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我的哲学与宗教观 作者:何新-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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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孔子以〃述〃为〃作〃
记者：为什么孔子述而不作呢？
何新：因为孔子的〃述〃，就是作。 孔子的最大功绩在于整理和保存了上古的五大经典：易经、尚书、礼乐、诗经、春秋。这五大经典代表了上古学术的五大传统：〃易经〃是天道阴阳之学、〃尚书〃是政治典章，〃礼〃书是礼乐制度，〃诗经〃是文学艺术，〃春秋〃是历史。 这些书在孔子的时代，其意义已经暗昧。孔子为搞通它们不羞上问（如问天道于老子），也不耻下问。他的苦学使他自我修养成为当时列国中最博学的人。 孔子把中国古代的礼乐典章，通过这五部典籍的讲述解说而传授于弟子，而他的弟子又一代一代地传习下去，甚至秦始皇焚书坑儒这样的政治大举动，都不能使这一学术的传承系统中断。所以太史公说：〃六艺者，折衷于孔子，可谓圣矣！〃 到汉武帝时正式立儒家为儒教，为正统，才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确可以说，如果没有孔子与儒家，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不可能保持夏商周以下5000年一而贯之的伟大传统，保持一种举世无双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14、〃仁〃与〃耻〃
记者：那么，您如何评价儒家？许多人认为儒家是封建文化的集大成，否定的意义多于可以肯定的东西。
何新：说儒家是封建学术，犹如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学是奴隶主学术一样可笑。这种〃阶级性〃的标签是斯大林主义的遗留特征，早应该丢弃了！ 我认为，评价一种学术只应该考虑学问的内容，而不应该以学者的身份、出身、阶级作为是非标准。〃真理的标准就是真理自身。〃其他一切外在的东西都不是标准。 一般来说，文化的最精华部分总是保存在各个时期的统治阶级精英之中的，虽然其创造者是全社会。
记者：你认为在儒家中，最重要的价值观点是什么？
何新：我认为儒家的核心价值是两点，一是〃仁〃，二是〃耻〃。前者是肯定，是追求，后者是否定，是摒斥。 记者：儒家的核心价值，人们都知道是〃仁〃。但究竟什么是〃仁〃呢？
何新：〃仁〃字的字形是〃二〃与〃人〃的合文。甲、金文中无此字，但简帛书中有此字。其实，〃仁〃也就是怀孕之〃妊〃的会意字，所以其字记作〃二人〃（孕妇古字则记作〃身〃，即〃娠〃）。理解〃仁〃字的字源，也就明白其语义。母子二人相连为〃仁〃（阮元所谓〃相人偶〃），母子之情亦为〃仁〃，所以〃仁〃的引申义就是爱心。
记者：那么，什么是耻呢？
何新：〃耻，羞也。〃〃耻，辱也。〃（《说文》）耻在儒家的人格主义中，也是一个极重要的价值观。所谓〃知耻近乎勇〃。所谓〃行已有耻〃。（孔子）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耻，就是负面的价值，知耻则不承其辱。知耻则不受嗟来之食。耻就是是非，就是自尊。 一百年多来，中国社会一直处在动荡不已的变迁中，导致社会的价值观念分崩离析，是非标准晦昧不明。培养出一种无耻的文化。特别在士夫（即所谓知识精英）中，育成一种无耻的人格。 没有恒定的是非观，没有尊严感，没有自尊感，没有恪守之道，只有私己的好恶，与时浮沉，及时行乐，眼前利益，取巧投机。〃为机变之巧者〃多，而有耻有格，敢于执着地恒守一种价值者少。 例如最近听说有人在互联网上造出一个新词，叫〃爱国贼〃，这是小人无耻的又一标本。有人就是要搅乱一切是非标准，使无耻的文化可以登堂入室。
记者：你认为，儒家价值观仍具有现实意义。
何新：五四以后，中国经历了近百年的批儒批孔。既然孔子被当作神尊了两千年，那么五四以后被当作鬼打了一百年，这也不算不公平。但作为神的孔子和作为鬼的孔子，都不是真正的孔子。在孔子的儒学中，包涵着华夏人文传统的若干根本价值，〃仁〃与〃耻〃二义尤为具有现实性。 孔子认为君子之道的核心是〃仁〃，这实际是一种人道主义。儒家把〃仁〃的概念作为其政治主张的根本，也就是主张君主、统治者对待百姓要有母亲那样宽厚博大的爱心。这就是所谓〃仁政〃。 中国古代的君主政体，虽然也是专制政体，但除了秦始皇、隋炀帝以及元代蒙古皇帝等少数特殊的时代，中国的君主政体都主张以〃仁政〃为施政之本，绝不是魏特夫所描绘的那种〃极权（暴政）制度〃。
