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我的哲学与宗教观 作者:何新-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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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家民族所面临的问题与那时已经大为不同。一些年轻大学生认为自己天生好像就是该当总理的，文革中激进造反也是这样一批人，这种人很容易成为煽起动乱的种子。
③经济问题。我深信我国这几年的主流经济思想上了西方意识形态的当。赵紫阳搞休克疗法就是受了西方经济学的骗。
我认为我国教育体制也应当受市场供求规律的调节。教育体制也是一种经济体制。我看中国现在文科人员供应过剩，所以才有文科学生毕业分配难。建议国家在大学里多培养一些工程技术人员，农业科技人员，自然科学家。
想当官的知识分子太多，应该鼓励知识分子深入专业研究，不应该鼓励知识分子的从政热。
在美国，哲学博士毕业后开出租车。社会科学应当改革。有的意识形态内容早已过时，是无用的。像《河殇》那种东西，是有害的。
毛泽东时代对知识分子方针的失误是控制得过死。对知识分子应当有一套好政策。我认为国家还没形成一种稳定、长期、明智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左也不右。西方是有一套控制思想和传媒的巧妙办法的。
如果能形成好而明智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意识形态政策，在社会分配上注意防止过度的两极分化（所谓腐败问题，实质还是一个利益分配的问题），闹动乱的基础就没有。
王老：过去布尔什维克威信那么高。主席讲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正确的、光荣的党。研究一下出处，为什么伟大、正确、光荣？曾经犯过错误，还是光荣、正确。
如果有人问，你怎么答复？出过陈独秀右倾取消主义，瞿秋白的主义，李立三路线。李立三搞左，王明反立三路线，不是反左而是反右，结果四中全会路线比三中全会更左，他们从莫斯科回来，就当钦差大臣。
何新：在历史上，评价在于结果而不仅在于过程。1949年的革命给中国统一和平，40年的建设给了中国一个工业化的基础和被尊重的国际地位。这两个方面是任何人也抹不掉的。
至于历史上的错误或者失误，这是任何国家的历史上都少不了的。法国大革命，杀了多少人？雅各宾党杀了多少人？拿破仑杀了多少人？有多少无辜者？但是雨果还是歌颂这个革命。歌颂1793年。1989年，法国人还是到中国来鼓吹纪念这个大革命。英国革命，克伦威尔杀了多少人？美国南北战争，内战时期，杀了多少人？黑奴死多少人？发表《人权宣言》，不是黑奴还是不被当人看？
中国一些作家不做这种历史比较，却相信洋人的挑拨和教唆，拼命挖中国革命的祖坟。有人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帮助西方人搞垮中国、分裂中国的意识形态工具。
实际上，比较起来，还是中国革命杀人较少。延安时代后期，形成了一套好的政策，唯恐多杀。
王老：最好一个不要杀。真正杀人没杀几个人。在新疆也是如此，讲得厉害，但实际没有那样做。阶级斗争不能为纲，但存在是客观现实。有时表现激烈，有时缓和。但是社会主义下的敌我矛盾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何新：发生社会对抗、战争，不能不死人。建国以后，中国社会虽然清贫但却是治平盛世。在当时达到的文治是世界历史上少见的。可惜的是1957年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越搞越左，直到〃文化大革命〃。
王老：错误是我们自己纠正的。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都是光荣的历史。只是近百年，西方所有的强国、富裕国都来欺负我们。
何新：我们民族的历史，前几年被人搞糊涂了。一些西方人有意识地把我们的历史，特别是我们的当代史搞得糊里糊涂，直到抹成一团黑。目的还是要让白种人、白色文明来统治我们。现在正在扳回来，有希望。
王老：江泽民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很得人心。事物就是这样，哀兵必胜，多难兴邦。主席在延安时，胡宗南来打我们，主席主张，先退三十里，就是退避三舍，一舍几十里，直到三舍都退光了，才先礼后兵。中国人不称霸，深挖洞，广积粮。
何新：毛主席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办法、思想体系。反对教条、重视实效。邓小平、还有您，老一代革命家继承了毛泽东的思想。
王老：有一句话使我很高兴，北大荒人说我是月老、红娘。其他恭维话我不感兴趣。现在的大学生中劳动不敢讲，劳动与教育结合，教授不敢讲。
何新：文科教材目前很糟糕，有两个极端。有一种内容虽然是正确，但脱离实际，人家不爱听。另一面的是内容不好，鼓吹西方化，但迷惑青年人。
现在社会中正在发生分化。动乱时一些人把矛头指向干部的特权，其实特权问题在经济上被夸大了。现在的大问题是腐败。
王老：我死了，我这个房子就交公了。
何新：现在是干部很穷。部长工资与最低工资比只差十来倍，而日本大臣比最低工资差百倍、千倍。
干部是一个国家的脊梁，干部队伍不稳定，思想不稳定，没有凝聚力，社会不会稳定。
