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我的哲学与宗教观 作者:何新-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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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必去讨论西方的民主制度本身究竟好不好。但是我们有必要指出，对这种民主制度，包括其理论基础，中国人并不真正了解，而且存在严重的误解。那么回顾一下英国保守主义者霍布斯的这些思想，对于当前的中国，我个人认为自然具有现实意义。事实上，法制主义是一种保守而不是一种革命主义。
至于卢梭，也不应当只注重他的浪漫主义，他也同样有保守主义、法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一面。卢梭说过：
〃道德中最伟大的奇迹从来是由爱国主义造就的。这一美好而强烈的感情赋予自尊的力量以一切德行的美，它在所有的激情之中最富于英雄气概。〃
卢梭也认为社会秩序高于一切，他所理解的民主原则是：〃社会秩序乃是为其他一切人权提供基础的神圣权利。…… （民主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以自身以及自己的全部力量共同置于公共意志的最高指导之下，我们以统一共同体的资格接受每个成员作为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他认为国家主权的目标高于全球化：〃我们只是在成为公民之后才真正成其为人。我们对那些冒充是世界主义的人他们认为热爱人类高于热爱自己国家应当这样看，他们所谓热爱全世界的空话只不过是为了窃取自己的特权。〃
4、改革需要反思
记者：然而政治保守毕竟不是一个好听的字眼。
何新：我看未必。英国的两大政党其一叫〃保守党〃。美国主流政治（共和党）中有一个保守的〃传统基金会〃。西方也并不以保守为耻嘛。
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动改革开始，中国的改革已经历了20多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进步，这是人所共见的。但是也发生和积累了严重的问题，这也是人所共见的。现在我们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再下去，也许是万丈深渊，也许是康庄大道。难道不需要我们回顾一下，反思一下？我个人认为，当前国家需要深刻的理论思维。需要调整政策修正失误，需要对继续改革的方向深化认识和重新认识。
我使用〃保守〃这个词，也是针对曾导致苏联崩溃、东欧瘫痪的那种〃休克疗法〃。
这种〃休克疗法〃是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萨克斯发明的，曾被推荐给中国、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领导者和〃社会精英〃。这个〃休克疗法〃，有一度曾红得发紫，被认为是推进各国改革速成其效的灵丹妙药。而今在全世界则臭名昭著。
所谓〃保守〃，就是首先力求维护社会大局的稳定。以大局稳定寻求政策的良性调整，以政策的调整来争取时间，寻求机会，改良结构，疏解矛盾，消除腐败，求得新的发展。不错，这是一种〃保守疗法〃，而不是〃休克疗法〃。但我认为这是面对当今社会问题的一副良药。这就是我的〃保守〃思想的根源。
在我的字典中〃保守〃并不是一个坏字眼。保守就是执着地坚守某种传统。何况我们这个民族面对着两种传统。一种是中华民族伟大文明的传统，从伏羲、炎黄到孙中山。一种是新中国赖以立国诞生的革命传统，从孙中山到毛泽东。
近２０年来，这两种传统遭到八面来风的冲击。而我在精神上所致力的，一直是坚守和复兴这两大传统。
你所提到的几位老一代革命家，我个人始终对他们怀着深深的知遇和感念之情。不仅是由于他们对我个人的知遇，也是由于我尊重他们本身是缔造这个共和国的革命传统的一部分和化身。
5、王震约见
记者：我想冒昧提一个人们会感兴趣的问题，您是怎么认识王震的？
何新：那是一次非常正式的会见。1990年秋的一天，中国社科院办公厅通知我，国家副主席王震约我谈话。当时王老正在301医院患病住院，院办公厅派车把我送到王老在医院中的住所。
当我走进屋，王老正坐在轮椅上等我。见到我来，他想撑身站起来，我非常感动，忙过去搀扶他。他握住我的手，对我说了一句话，说：〃我代表共产党，感谢你！〃
这句话当时几乎令我落泪。李白曾说：〃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见韩荆州。〃当时我的处境，由于我在1989年事件前后反对所谓〃民运〃的立场和观点，对我个人可以说正是被内外熬煎，水深火热（可参看我在北大的演讲）。（收入《为中国声辩》，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下册），第46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王震讲的这一句话，令我内心积郁的所有的压抑与愤懑涣然冰释。