中国式的君主政体中涵摄有相当多的民主机制和色彩。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国家崇尚儒教，而在孔孟之道中，既包涵有反对专制和暴政的思想（所谓〃非上无礼〃，正是秦始皇灭儒的原因），也包含亲民爱民的〃仁政〃以及〃民贵君轻〃的民主思想。 然而〃五四〃以来，胡适一类激进的西化派鼓吹极端的反传统主义，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将中国的传统政治宗教道德文化抹成一片漆黑。这种涂抹特别得到以〃庚子赔款〃回输于中国的西方殖民学术的支持。所谓灭其族先诛其心。这种西化主义，是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帮闲。 新一辈学人，应当敢于摆脱对于传统文化那些轻薄浅妄的解说，应当有勇气寻求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自尊、自信和自豪的对于传统文化的重新解读。
十二、新逻辑的探索
1、《哲学笔记》引我入门
记者：我注意到《何新集》中开头的一组论文，都是关于哲学问题的。哲学是一种高度深奥晦涩抽象的东西，您是怎么对它发生兴趣的？
何新：我们前几次交谈时我说过，在哲学上最初引我入门的启蒙书是列宁的《哲学笔记》。那本书可以说是一部非常好的哲学导引。 除这本书之外，还有一部令我在哲学问题上深受教益的书是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
《哲学笔记》是使我在哲学上获得启蒙的书。我在1970年成为反革命分子，先被隔离，后来住医院。 那时我手边一直有一本从新华书店购到的列宁的《哲学笔记》，由于是列宁著作，所以它未被查禁，它和《毛选》一起伴随在我身边，伴我度过了那些被禁制、被隔离岁月中最为孤寂苦闷的时光。 正是列宁的这部书，激发了我对哲学思辨的最初的兴趣。
记者：我也读过《哲学笔记》。我觉得那是一本很有趣的书，但我发现那实际也是一本未完成和不完整的书。所以我就没有对它发生太大的阅读兴趣。
何新：同样读一本书，不同人会有不同的感悟，这除了理解的不同之外，也是由于人们的阅读背景、生活经历有所不同。 在列宁的《哲学笔记》中有一段话一直令我印象深刻。它说：关于人生的同一句格言，年轻人会讲，老年人也会讲。但是他们所体会的意义则迥然不同。尽管年轻人也可以正确地表述这句格言，但他绝对体会不到这一格言内涵中的那种深刻性和广袤性。因为对于一个老人来说，这句格言不仅是一句语言，其中已凝缩了他的整个人生经历、人生体验。
记者：精彩至极！请问这是列宁的话吗？
何新：不，这是列宁摘录的黑格尔的话。事实上，《哲学笔记》只是一部未完成的书，是列宁在读书时即兴而作的笔记。有很多随机浮现的自由思考，因此更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更重要的是，这本书中有大量的关于西方哲学名著的摘要和提要。你知道培根关于读书讲过的一段话吧？他说：〃书籍好比食品。有些只须浅尝，有些可以吞咽，有的只须知其梗概，读它的笔记摘要就行了。〃我当时读列宁这本书，等于同时在读一本西方哲学概论。
2、我是英文糟糕的翻译
记者：提到培根，我顺便想问一个问题。我知道您曾译过培根的《随笔》，而且流传很广，译文曾在全国优秀图书评奖中获奖。这部书的英文是17世纪的古典英语，与莎士比亚的作品同时，据说是非常难解读的。您的英语……好吗？
何新：（笑）我的英语十分糟糕。但是这本书似乎的确译得还可以。能这么说，是因为我近几年也收集了关于此书的另外几种新译本，包括港台的译本。作了比较后，我发现在几种译本中，较受读者欢迎的似乎是我的译本。
《培根论人生》（上海人民出版社）到1999年已经发行60万册，湖南出版的《人生论》发行4万册，黑龙江出版的译本，发行3万册，人民日报出版社的《培根人生随笔》，也发行到2万册。华龄出版社还有一个未经我正式授权的盗版本，也印了几万册。总的加起来，我的译本印了几乎近百万册，这在西方哲学译著中，是少有的。 而其他几种译本，包括商务印书馆的一个文言译本，发行量似乎都达不到这个数字。市场的选择和反应表明，我这个译本比较受欢迎。但实际上，在所有的译者中，我的英文水平肯定是最差的一个。
3、我的工作只是铺路
记者：那就很奇怪，请问您是怎样译出这本书的？
何新：这本书是我1975年在东北时试译的。当时的目的并不是翻译，而只是为了读它。1970年我在北京流浪时搞到了这本书三十年代的一个旧译本，是文言文体的译本，读起来很拗口，很晦涩。很多话搞不清究竟是什么意思。 但我直觉地感到这是一本好书，有很多警醒之句，可惜那位老译者未能表达出来。后来我就写信给父亲，请他帮我找这本书的英文本。父亲很认真，搞到了此书的英文本，寄给我。 我一面查看牛津字典，一面参酌着那个文言的老译本，每天边读边想边译，进度很慢，断断续续地用了两、三年时间，首先把全书的意思大体搞清了，写了好几本笔记。但是当时并没有考虑要出版或发表。
