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我的哲学与宗教观 作者:何新-第1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记者：马克思说，宗教是安慰被压迫者的精神鸦片。

　　何新：这话流传很广，其实有片面性。这话是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讲的。当时马克思的理论还不成熟。　宗教问题非常复杂。以后我还想专门找个时间与你细聊一聊。但今天我暂时不想深入谈我的看法。　

　
　





四、论存在哲学

　　1、回顾与反思

　　记者：通过前几回的访谈，我们对您的个人经历已有较深入的了解，那的确是十分独特。　人们知道，您治学范围非常广泛，视野也十分开阔。但是，人们还会想了解您的治学历程，也就是您的学术思想的发展过程。　您能否只用几句话概括一下您的思想的发展历程？

　　何新：回顾我的思想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寻求破的时期，第二阶段是寻求立的时期。　破，就是突破传统意识形态的桎梏。这个阶段从1967…1987，约略为20年。　立，就是在面对文化虚无和意识形态真空的废墟上，探索维系、延伸中华文明生存发展的新价值体系，以及新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寻找连通华夏传统思想与现代革命、华夏传统思想与外来文明，使之衔接连续的桥梁。

　　记者：从您出版的著作看，您的涉猎几乎涉及人文学术的各个学科。　在这些学科中，究竟什么是您治学的主干呢？

　　何新：我是《伊索寓言》中那个蝙蝠，因此既被动物界也被飞禽界所驱逐。（笑）

　　我治学的过程，在70年代，主线是研究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西方哲学史、宏观中国史与世界史。1980年进社科院后，我得以接触各种西方现代思潮，一度对存在主义、语言分析，结构主义、符号学、解释学这类新玩意（当时所谓〃新方法〃）颇为迷醉。同时也特别注意西方的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理论。　1982年秋，我曾出席在成都召开的〃中国近代科技落后原因〃研讨会。在这次会上发表的论文中，我在当时首先提出应当进行〃文化反思〃的命题。　但是在那前后黎澍先生的一句责骂：你通读过24史吗？你读懂了13经吗？对我乃如醍醐灌顶。　离开黎澍以后，我即试图以新的学术眼光，包括学习西方人类学、语言分析方法，深入读史、读经。重新解读中国传统文化。《诸神的起源》等著作就是这一研究过程的结果。　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发现和重新认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重新理解和评估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同时我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这一意义重新解读近代中国革命，我日益相信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承担着伟大文化使命的特殊民族，并且决心致力于这个民族的文化复兴。由此而有了我九十年代的两部重要著作《东方的复兴》（1988…1990），《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1996）。　在此之后，我十分鄙视那种主张引进西方价值改造中国文化的所谓〃自由主义者〃。至于一些人指责我的〃保守主义〃、〃反动倒退复辟〃等等，只令我感到自豪。

　　2、政治启蒙是双刃剑

　　记者：何先生，我想向您提出一个敏感的问题。您愿意回答就回答，如果不便回答，就不作回答。

　　何新：（笑）有什么问题，你尽管提。

　　记者：您现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您是否仍然真诚地信仰这一学说？

　　何新：（沉思良久）马克思主义，是19…20世纪，对全人类生活和社会变革影响最大的思想体系。我个人一直在研究它。　至于共产主义，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都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有人说〃共产主义是幻想〃。但是美国当今向世界传播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自由市场〃作为一种主观意识形态，也是欺人之谈和幻想。凡在美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美国自己的社会现实就远不符合这种幻想。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的多数领域，如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直到现在，仍然不是真正客观的科学理论，而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种主观的，可以由人根据自己的利益和主观价值偏爱去选择和解释的意识形态信仰。　关于信仰与科学的不同，18世纪的康德已经作过非常深刻的思考。他在研究认识论时，指出感性、理智性（知性/悟性）是可以依赖的。但他认为理性是不可依赖的，因为理性具有借助思维符号（概念范畴）和语言符号进行自由构造的功能。因此在理性的推论即理论意识形态中，总是矛盾歧出，而且难以确切地得到事实的检证。正如黑格尔所说：　〃人们以某些思想和可能性为依据，作出这样一种推理；人们也同样可以再提出另外一种推理来与它针锋相对。这两种推理，谁也不比谁更高明。〃（引自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第208页。）　所以康德主张放弃理性，只以感性和理智性作为认知工具。而把理性的领域保留给信仰。　康德是近代一位非常深刻的思想家。他所意识到的问题，即划分知识工具和理性信仰的问题，也就是工具理性和宗教及意识形态的歧异性问题。

