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我的哲学与宗教观 作者:何新-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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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政治意识形态是一个虚拟的象征体系
记者：这似乎是矛盾的。一方面您反对政教合一，另一方面您又认为一个国家制度不能放弃意识形态。
何新：用康德的话说，就是应该为信仰和理性划定各自的领域。 国家不是一个自由组合的社团，不是所谓〃自由契约〃（卢梭），也不是一种暴力机器（列宁）。国家是一种制度，一种有机有序带有某种强制性的组织制度。 这种制度中需要有权威，需要有权威的象征符号（如国徽、国旗、国歌、领袖），也需要有支持合法统治的基本原则和政治理念。这种原则和理念就是政治意识形态。 国家意识形态是一种虚拟现实，它是被设定的一种政治理想。它不一定真实。也不必要求它一定是真理。 关于意识形态的虚拟性，马克思讲过一句经典性的话：〃它（意识形态）不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5页。） 现今的世界上有多种多样的国家制度，有多种多样的政治意识形态。 在西方基督教国家，基督教是意识形态，《圣经》是教义。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亚当夏娃的故事以及上帝七天造人的神话是真理呢？美国总统就职前要到教堂中去作礼拜。这不仅是一种宗教仪式，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仪式。 日本国家认为天皇不是人而是神。至今日本国家仍以神道教作为国家的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靖国神社就是其象征之一）。难道天皇真的是神吗？追究统治意识形态的虚拟性问题，常常蕴涵着推翻和否定国家现实政治制度的涵义。 国家意识形态是超越理性的，它是一种政治信仰。它不接受追究，不接受质询，但是它要求每个公民必须承认它，接受它，信奉它。就像国徽、国旗、国歌一样。因为它是国家权威、国家统一的象征体系。
8、启蒙思潮有偏激性
记者：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是我不能理解的。我们在大学读哲学时，教科书告诉我们：唯心主义是反动的、落后的、愚昧的哲学，并且往往是和宗教愚昧结合在一起的。
何新：这是一种偏见。唯心论是一种哲学学说，本身并不具有必然相关的政治属性（所谓〃反动〃或〃不反动〃）。 宗教也是唯心论的一种形态。但唯心论并不等于宗教。犹如细菌是生物的一种形态，但生物并不等于细菌。 16…17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和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潮，反对天主教的政治文化，标志着欧洲思想的一次大解放，它直接为1789年的大革命作了意识形态准备。 任何革命往往都具有偏执化的片面性，启蒙思潮也如此。 但是，近代法国的激进思潮后来深刻影响了19、20世纪的俄国革命哲学、以及后来的中国革命哲学。 这种激进的反唯心主义、反宗教思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及发生作用是可以理解的，也具有促进时代精神从天主教统治下解放的进步意义。但在学术上启蒙思潮所提出的许多理论却是站不住脚的。
9、关于哲学的政治属性
记者：你是否同意这种说法：过于严密的意识形态控制最终会阻碍文化进步？
何新：我同意。意识形态是重要的国家政治工具。但是，对治国来说，没有思想自由和没有思想控制都不行。人类的新思想，是社会文化中发生突变的活跃基因。过度地抑制这种变异，就会阻碍文化和社会的进步。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还有一个社会组织的连续生存和稳定性的问题。这是一种精神性的免疫功能。要知道，恶性癌变也是一种基因突变。国家对于某些异端的政治和宗教思想加以控制是有必要的。否则一些意识形态的致癌基因就会发挥毒化社会机体的作用。例如〃法轮大法〃一类邪教。所以完全实行思想自由，不实施任何控制也不行。 毛泽东在《政治经济学读书批注》中曾讲过，在生物的进化中，一个因素是基因的变异，另一个因素是基因的遗传。遗传保持物种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变异、特别是创新机制的突变则提供物种创新的机会，使之达到进化和更高水平的生存适应。 思想的自由创新和社会控制，可以说正是社会组织、文化形态通过矛盾作用而协调互补的两种功能。 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社会处在激烈变迁中的大变动时代。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经济改革，导致社会的价值体系陷入持续不断的激烈动荡，一直没有稳定下来。我们当今的时代是价值崩解的时代。道术已为天下裂，学术已不能定于一尊。往日的宗教和学术权威不复存在，学界亦如流行文化界，只有明星（流星），没有恒星。正如康德所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几乎一切传统价值和意识形态都受到了挑战和质疑。
记者：这里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关于哲学是否具有阶级性的问题。