从政治上看，现在干部脱离群众严重。腐败问题很普遍。干部制要转为文官制制度，也是一场革命。在体制上、素质上、来源上、意识形态上，都将带来深刻变化。但不管怎么变，当官的，第一条要忠于国家。
忠的概念，现在丢掉了。不忠于个人，但应忠于国家，忠于民族。要长治久安，就要有一套文官制度。目前的情况是〃官以倖进〃，我最反感竞选。特别是演讲竞选这一套，好像思想就是语言，语言就是行动。结果常常是选拔骗子，选拔清谈家。近年的干部制度太不稳定，干部的升迁选拔应当有一套稳定的章法。
文科中知识分子集团，不要搞大，要设法划大为小，划整为零。
在国际上要找盟友。在国内把篱笆扎紧。防止内乱和外部颠覆。台独，十年来正一点点地变大。两个力量支持它，一派亲日，一派亲美。台湾经济并不十分好，工厂日资占60％，来料加工。出口市场主要依赖美国、日本，现在还靠大陆。
王老：讲一讲意识形态就是为了紧篱笆。加强人民民主专政。
何新：台湾将来是三家（大陆、美、日）争夺之地。李登辉是搞台独，搞美式体制那一套的。很可能突然有一天也会宣布独立。台湾海峡将来是多事之区。
王老：它独立我们不会承认。
何新：朝鲜，将来也可能是个麻烦地区，还有印度支那，印度、南亚及中亚。新疆，现在中东伊斯兰（有关的背景），利用宗教势力要把它拉出去。我担心苏分裂后，中亚的共和国与中东一起插手搞新疆。今后国际上，中国周边都进入了多事之秋。中国是任何要统治世界者必争之地。
王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你不搞我，我不搞你。最危险的是中东的祸水流到新疆，与新疆接壤的四个共和国，祸水西来。
我们不怕啃窝头，中国人要一条心。宁可讲得苦一点，其实会过得好一点。任何时候不能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庙。（本文收入《新战略论·政治文化编》第12页。1999，7，四川人民出版社。）
三、我相信命运
1、特批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
记者：在调入政协之前，您在哪个单位？
何新：调到政协之前，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
记者：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什么时间？
何新：那是1980年。在这之前，我在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作教员。1980年初我已故父亲的一位朋友（楼静波女士）把我推荐给中国社会科学院。那时是刚打倒四人帮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还处在组建中，非常缺乏人才。
记者：您当时以什么资格而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呢？听说是经院长胡乔木特批的？
何新：我刚进社会科学院的时候，身份还不是干部编制，实际身份只是一个临时工。那时在人事上，工人和干部的界限是很大的。在此前，虽然我已经在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担任教师，但是我的身份却是工人，而且还是未转为正式员工的临时工。
根据当时国家人事制度的规定，临时工必须要工作满三年后才能转为正式职工。又必须有非常
特殊优异的表现，才能由工人提升为干部。
因此，当时以我这种身份，调入社会科学院的中枢机构成为国家干部，是必须经过院长办公会的特批。那次是科研组织局要调我。关于我的情况被报告给梅益秘书长，在院长办公会上得到了特批，然后由人事局办理手续。我调进社科院一年以后转为正式干部。由一个没有高等学历的临时工而直接转成国家正式干部，这在当时，应该是非常破格的。
记者：那您是不是靠私人关系或某种后门呢？
何新：不是。当时社会风气还比较好，干部任用审核制度非常严格。我的晋升并不是靠特殊的政治背景，也不是靠私人关系。
2、最具争议性的人物
记者：那就表明您具有特殊的业绩。
何新：也许我在学术上当时已有一些表现？可能是有一些业绩。但这也难说。因为对我的学术成就始终存在着严重的争议。我已经不指望在我活着的时候得到定论了。（笑）
记者：为什么，何必这么悲观？
何新：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人文精神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断裂的时代。
美雨欧风，西风东渐，风雨飘摇，人心不古，〃道术已为天下裂〃（《庄子·天下篇》）。〃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康德《理性批判·导言》）。
这个时代的许多东西令人迷茫而困惑。何况意识形态和学术，不是一种单纯的东西，一种抽象的价值，而关连着人们的现实利益。当人们的利益发生冲突，当社会的前进方向仍然面临着不确定的多种选择，歧路亡羊。怎么能期待人们对事物会有一致的、公正的、中立的、客观的评价呢？
王安石有一首论史诗，他曾感慨说：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
当时黯犹承误，世俗纷纭更乱真。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
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所谓世俗乱真，糟粕粹美，我想许多在历史上作过事的人都会有相类似的感慨吧！
记者：有争议并不一定是坏事。创新的学术，总是会引起争议。争议愈大，影响也愈大。
