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我的哲学与宗教观 作者:何新-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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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笑）那你怎么办？
何新：我懂得首先必须保护自己。 办法只能是，隐瞒自己的真实思想。对我读的东西，我所思考的东西，努力保持沉默，不向任何人讲。 本来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我一度也很活跃。但读书与思考使我走向孤寂。当时另外一个背景就是，到1967年底，我的家人都被揪斗了，我父亲被造反派作为〃漏网右派〃揪了出来，成了牛鬼蛇神。被隔离起来，当时很多的家庭都如此。 我们楼里住的多数干部不是成了叛徒就是反革命。这种扫荡一切的大背景，必然使得我们这些子女们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抵触，产生怀疑。 1967年初到1968年中，我避开运动的旋涡，在学校（北京24中学）4楼东侧找到一间阁楼角上的小屋子。我住在里面从事了将近一年非常专注的阅读和学习。
记者：您阅读过哪些书呢？
何新：我记得，那时候读过的书有《史记选》、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苏联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两卷集）及通信集，文学著作有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以及屠格涅夫、契诃夫、陀斯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俄国19世纪民主主义者的著作，卢梭、伏尔泰、雨果、巴尔扎克、斯汤达、左拉、莫泊桑等法国启蒙学者、人道主义者的著作。 这里有许多书是当时不能读的书，被认为是封、资、修的坏书。但正是这些书，使我在精神和感情上得到了彻底的洗礼和启蒙。
5、宇宙常变常新
记者：当时对您影响最大的是哪些书？
何新：我当时酷爱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和法国文学。我也深深陶醉于这些文学中所描写的那种古典的和浪漫的爱情。 我喜欢托尔斯泰作品的深厚。斯汤达的力量。巴尔扎克的深刻。正是他的《人间喜剧》，使我对人生第一次睁开了眼睛。我开始懂得如何通过私利与情欲的观点去剖析人生。 还有陀斯妥耶夫斯基。他的书（《卡拉马佐夫兄弟》）以一种充满神秘主义的宗教感情，深深地震撼了我。
记者：您这一阶段的读书持续了多久？
何新：到1968年6月中学生被安排上山下乡而告一段落。那时我被学校分配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去〃屯垦戌边〃。 我走的时候，只带了一个小小的行李卷。但同时还带了两个大木箱，里面装了很多书。除了一部分父亲的书，大部分是在那一年中我通过各种途径搞到的书。其中有许多书是当时的政治性〃禁书〃。例如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斯特朗夫人的《斯大林时代》、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桑塔亚纳的《赫鲁晓夫主义》等。 那时瞻望前途，可以说头上的天空正是一片黑暗茫茫。但是我内心中却抱持着一种信念，我深信天会变，地会变，时代也会变。这种信念来自我当时已学过的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概念。 辩证法认为，宇宙中没有不变的事物，宇宙、自然和社会，常变常新。 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同时我深信思想的光芒，智慧和知识的光芒，必定可以照亮我未来的全部人生。
6、下乡黑龙江
记者：您下乡的地点在哪里？
何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18团，在兵团建立以前，这个地方的行政区域是黑龙江省友谊县。 记者：我没有下过乡。我不太懂，建设兵团是一种什么组织？ 何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是1968年6月经毛泽东批准成立的。 建设兵团是一种军事与农业合一的特殊体制。它的主要成员包括三部分：一是复员和转业军人，二是担任领导的现役军人，三是来自全国各大城市的知识青年。其中一部分经过严格审 查（出身好、思想纯）的知青成为持有枪械的武装连成员。 这种体制具有准军事组织的特点，对青年人的思想和政治控制非常严。建设兵团的任务，一方面是从事机械化的大农业生产，另一方面是在东北中苏边境上作为一种战略后备力量，防备中苏战争。这就是〃屯垦、戌边〃。
记者：你们那里的生活条件怎么样？苦不苦？
