们在欲念上喜欢这种主张。而当时报纸上那种理论，认为为了捍卫毛泽东的思想，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惜，这种道理显然是不对的。 但是我同时也意识到，假如按这个方向进一步思考下去的话，我就会成为一个反革命。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如果你怀疑官方的政治意识形态，就会犯下反革命的政治罪行，很危险。 类似的思想矛盾和问题还有很多。当我意识到这种冲突的时候，我知道自己面临着一种抉择如果继续思考下去，我相信我早晚一定会成为反革命！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哈姆雷特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我发现自己也要面对这个问题。要么是走向反革命，要么是停止自主思考。（笑）
4、精神的最初洗礼
记者：（笑）那你怎么办？
何新：我懂得首先必须保护自己。 办法只能是，隐瞒自己的真实思想。对我读的东西，我所思考的东西，努力保持沉默，不向任何人讲。 本来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