记者：早就听说王震这位老人很识才，对知识分子不错，有礼贤下士的古贤风范。
何新：我这个人自然谈不上〃贤〃，应当说老人是折节下士。当时我的身份还只是中国社科院的一名副研究员。
实际上，对这位老人，我是心仪已久。青年时代我在东北工作过的友谊农场，那是王震1954年亲手开拓建立的东北戌边的第一座样板农场。当我在那里的时候，就从当地的老转业士兵中听到过关于这位将军的许多传奇性的故事。
在那些老兵眼中，王震不仅是一个专整坏干部的大清官，而且似乎是一个半神半人。
但是80年代在社科院从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口中，我又听到关于王震另一种说法，讲他如何〃左〃，如何〃保守〃，如何〃僵化〃等等。但是，我读了他关于《河殇》的讲话后，我却感到这位老人粗中有细，见微知著，懂得意识形态对于国家命运的影响。我认为他非常懂政治，不像个武将，而是高明的政治家。
他第一次见我时问我是否是党员。我说不是。他说：〃好。你不要入党。〃
1992年夏，他又让我去看望他。听我谈了对当时内外形势的一些看法后，他对我说：〃写信，你给邓小平写信。〃我说：〃我讲有用吗？〃他说：〃你写。〃
6、权威真空国必动乱
记者：这信您写了吗？
何新：写了。
后来我把自己当时对形势及时政的一些全局性看法，写了出来，此即〃对我国政治经济和外交问题的一些思考〃（1992，6，15），直接送报给邓小平。
（原文见《何新政治经济论集》，第169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何新致中南海密札》第269页，香港明镜出版社，1998。）
当时正是南下视察谈话发表后，中共14大召开的前夜，内外形势诡谲变幻。北京政治圈中流传的各种谣言很多。针对当时有人正竭力鼓吹的〃政治分权和多元化〃，我在信中认为：
近年来国内外一些人不断批评中国的〃人治〃和〃老人政治〃（伦敦报告中也提到这一点）。我对此现在有一点小小异议。
所谓人治就是权威政治围绕一位或数位权威领袖做出最高、最终决策。我们很难设想，十几年的中国改革，如果中央没有以小平同志为核心的权威存在，会取得今天的成就。而今天人们所担心的、敌对势力所期待的，也正是在这一权威核心万一消失之后，中国可能将出现无政府状态。
法制和政治民主制度的形成，需要历史、经济、文化的相关条件，需要一个长期发育的过程。因此，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仍需要政治权威，需要决策权力的相对集中。否则难以保持国家统一。
中国之国情（所谓国情，也就是说如不要社会动乱，不要国家分裂，不要未来发生兵荒马乱），限定了中国在可以看见的一两代人时间内，尚不能从抽象理念出发搞〃轮流坐庄〃的权力分配制度。仍难以施行西方式四年一选及民间直选国家核心领导的所谓〃直接民主〃制度。
所以我窃以为，中央必须有一个承担责任的权威中心，必须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权力结构和支持权威核心的政治基础。权威制度仍为历史所需要，由人治向法治的过渡需要稳步进行。这个问题，关系到下一时代中国政治权力结构的配置问题。如不解决好，则不要谈坚持百年改革与开放大计，甚至连维持社会基本稳定也不可得。此问题如能解决，此险情如能渡过，则我国国运必将有新的转机与大昌隆。
西方及台湾，就是看明这一点，因此期待在今后3…5年内，中国将因权威真空而变乱。而瓦解。
这个问题为中国当前政治的最大问题。宜早图筹措，或可补救。否则惟怕有一天，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亦将一片兵荒马乱有如今日之南斯拉夫，国裂土分，生灵涂炭。（近日美、日，均已有人畅言无忌而设想瓜分中国为十数小国，亦有人畅言广东并入港台而独立。这后面是有战略部署的，并已在实施中。）
在这封信中，我还就当时的国内外政、经形势及对策，比较全面地叙述了我的看法。
王震读此信后，让人转告我，〃写得好〃。我后来知道，邓小平阅读并转发了这封信。
7、向邓小平呈送密札
记者：请问您如何把信送到邓小平手中？
何新：我当时有三条通道。一条是正式的官方提供的通道。一条是通过王震等老同志转达。还有一条，是私人性的。我可以把我认为最重要的信件直接送达到邓小平同志家门前，以确保老人家能看到。
这条通道是1989年冬季设置的。我轻易并不启用。而以上这封信，是我亲自送到邓家呈报邓小平的最后一封信件。这条通道，在1989年…1992年的几年间，我一共使用过十几次。把我关于政治经济及国际问题的一些重要想法，以及我所收集到的一些重大内外信息由此渠道直接呈报到邓小平。
但是，在这封信之后，直到邓小平去世，我没有再使用过这条通道。