何新：陈寅恪曾指出：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气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错综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气与旧社会风气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
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气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际，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
我虽非其所谓〃贤者〃，但也肯定不是〃善利用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而〃迎合环境者〃。〃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陈寅恪编年事辑》第158页。），我反省平生，确信自己是做到了这一点的。
记者：最近我看到一本名叫《新周刊》的杂志，1998年12月号的一期，出了一本特刊〃1978…1998，20年中国备忘。〃编者在思想界推举三个人，认为是20年来影响重大的人物。最后一名是何新。其文中说：〃在今日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最具争议的人物非何新莫属。〃对此您有何评论？
何新：其他且不论，但我想这句话肯定是对的。如果中国学术界评选80…90年代期间最具争议的学者的话，那肯定非鄙人莫属。
记者：围绕您的争议主要反映在哪些方面呢？
何新：几乎涉及一切方面。关于水平、能力、成就、道德、行为举止，等等，都是问题。我一向被认为是一个离经叛道之徒。（笑）
记者：您是不是呢？
何新：（笑）的确是。在学术界，从进入的第一天到今天，我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异端分子。无师无门，无宗无派，自本自根。似乎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然而跳入学术界后一直在大闹天宫。因此有人诅咒我是弼马温，野狐禅，但也有人认为我是齐天大圣。（笑）其实，如果我是孙悟空的话，我虽然会追随唐僧去取经，但最后绝不会皈依而去作一个〃斗战胜佛〃的，那是这个猴子一生最大的败笔。（笑）
3、与当代主流思潮的根本分歧
记者：那么，您与学术界主流的最大分歧究竟是什么？
何新：十多年以来，我与一些知识分子的分歧与其说是在学术上，不如说是在政治上。
这种分歧特别集中在以下几方面在政治问题上我被认为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而不是激进主义者。是国家主义者而不是自由主义者。是民族主义者而不是世界主义者。在文化问题上我被认为是一个传统主义者而不是西化主义者。
多年来，我和我的学术一直居于非主流的地位。在很多时候，我是孤立无援的。我承受着多种批评、批判、误解、攻击、诋毁，不仅在国内，也包括海外。但是，我从来没有向他们低头过。（笑）（最近在美国的〃万维论坛〃，看到一篇文章，称何新是〃伪民族主义〃及〃亲日派汉奸〃，令我读后不禁喷饭一餐。此辈造谣已达到语无伦次程度了。）
我对事物常常持有与多数人不同的新异的观点。因此而触犯一些人们，触犯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和学术尊严。因此而一路走来争议不断。还有一些人似乎想封杀我，可惜他们做不到。十几年来，我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记者：您生活得快乐吗？
何新：非常快乐。
苏东坡有一首词说：〃漫听竹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风雨任平生。〃这词很适合我这一些年来的心境。
记者：有一本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北京的京华出版社今年初出版的《中国高层智囊/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十个人》，里面也介绍了您。您是否读过这本书？
何新：我知道这本书。
记者：您有何评论，关于您，这本书中的报道是否正确？
何新：不准确。应该感谢那位作者很善意地介绍了我的一些经济和政治理念。但是，关于我的某些经历，作者了解不够确切。
此外，他在书中把我和某些当红的主流经济学者并列，那些人见到我的名字会非常不喜欢。他们认为自己是专业的，出身于哈佛或剑桥，而我的出身则是绿林大学。道不同，不相谋。我和他们，风马牛不相及呵！
记者：最近，香港李泽楷由于斯坦福的学历疑问而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您的大学学历一不是名校，二没有完成。您对此是否有点自卑？
何新：（笑）我一生不懂什么叫〃自卑〃。
记者：据报道，香港的高级工商岗位，基本上是由哈佛、剑桥等名校的博士垄断的。中国现在也倡导从国外引进人才的政策。对此，您怎么看？
何新：人才不等于学历，尤其不等于洋学历。中国的杰出人才中既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