何新：比起山西、内蒙、云南、甘肃那些更苦的地方，应该说黑龙江是个好地方。农场是机械化作业的大农场，主要作物是大豆和小麦，因此，食油充足，白面是主食。 我去的友谊农场，是〃一五〃时期苏联援建的一个样板农场，基础就更好一些。 记者：在那里你能继续读书吗？ 何新：很困难。我刚去的时候，被分配到农业连队。农忙时一天在田地里艰苦劳动12…14小时，累极了。几乎没有假日。晚上又没有电灯。 但是，在这种条件下，我当时仍然坚持每天晚上下工后读几个小时的书。没有电灯，就点着油灯熬读。 直到第二年，我被调到县城里的团部农机厂当工人，宿舍中才有了电灯。工厂的劳动制度是8小时工作制（实际上工作时间往往长达10小时以上），条件比在乡下时好了很多。 但是，到工厂不久，我就成了反革命，书又读不成了。（笑）
7、当了〃反革命〃
记者：怎么回事呢？
何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以后不久，1968年夏，毛泽东召见四大红卫兵领袖，废黜了他们，正式终结了红卫兵造反运动。接着各省成立革命委员会。 1969年4月，九大召开，人们本来认为文革可以就此谢幕了。但没想到九大以后还是一个政治运动接连着一个运动。令人厌倦之极。 1970年初，中央发动了一个新的政治运动，叫做〃一打三反〃。一打就是打击反革命，三反就是反对〃516〃（〃516兵团〃，文革时期的一个政治组织，以反对周恩来为纲领。），反贪污、反浪费等。 这个运动波及到农村。由于知青到农村后，在很多地方与当地人发生矛盾，一大批不肯服从当地社会规范和政治权威的知识青年，被当地领导人借政治运动之势作为反革命分子而揪出来。 这批知识青年都很年轻。在我那个团（友谊农场），有几百名知识青年被认为是〃地下复仇军〃反动组织的成员，而被当地人揪出来批斗。这些人被关起来，而且挨打，打得很残酷。
记者：你当时也被揪出来了吗？
何新：不。这个运动开始并没有触及到我。虽然我早就被作为一个〃三怪〃怪人、怪事、怪现象而被搞运动的积极分子们盯上了。但我是自己跳出来的。 我看到这么多知识青年被抓起来，看到他们挨揍，看到一些严酷的肉刑。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我感到很不平。
记者：为什么？
何新：我当时已经深受俄罗斯和法国文学中人道主义的影响。我认为，一个人，不管其政治信念如何，不管他们是不是反对文化革命，至少应当受到人道的待遇，不能这么残酷地打人、折磨人。毛泽东不是讲要文斗不要武斗吗？为什么那些当地人不执行呢？ 因此我就给团领导和一打三反的工作队连续写了几封信，教训他们说，你们应该讲政策，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保护大多数等等。结果是把我也揪出来了。时间我记得大概是在1970年的3月…4月。 当线索开始追查到我的时候，我被人们孤立起来，周围的人们都不理我了。
我感受到一种被排挤和歧视。我们同来的十几个知识青年，本来都住在一个大房子里。我们这些青年本来都是一块儿去吃饭，一块去儿上班、下班，彼此关系很亲密的。但忽然，人家互相招呼，却没人来叫我了。而且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回避和我讲话。原来，工作队给〃积极分子〃们都打招呼了。 我这时就感觉到我可能要倒霉。出事前半个月就已经感觉到了。我那时每天都有一种灾难随时将要临头的预感，诚惶诚恐。
8、奇特的批斗体验
记者：你在被揪斗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精神准备？
何新：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没有终结的恐怖不如一个恐怖的终结。〃（见《路易·波拿巴政变记》。）每天都在等灾难临头，那感受是让人压抑而要发疯。但当事情真的临头，不过如此，反而一切坦然了。 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那年3月的一个早晨。凌晨3点钟，全厂集合在一个大礼堂开会。为什么3点钟开会呢？那时是〃抓革命，促生产〃。3点钟起床搞〃运动〃，早上7点钟还要正常上班干活。 当我要进礼堂的时候，人家挡住了我，不让我与班组一起坐在原来的位置上，有人把我领到最后一排。 我想，今天就要出事。那个会场的气氛是很威严的，如临大敌，调了一个持冲锋枪的武装连，戒备森严地持枪守卫会场。那个会议的横标是〃踢开绊脚石，彻底闹革命〃。 开会后，团运动工作队长给大家讲话。这位工作队长是一名年轻气盛的现役军人，当时他还任我们团的副参谋长。这人讲起话来很有气势，而且有煽动力。我至今仍记得他的一些讲词。他说： 〃有人指责我们不团结大多数。我们是要团结大多数。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大多数必须是好人。你是阶级敌人，你这里是劳改队，你让我怎么团结大多数？你问我为什么揪出来这么多牛鬼蛇神？你这里就有这么多，我不揪行吗？〃（这些话他是针对着我那封信讲的。） 这话十分雄辩。他又说： 〃毛主席在纪念鲁迅的讲话中教导我们，在尖锐的斗争面前，要像鲁迅那样做独立撑持的大树，不要做向两边〃坑〃（倾）倒的小草！同志们，在当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大风大浪中，你们究竟是要做独立撑持的大树，还是做向两旁〃坑〃（倾）倒的小草呢？！〃 他讲话中一声大吼〃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揪出来！〃其中一位正是鄙人。结果，我就与其他一批挨批判的人，被武装连战士从坐位上揪起来，按到会场前面。 然后有人就开始念大批判稿。挨斗的人弯腰低头站在台上。台下是我所在那个〃工业营〃的全体职工，大约有500多人。这是我第一次挨斗。那是一种很奇特的人生体验。