顺便说一句，我当年呈送给小平同志的这些信件和文稿，后来多数已收入到我的那几部文集《何新政治经济论集》、《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致中南海密札》、《新战略论》（《何新政治经济论文集》（白皮书），1993年内部出版。《何新政治经济论集》，1995年10月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1996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致中南海密札》，香港明镜出版社1997年出版。）等书中。
记者：你讲的这些事过去鲜为人知。你这些信件的确可以称作〃密札〃了。
但是，你认为你的意见会被邓小平听取吗？
何新：就我来说，是直言而谏，并不考虑会不会被听取。所谓〃姑妄言之〃。
在老人家，则可能是〃姑妄听之〃，择善而从。有的可能采纳，有的则根本不采纳。
但是，如果你考虑到，我当时的身份只是一个普通的全国政协委员、一介布衣，而邓小平却从没有拒绝过我的进言尽管我曾提呈过一些极其尖锐的不同意见。那么，你会由此感受到这位老人具有一种知人善任而且虚怀纳谏的博大胸怀。
司马迁谈到他对孔夫子的情感时曾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身不能至，心向往之。〃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使我对邓小平怀有同样的情感。
以我个人的切身感受，由衷而言，我认为在容纳不同意见上，邓小平的胸怀超过毛泽东。要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也正是由于曾多次给毛泽东写信而被定为反动分子（毛泽东甚至没有可能看到我的那些信件）。邓小平确实是一位不拘一格的伟大政治家。
8、拜访胡耀邦
记者：你见过赵紫阳和胡耀邦吗？
何新：赵紫阳在台上时我没有见过他。但在他下台后，有一次在北京国际网球馆倒见到了他，他正在打网球。耀邦还未任总书记时，有一位朋友介绍，1982年夏我曾去过他家拜望他老人家。
记者：你对胡耀邦的印象如何？
何新：那天与我同去的还有一位年轻人。我们到的时候是晚饭后，耀邦同志正靠躺在藤椅上看CCTV的新闻。记得那天胡德平君也在场，他当时还在历史博物馆工作。
当时我还只是三十才出头的人，少不更事。虽然是初次见面交谈，我感到胡耀邦十分平易近人。他一面抽烟，一面与我们随意闲谈。他问我社科院有多少知识分子，人们在想什么，对目前的政策满意不满意。
我那时还是个年轻的激进分子，迫切希望加速改革的步伐，看问题很偏激。谈起各方面一些阴暗面，就尖锐地抨击。
胡耀邦静静地听。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既不支持，也不批评。可惜我当时太年轻，对经济、政治、文化远还没有形成可以成型的、系统性的看法。我猜我们给胡耀邦那次留下的印象，恐怕只会认为我们很幼稚。而我那天对他的印象，则可以概括为八个字：通脱简易，含威不露。
此后的几年间，历史脚步来去匆匆。1987年初，我应香港大学邀请赴港参加会议，在香港听到国内发生学潮。不久胡耀邦辞去职务。我这时政治及文化思想已渐趋成熟，由激进改革的立场逐渐转向了〃保守〃。
9、与王震副主席一次谈话的纪要（摘要）
以下是我与王震副主席一次谈话的现场记录。
时间：1991年4月17日
何新：看到您身体康复，全国人民都会高兴。
王老：谢谢！你认为形势怎么样？
何新：我认为当前首要问题仍是要保持团结稳定。
王老：保持稳定不成问题。苏联垮台全是因为自己。
何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其实是自杀，最近似乎想扭转，但是已经晚了。
王老：西方给他发诺贝尔奖，现在看是一种讽刺。
何新：西方现在在看他的笑话，在玩弄他。他早晚将成为历史上的一个笑柄。
王老：为什么苏联没有一个人能顶住？
何新：记得毛主席好像说过：文化太高，就缺少硬骨头。干部全部来自书生，政治中充满了书生气。不可取。一旦天下有难，就没有人敢站出来。
王老：不能不依靠一个阶级，不能丢掉群众。毛主席说赫鲁晓夫是两把刀子，自己把刀子掉了一把。所以群众团体出来闹事。我们〃文革〃时的造反派还各自说是拥护毛主席的。
改革总要改革！没有一个朝代不需要改革。西汉二百年，王莽还要革新。东汉晚期群雄并起。不管怎样，庙里就是要有一个菩萨，不能群龙无首，不能挖祖坟。
何新：苏联局面不可收拾的原因，就是把历史抹得一团黑，自己全面否定自己历史。结果，国家存在的道义基础，也被否定掉了。
王老：（笑）有一个退休的将军，把戈叫去臭骂一通。可惜苏联这么强的军队，现在也顶不住了。
何新：我认为中国要坚持持久稳定，需要解决几个问题：
①思想问题。目前的宣传不得法，僵化，不让人服气。
②知识分子问题。毛主席讲知识分子不能成堆，要掺沙子。搞自然科学成堆没关系，搞社会科学就不一样。社会科学、文学家自我估计很高，但意识很旧，无非还是18、19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民主主义、人文主义那一套。实际今天的世界情况、中国国家民族所面临的问题与那时已经大为不同。一些年轻大学生认为自己天生好像就是该当总理的，文革中激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