　　记者：那么您今天如何看待启蒙精神？

　　何新：启蒙即思想解放是两头锐利的双刃剑。　五四激进的启蒙思潮，在反封建的口号下也否定了华夏文化传统的一些基本价值和精神支柱。　《狂人日记》说：〃翻开5000年史书，只看到两个字'吃人'。〃这种彻底否定中国历史传统的看法，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但无疑是非常极端而片面的。　70年代末兴起的〃思想解放〃（新启蒙）也产生了一些极端和片面的东西。例如，彻底否定政治意识形态的存在意义，就是一种片面而幼稚的政治理念。　意识形态不应当随意干预学术自由、文化自由以及世俗生活领域，但这绝不意味着一个国家应该彻底放弃意识形态。

　　3、意识形态的涵义

　　记者：人们经常使用〃意识形态〃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怎样产生的？

　　何新：对于〃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就我所知，那本身是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是马、恩在1844年所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这个术语的涵义指社会对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自我表述。　例如，我国现在的意识形态，自我表述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美国的自我意识、自我表述则是〃民权主义〃和〃民主主义〃。这都只是政治意识形态，是一个象征和虚拟的体系。或者说，是一种主观的社会自我表述。马克思说：　〃在现实中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说法为依据。同样，在历史中判断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也不能以它对自己的看法为依据。在日常生活中任何一个小店主都能精明地判别某人的面具和真相。然而我们的历史学却还未具有这种常识，不论每一时代关于自己说了什么和想了些什么，它都一概相信。〃（《德意志意识形态》P。46。）　所谓〃社会科学〃的多数领域（包括被某些人奉为圭臬的〃经济学〃理论），也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即属于社会中某些阶层/利益集团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表述。　例如市场经济理论就是市场资本主义的自我意识和自我陈述。所谓〃自由主义〃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有时是一种极端的个性主义，有时又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反对公共威权/确立自我威权）。　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通常具有极大的价值偏见和排他倾向。它很难中立。　但是，科学这个术语具有中立、客观、以事实（而不是主观意识和某种利益）为根据等等涵义。所以培根将之称为〃工具〃，后来有人将科学称为工具理性。　科学是科学，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它们各有自己的领域和功能。它们常常被混淆。但是二者实际是非常不同的。　工具理性与意识形态的功能有时很容易被混淆。但如果在政策的施用中，决策者对二者的功能发生混淆，是会造成严重后果的。

　　4、警惕意识形态的误用

　　记者：您能否举一个实例？

　　何新：例如国家统计局是国家的经管部门之一。它本身是一个政策工具部门。但它所发布的国民经济统计数字，既是工具理性，也是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它具有为现行政策提供经济业绩数字，以动员人们支持现行政策的宣传意义。　但对于决策者来说，来自统计局所提供的统计数字，又具有社会经济的〃压力表〃的仪表作用，为决策者直接提供对于社会经济进程的量化监控。这种监控的可靠性，取决于统计数字的真实性、及时性、准确性。通过这些数字的及时反馈，决策者才能准确地了解经济和社会运行状态，随时对经济运行状态进行调整。

　　记者：但是，出自自身〃政绩〃的考虑，统计局往往〃报喜不报忧〃。

　　何新：问题就出在这里。这种有意的误报，实际上是统计部门误解了自身的真正功能，它是统计局，不是宣传局。它的责任只应该是真实地、客观地、尽可能准确地、至少也是不失实地，像计算工具一般地统计和汇报数字。对国家不利的数字，它可以不对外发布。但是它无权，也不应该由它为某种政策目标，直接政治化地处理统计数字。这种利用统计数字进行加工而进行宣传的工作，应当由专业宣教部门、意识形态部门、传媒部门去作。　如果对统计局给予可以自由加工处理、以至歪曲粉饰统计数字的授权，表面看来会有利于当局，实际是遗患无穷。让统计局利用所加工过的数表搞政治宣传，以支持现行经济政策，这就是将统计部门由工具部门变成意识形态部门。对于决策者来说，这意味着为自身制造一种极为危险的信息污染。

　　记者：为什么？

　　何新：因为决策者很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把虚假的向外宣传当成了真实的现实。自身也被虚假数字和虚假经济情况所误导。　同时这种功能误用也为统计部门提供了机会，提供了行为范例，使它可以随时编造真真假假、半真半假、似真似假的宣传数字，为阿谀和支持现行政策方针而上报当局，以此讨取执政者的欢心。　其结果必将导致决策者对社会经济形势的严重误判。使得需要及时调整不良政策的时机被错过，使得需要纠正的政策失误得不到纠正，最终酿成重大的社会危机。　在共和国历史上，由于决策者被虚假统计所误导，而作出重大错误判断造成经济灾难之最典型的案例，就是1958…1959年的〃大跃进〃。