何新：苏联斯大林时代和中国文革时代，对哲学作阶级性分类，实际是为了对思想意识形态进行政治分类。 这种对意识形态作阶级性的分类必然导致〃思想犯罪〃。
10、社会意识形态有功利性意涵
记者：那么您认为，哲学，以及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在客观上究竟是否存在？ 何新：这个问题的实质应该是：哲学以及一般意识形态，是否具有功利性？或者说，人们信仰一种哲学，一种意识形态，以及宣扬它，是否有功利性？还是单纯地为哲学而哲学，为学术而学术，只有纯学术的目的？
记者：我认为有两类人。一种人是有功利性动机的。另一种人热爱学术，以纯学术为目的。
何新：毛泽东说：在阶级社会中，一切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一切〃这两个字，未免过于绝对了。但现在有人们认为，人类社会中根本没有阶级存在，没有社会利益集团的存在，没有利益归属的差异，一切思想没有任何功利性，这也未免太荒谬。 在我们的生活现实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个人主张什么，反对什么，坚持什么，后面常常隐藏着自身的或家族的或社群的功利性潜意识。 思想后面隐藏着利益和价值的判断和选择。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判断和选择，所涉及的利益群体范围，远远超越了个人私生活的领域。社会性意识形态，怎么能不涵有利益、功利性的意图呢？否认对于意识形态主张之后的利益归属的分析，不是愚蠢就是骗人。
但是，过去对意识形态阶级性的分析，往往是一种贴标签式的主观判断。对某种异端学说，一概武断和随意地贴上〃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标签而给予扼杀。这种教权主义的政策也是不可取的。
11、法制不能取代意识形态
记者：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主张经济学远离政治。（11月1日华军新闻）
何新：（笑）人文科学中，恰恰是经济学最不可能远离政治。 政治是经济利益、集团利益、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集中表现。 马克思说过：政治经济学的利益属性，会把人心底最隐秘、最恶毒的私利欲望召唤出来。
记者：股市分析往往体现着股市操纵者的授意。我们且不谈直接的收买和操纵。难道政治意识形态后面也有操纵之手吗？
何新：意识形态是价值观念，道德伦理观念的基石。意识形态的确可以被某些社会利益集团利用而成为对社会进行思想控制的工具。在历史上，某些利益集团鼓吹、有意炒作、煽动某种意识形态，借以操纵社会舆论和社会行动，以实现其自身的私利，这并不是新闻。 近二十年以来的一个重大偏颇，就是片面强调法制的功能，而对政治意识形态和政党的社会组织功能，则有所忽视。 西方国家表面似乎没有意识形态，但是却有宗教控制人的心灵生活，有基本统一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支配舆论。 我认为，政党组织（在功能上相当于西方国家的政党和教会）、意识形态（包括宗教）以及法律和国家制度，这是维系任何一个国家制度的四大基础支柱。
12、马克思主义是工具理论也是意识形态
记者：您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工具理性（科学）还是意识形态？
何新：这个问题问得好。以我个人对马克思理论的认识，我认为它既是工具理性也是意识形态。 作为前者，它具有作为分析社会的客观方法论的意义，因此是有效的历史和现实的社会分析工具。作为工具理性，马克思本人曾说过，他反对使科学的客观性从属于外界利益的任何实用主义，他认为这样做是〃卑鄙〃，是〃对科学的犯罪〃。 作为后者，马克思主义在现实中是具有社会整合功能（即凝聚力）、同时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党和国家制度提供法理性和论理性支持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它又具有实用性和功利意义。 方法与意识形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功能。前者对于研究当代社会问题，对于研究历史现象具有重要意义。后者对于维系社会基本制度极其重要。 意识形态首先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统治阶级的意识分裂必会造成严重的政治危机。意识形态与现实远相背离也会造成社会危机。我们当前同时面临着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要知道，政治意识形态是任何国家体制和制度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关系到人们的精神信念和社会的基本价值。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看，甚至经济政治崩溃的后果，都不如意识形态的崩溃来得严重。 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一种制度、一系列与这个制度相关的基本价值的法理和逻辑基础。 对于国家来说，意识形态也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世界上没有一个明智的国家政权会放弃而不利用这种政治资源。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表明，一个国家绝对不能没有意识形态。马克思说过： 〃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新版《马恩全集》第30卷第539页。）