9、疯狂的幽默感
记者：你挨揍了吗？
何新：皮肉之苦是免不了的。但多数时间，是关在一个小黑屋子里写思想交代材料。 那个关我的房子原是工厂的一间小库房，又潮又黑，日夜点着一盏刺眼的水银灯，没有透光 的窗户，进去几天后你就分不清白天和夜晚。如果神经不够坚强，在里面长期关下去肯定会发疯。
记者：您是怎样熬过来的？
何新：我想出了一种近乎疯狂的幽默感来对付他们。让我写材料我没什么可写的，那个年代流行的是背马、恩、列、斯、毛的语录。我就不断地把脑子里所记得的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还有鲁迅这些圣人的语录，一段一段地默写出来。那时我的记忆力真好。每天都能交出一大篇。（笑） 有趣的是，许多语录工作组的人从来没见过，因此他们就说是我瞎编出来的，指责我所写的都是反对马克思，是歪曲马克思主义。我就告诉他们这些话出自于马克思的哪篇著作，在第几卷第几页。如果不信，就让他们去查。也真有趣，我们团那时有个姓高的军人，是学毛著讲用标兵，当时是我那个团的副团长。读了我写的交待材料，他还真的去查书，去核对。 他对哲学理论有兴趣，曾就哲学问题找我谈过一次话。但整起人来，他并不含糊，表明他深谙斗争哲学之三昧。另一些工农出身的工作队员，就骂我是〃假马列〃，引用林彪的话说只有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读毛主席语录是捷径。我就和他们辩论。 结果，这种审查与批判往往变成了引经据典的意识形态辩论，我想中世纪宗教裁判所中的神学辩论也许就是这样吧。但自此以后，我在我们那个地方被人们认为是理论修养高深，反倒出了名。
10、活不过40岁
记者：对您的审查是到什么时候结束的？
何新：到1970年5月。 由于在被监管中饮食不洁，我患了急性痢疾。一天脓血便十几次。 但是，我是〃牛鬼蛇神〃。当时药品短缺，又是战备时期，中苏关系紧张（当时由于发生了〃珍宝岛事件〃，出现了战争危机）。少量药品都被屯积起来用于备战。因此对我们这类监管人员不给医不给药。结果我后来病疴日重，但得不到任何有效治疗。 当时氯霉素、土霉素一类对痢疾有效的抗菌素属于一类战备药品，医院不给我们这种坏分子使用。为了治病，我只能在被监管劳动的间隙，偷偷到田头上寻找一些马齿苋、车前草之类的野草，用开水泡烂后当药吃。这些野草的治疗作用，是我读中医本草时了解到的。 我当时还在自学中国的针灸术。教科书是当时很流行的一本《赤脚医生手册》。我从商店中购买了不锈钢制的细针，以自己的身体作实验，寻找经络和穴位进行针刺。居然有点效果，能够抑制腹痛，也能够缓解和抑制腹泻。 但是针灸难以根治存在严重感染的炎症。尽管效果有限，以我当时的严重病情，又得不到有效医药，我想如果没有这些知识和自救措施的话，我可能那时就送命了。 一两个月后，我患的急性痢疾转变成慢性痢疾。我整个人由于久病而失形，体重由120斤降到不足90斤。
记者：这的确是很惨痛的经历。
何新：更惨痛的还在后来。拖到7、8月间，我日日发低烧，双踝浮肿无法穿鞋，起居行走困难，心率达到每分钟100次以上，有时发生昏厥，显然已有生命危险。 这时监管人员才不得不把我作为危重病人由监管地送进团直属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后，其间还发生过一次药物中毒，差点真的送命。 发生这次药物中毒后，团医院认为我病情太严重，怕我死在那里面（当时知识青年死的已经不少），就将我转送到佳木斯中心医院。 在这个医院，医生诊断我患了急性风湿性心脏炎。心脏瓣膜已受损害，〃左瓣膜狭窄及闭锁不全〃，〃心尖区可听见三级左右吹风样杂音〃。 当时医生认为我会终身丧失劳动能力，很难活过40岁。由于医生认为我已成废人，农场也不派监管人员看守了。但经过两三个月的强化性治疗，每天大剂量注射青链霉素后，我的病情却逐渐有所好转。 这时我找到一个机会，在那一年的国庆节前离开医院，回到北京。
八、我的生存目标
1、逃离囚禁
记者：你的病治好了吗？
何新：没有，但已经减轻了许多。我此前有两个关系较密切的女朋友。一个名叫V，和我一同在友谊农场，另一个阿红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在我被监管后，V日益与我疏远。后来她听医生讲我患了无望治疗的心脏病，就写信和我分手。
而阿红这时恰好回到北京，知道我生了重病，就写信给我，建议我回京治疗。这一年的国庆节前后，我从佳木斯医院溜出来，坐火车逃回北京。跑时我身边没有多少钱，溜上火车，是躲在火车座位下，行李架上，厕所里，过道上，与查票的乘警和列车员捉着迷藏才回到北京的。回北京后，我一度住在阿红家。因为我的家人这时都已经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我在北京已没有家了。在这位女朋友家住了一段后，奇怪的是，也并没经过什么治疗，原来那么吓人的病竟奇迹般地逐渐好转终至康复了。 （还有一个奇迹是，我近年曾反复体检，除了心脏较常人有所扩大，医生竟看不出我具有过去患过风湿性心脏病的体征和迹象。在被认为是绝症之一的风湿性心脏病患者中，我是极少数的康复者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