　　5、信仰与理性

　　记者：宗教与意识形态一样吗？

　　何新：宗教是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之一。在传统社会中，例如在中世纪欧洲，宗教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但是，意识形态也可以作为哲学、文学、经济学或其他学术而出现。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孔孟之道，即儒教。

　　记者：宗教与哲学等学术的区别在哪里？

　　何新：简单说，世俗的宗教不要求理性。对于宗教来说，信仰比理性更为重要。　宗教对其教义，要求人们整体地接受它，拒绝任何分析和批评。而学术研究、科学研究，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理性的本质就是分析和批评。

　　记者：您可以举个例子吗？

　　何新：例如对待马克思的著作。如果把它当作宗教，就要整体接受它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神喻或圣喻。不能分析，不能讨论，不能存疑，不能批评，更不能否定。但学术理性则不同。　其实马克思与马克思也不同。毛泽东与毛泽东也不同。他们是人，是思想家，但不是神。他们自己对现实的认识，对事物的看法，在生活中也是不断变化的。

　　在东北的时候，我当时通过直接研读马恩列斯的原著，已注意到，马克思的理论与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不完全相同。而且，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在早期、中期、晚期也有所不同，有所变异，有所发展。　马克思早期是激进的启蒙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中期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和消灭资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晚期，在《　资本论》后期手稿中，马克思对新兴的资本主义科学技术革命和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给予高度评价，并且认识到资本主义可能并不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很短暂的阶段。　这与他早期发表《共产党宣言》时的激进主义立场已有显著的不同。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前也曾激进地主张立即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倾向于〃左派共产主义〃）。但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面对落后的俄国迫切要发展生产力的现实，他就主张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实行名叫〃新经济政策〃的让步政策。　不仅马克思列宁如此，毛泽东也如此。毛泽东在50年代初期，曾认为中国应当搞几十年的新民主主义。而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可以容纳资本主义生产力和资产阶级存在的。　但在1954年后，他又主张加速过渡。1958年甚至主张提前结束过渡阶段，直接进入共产主义，试图在中国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消灭三大差别，消灭〃资产阶级法权〃。　斯大林，以及30年代他所培养的一批理论家（如尤金、日丹诺夫等），将马克思特别是斯大林的思想宗教教义化，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政治信条，变成政治意识形态。以意识形态斗争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制造了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多次大清洗。发起了许多次整肃科学异端和学术思想异端的运动（如在遗传学、控制论等学科中）。中国在1957年反右斗争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重蹈了这一覆辙。　在文革中，尽管我自己早已成为一名异端分子，但我当时却有决心以一种反迷信的态度去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

　　记者：您的这种想法在当时是很勇敢的。

　　何新：如果当时没有这样的勇气，在理论上就不可能进行任何有意义的独立思考。

　　6、科学精神的特征是理性主义

　　记者：这么看来，怀疑主义，理性主义，是宗教信仰的敌人。

　　何新：是的。康德说过，所谓启蒙精神的特征就是以怀疑为先导的理性精神的觉醒。　马克思本人年轻时代写过一篇著名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中也贯穿着一种理性主义的启蒙精神。马克思在这篇论文中讲过一个名言。他说：老实说吧，我憎恨所有的神。又说：那些摒弃世俗所信仰的神灵的人，并非是渎神的。只有那些迷信这种神灵的人，才是亵渎神的。这些话，当时也深深地激动和鼓舞过年轻时代的我。　在70年代中期，除了马克思和黑格尔的书外，对我影响较大的书籍还有一些历史书。例如《第三帝国的兴亡》（威廉·夏伊勒），《法国革命史》（马迪厄）。我这个时期也比较注重对法国18世纪启蒙哲学例如孟德斯鸠、卢梭的著作，以及对休谟、康德哲学的研究。这些书中都贯串着启蒙的精神。

　　记者：您当时为什么对这些书特别感兴趣呢？

　　何新：《第三帝国的兴亡》，是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根据二战后美国缴获的希特勒德国档案资料所写的一部纳粹德国史。这本书在1965年第一次出版，文革中后期的1975年出了新版，作为〃内部读物〃在内部发行。我通过父亲的帮助，搞到了这部书。　在这个时期，几乎一切书不可能自由出版的情况下，官方居然出版这样一本具有极强的政治性色彩的书，似乎是意味深长的。

　　记者：您认为意味着什么？

　　何新：《第三帝国》一书记述了希特勒个人崇拜的形成过程和法西斯政治极权体制的形成过程。记述了戈培尔制造纳粹意识形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