1980年我调到中国社科院工作后，上海的一个青年杂志（《青年一代》）向我约稿，我想到了自己这几本笔记。我将其中的〃论真理〃、〃论美〃等几篇整理出来寄给这个杂志。后来很快被刊出，出乎意料，读者反应非常好。上海人民出版社就派一位编辑曹香农女士来向我约这本书的译稿，这就产生了后来的《培根论人生》。 这本书出版后，说老实话，我内心是惴惴不安的，因为我自知自己英文水平太差。 后来，我有一位朋友是留美归国的法学博士，英文极好。我把这本书的英文本和全部译稿拿给她，请她帮我复校一遍。她提出了一些需修改的地方，但总体她认为还不错。这才使我具有了一些自信。
1985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此书的第一个全译本。这也是当时培根这本书在国内出现的第一个非文言的全译本。 后来许多朋友问我，你英文并不好，是怎么译出此书的。我告诉他们，不是靠语言，而是靠心灵，靠哲学上的感悟和理解。这是真话。
记者：中国近代出过一位著名的翻译家林纾（琴南），他也是不懂英文的。你们的工作实际上是第二手翻译。
何新：我认为自己的工作只是一种铺路的工作，我相信将来会有更好的译本取代我那个本子。（最近见到此书一个新译本（译者曹明伦，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9月），译得较好。） 记者：但是《汉泽世界名著译丛》中有一本《意大利文艺复兴》，还有培根的《新大西岛》，其译者署名也是〃何新〃。
何新：这是一种巧合。那两本书的译者不是我。我就此事作过了解，知道那译者并不是一个人，而是文革前北京编译所一个翻译小组的集体笔名，取的是〃齐力合心〃中后两个字的谐音。
4、上书毛泽东谈哲学
记者：在文革中，你已形成具有强烈异端色彩的一系列思想。难道当时不害怕承担政治后果吗？
何新：〃死猪不怕开水烫〃。因为此前反正我已当过〃反革命〃。 事实上，在1974…1975那几年里，我曾不断地给毛泽东写信，寄到北京中南海、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地。在这些信中，我既谈自己对当时的文化革命、批林批孔、中国历史的看法；也试图把我对哲学、辩证法和逻辑问题的研究呈献给毛。 我当时天真地认为，我所进行的研究，正是他老人家一直所期待着寻找的某种理论答案。
记者：（笑）您的确是太狂了。但是请问，您当时这样想的根据何在？
何新：我的想法有一点根据。 1966年春，毛泽东在杭州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曾谈到，关于辩证法的规律还没有确定。这个问题他在六十年代曾反复思考和谈论。 他说：〃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在时空中相互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1965年毛泽东读李达《哲学大纲》批注）。 他说他不相信恩格斯关于辩证法所讲过的三个规律（即质量互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 他说对马列老祖宗讲的话也不能迷信。他说他认为，宇宙中只有一个最基本的哲学规律，这就是矛盾，即对立统一的规律。 这个杭州讲话，虽然没有正式被发表，但通过文革时代印发的毛泽东内部讲话，流传很广。我在文革期间也读到了这个讲话。
5、《矛盾论》的一个问题
记者：毛泽东有一部哲学名著《矛盾论》。
何新：《矛盾论》是一部好书。特别是关于事物的本质决定于主要矛盾的主要（主导）方面的论述，发人深省。但《矛盾论》开头的两句话，讲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是两种对立的宇宙观，这是承袭苏联哲学家（德波林）的观点，应该说在理论和语义上都是有问题的。 我在80年代曾写过一篇辩析的论文《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本来涵义》就是研究这个问题。（《何新集》，第61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在实践上，毛泽东很善于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设置对立面〃，〃分析矛盾、利用矛盾〃，〃辨证〃地处理问题。但在〃矛盾〃这个概念的解释上，他似乎并没有吃透以及透彻地说清楚这个规律。
记者：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人们不理解一个规律怎能运用它呢？
何新：原始人并不了解关于火的物理规律，但人类在实践中用火已有几百万年的历史。感性的经验体认与理性的概念把握并不是一回事。 事实上，正是关于对立统一规律，列宁在《哲学笔记》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