13、意识形态问题关系国家命运
记者：在现代国家制度中，难道仍然需要意识形态吗？国家对意识形态问题，难道不能保持中立吗？
何新：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请你指出这些现代国家制度哪一个是没有政治意识形态的？ 当今只有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还有俄罗斯这种仍处在演变中未成型的国家，是缺乏整体性政治意识形态的（但是，苏联解体后，国家马上恢复了东正教的信仰权威，表明新统治阶级是懂得怎样利用宗教这一工具的）。而其政治局面也都因此而形同一盘散沙。 90年代初的苏联为什么会在顷刻之间瓦解？你可以从经济、政治、社会方面举出许多原因。但我认为那都不是根本的原因。如果谈经济问题，难道1990年的苏联会比1917…1920年的俄国更落后更困难吗？会比1942年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被围困时期更困难吗？为什么那时苏联没有崩溃？我认为，导致苏联瞬间解体的根本原因是其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崩溃，也就是精神崩溃。 导致苏联国家崩溃的原因，一是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一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这两大精神文化运动彻底摧毁了苏联的精神价值体系和苏维埃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 80年代中国也有人煽动搞非毛化运动。然而中国制度之所以至今仍未被摧垮，就是由于邓小平当时坚决果断地拒绝了非毛化。 古人说，三军可以夺帅，但三军不可以夺志。志是什么？志就是精神力量，志就是意识形态。
马克思说：〃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只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放弃了对意识形态的主导，甚至失去了对有害意识形态的识别和自卫能力，就会患上意识形态的〃失语症〃。那么，各种精致包装的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及类似〃法轮功〃这样的意识形态自然就会趁虚而入，瓦解社会的精神秩序，填充人们的信仰空间。 要知道，对社会的一般民众来说，正常的人虽然都具有意识，但绝不意味人人都具有鉴别的意识，批判的意识。他们很容易受媒体的左右和欺骗。而且偏见与先入为主的成见极其重要。一旦形成，改变或替换就非常困难。
14、当代的首要问题是意识形态存在危机
记者：当前国家面临着很多问题。你认为这些问题与意识形态有关吗？
何新：当前中国面临若干危机，主要问题在三个方面：
1。由于严重失业问题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2。由于腐败问题造成的政治危机。
3。意识形态危机。
我个人认为，三大危机中最严重的是意识形态危机。 当代中国之所以遭遇严重的意识形态危机，是由于文革和后文革时代（post…C。R。）国家的意识形态政策蹈向两个极端。 文革时代的极端是极端意识形态化，即政教合一。然而物极必反，后文革时代的极端，则是非意识形态化，消解政治意识形态，以〃不争论〃为方针而回避意识形态领域的尖锐问题，因之国家几乎丧失了对外部敌对意识形态的识别和抵御能力。 （否则，不会有各种邪教的兴起和盛行。这种利用人性中最愚昧的下意识、利用愚夫愚妇的盲从心理和迷幻信仰的邪教，本应当一开始就将其遏制于萌芽状态，不使它形成气候。所谓圣者治于未乱，而非治于已乱。）
我个人认为，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所面临的真正危机，主要不是经济危机，也不是由于腐败导致的政治危机。根本危机是由于意识形态与现实分裂所造成的精神的危机，价值的危机，信仰的危机。 当前有两大问题。一是共产主义公有制意识形态与市场资本主义私有化的现实相矛盾，严重矛盾。导致民众对国家体制及制度合法性、合理性的信心发生动摇。（加上西方意识形态通过一些知识分子极力鼓吹所谓〃制度创新〃，更增大了这种信心动摇。）第二是社会意识形态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
15、民族复兴的根本在于精神
记者：那么您是不是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面临着必须重建国家意识形态的任务。
何新：对！对于一个人来说，支持其生存的力量，有物质的因素，有体质的因素。但根本因素是精神力量。一个人可以被重病缠身，在生活中屡遭横逆，但只要其精神力量旺盛而不败，则他就是打不垮打不死的。反过来，即使有锦衣玉食，荣华富贵，如果他的精神世界是空虚的，他没有人生信仰，那么他的生存一定是萎蘼的，其虽生亦犹死。 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也如此。一个国家穷也好，面临困难也好，外敌强大也好，如果民族精神是强健的，政治意识形态是统一而有聚合力的，则这个国家制度绝不会垮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