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我的哲学与宗教观 作者:何新-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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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改革逻辑体系？

　　何新：是的。你可能知道，约2000年前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建立起古典形式逻辑体系。康德说：〃逻辑起源于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手里，这是一门已被完成的科学。〃　这个体系在后来的很长时期里没有取得发展。直到近代，康德提出所谓〃先（经）验逻辑〃的存在，发动起对传统逻辑学革新的潮流。

　　19世纪初黑格尔从根本上打破了亚里士多德的体系，提出了彻底改革传统逻辑的一系列新的逻辑思想。　但是，黑格尔的逻辑思想一直未得到近现代西方哲学界的真正理解。

　　记者：这是您的论文的主题吗？

　　何新：是的。在那篇论文中，我提出了对黑格尔逻辑理论的一种全新的解释，并且认为应当据此改革旧的逻辑理论体系。

　　记者：这是很奇特也很大胆的想法。你的论文是否发表了出来？

　　何新：在当时当然不可能。事实上，这些论文直到1980年后才陆续发表出来。有一些发表后收入到1987年出版的《何新集》中（《何新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1987。）　这篇文章发表后，我将它们寄给当时正在倡导研究〃思维科学〃的钱学森先生。钱先生读后似乎颇为赞赏，给我写了回信。并且将我所描述的一种概念系统树（历史概念系统）称作〃何新树〃。（见《何新批判》第33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但还有大部分研究，直到现在我也还未作整理和发表。

　　记者：那么，你接到邀请以后，去开会了吗？

　　何新：收到《哲学研究》的邀请信后，我欣喜若狂。就向学校请假，要求去北京开会。你知道，这种机会对一个大学生是很难得的。　我请求学校批准我去。但学校说，你是刚刚考入大学的学生，任务是学习，不同意我出席这个会。这对我是当头一棒。我坚持要去，校方说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那就请你退学。　这对我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我思想斗争了一番。最终我想，机会难得，人生总有要拼搏的关头，不管结果如何，这个会我一定要去！

　　结果，不顾学校的阻挠，我硬是到北京去参加会议。这是1978年初的事，这个会是在北京西郊的中央党校举行的，我记得当时这个会的主持人中有于光远和李宝恒先生。

　　3、尴尬的列席者

　　记者：这个会议开得怎么样？

　　何新：事实上，我在这个会上的处境是非常尴尬的。因为我并不是作为正式的会议代表，而只是一个列席参加者。　在与会之前，我本来是抱有一种能够使我那一套新逻辑理论受到重视的期待的。我期望《哲学研究》杂志将会发表我的论文。我也期望我的研究会得到与会者的重视。但是这些期望都落空了。

　　记者：为什么？

　　何新：《哲学研究》编辑部觉得我的逻辑观点虽然新颖，但却难以发表，主要原因是两方面。

　　第一，因为我的身份太缺少权威性。他们认为我只是一个在校大学生。而且这时学校的电话也追过来了，要求会议动员我回去上学。

　　第二，是因为哲学所的主流学派是罗素的逻辑斯蒂即逻辑实证主义。这一派学者根本不承认黑格尔的逻辑思想具有学术地位。　在这次会上我有幸结识了一些有盛名的逻辑学界前辈，例如金岳霖、莫绍揆等先生。但是总的来说我的处境是十分难堪的。在会上我没有得到正式作发言的机会，而且人微言轻，就是讲话，当时也不会引起任何重视。　回到学校，因为我自行外出开会被认为是逃学，校方要给我纪律处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跟学校抗争，我只能选择退学。　所以我在大学里实际只呆了三、四个月，而且这三、四个月里有半个月是在北京开会。

　　记者：退学后您怎么办呢？

　　何新：退学后我又退回到了友谊农场。从大学退回到农场，这在当时非常糟糕，是很不光彩的事。

　　记者：那是当然。

　　何新：但非常幸运的是，这个时候农场知识青年掀起了返城的大潮。我就到医院去搞了一个有病的证明，作为一个被病退（即因病返城）的知识青年而于1978年末回到北京。

　　4、遭遇伯乐

　　记者：您回到北京后应该是失业了。您如何谋生呢？

　　何新：很幸运，我有一位非常爱我的父亲。我在文革期间写过很　多东西，异端的东西。当时这些东西最重要的读者是我的父亲。　我父亲是一位处世待人很柔和，但内心则相当有信念，有原则的正直知识分子。文革期间他读我写的那些东西，不表态，只是警告我不要轻易给别人看。但他有时却把它们送给他自己的一些朋友看。　看过这些东西的人中，其中有一位是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宁可教授。宁可教授在文化革命前就以研究农民战争史而闻名。他是我父亲的朋友。父亲当时曾请托他帮助我介绍一份工作。

　　就在这个时候恰好出现了一个机会。一所大学，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这本来是一所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解散的学校，1978年被国家批准恢复而重新组建。当时师资非常缺乏，这位教授就把我作为一个具备师资条件的人才推荐给中财院。　当时的社会背景是邓小平提倡人们作伯乐去发现人才。社会上开了这个风气，这正是邓小平的改革带来的。他鼓励大家当伯乐，鼓励破格用人。而幸运的是，在这几年里我先后遇到了几位伯乐。

　　其中另一位是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汉语教研室的领导人闵庚尧先生。宁可先生推荐我后，闵先生看了我的一些文章，对我表示兴趣。他组织几个老师考核了我一下，然后组织人员让我试讲了一次课，人们觉得还可以。于是闵先生说服了学校的人事处，这个学院同意决定破格录用我。　这在当时应该说是非常破例的。因为我的个人档案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仅仅是一个入大学三个月即退学的大学生。而我所面临的新工作，乃是向和我本来同属一届的大学生们授课，讲解古代汉语和古代经济论文。　我在内心中深信自己能够胜任这份工作。因为在此前，在兵团生活的后期，我曾担任过当地一所师范学校的哲学和中文教师，我当时作得很成功。

　　但是中财院的校方，学校领导层中，对我能否胜任，以及是否有资格做这份工作，却仍具有很大的争议。　当时多亏闵先生为我力争。最后人事处同意暂时办一个招聘临时工的手续，先予试用。结果，就让我担任了古汉语和写作课，还有《古代财经文选》（古代经济史论）这三门课的代课教员。　但我当时的身份仍然只是个临时工，这一年我正好30周岁。

　　5、绯闻导致调离

　　记者：〃三十而立〃。你的学生们对您怎么看？

　　何新：学生们很快就知道了我的来历。不要忘记，我本来是和他们同一届应考和入学的大学生（笑）。　我在大学被退了学，结果反而来到北京作这些新大学生的教师。人生中命运的某些转折真是不可思议！　一些学生，特别是几位年龄和我相仿或比我大几岁的男同学，对我很不服气。　但多数学生们还是接纳我。特别是女孩子们对我比男同学更友善。（笑）　我那时正年轻，风华正茂。许多女同学晚上主动到我的宿舍来聊天。用现在的说法也许是跟我〃泡〃。（笑）　其中有一个女学生，我在批改她的第一篇作文时，就发现她具有出色的想象和文字表达能力。　那女学生当时学的是会计专业，我劝她改行，建议她尝试写小说。我认为她将可以成为一位好的作家，后来也是我将她的处女作推荐给《北京文学》杂志。当时她对自己似乎还并没有信心。但是后来这位女士真的成了著名的女作家，听说最近已出版了全集。

　　但是，我与一些女同学的交往，引起了校方的注意。特别是引起了一些男同学的嫉妒。一些流言开始传播。　恰好这个时候，中国社科院同意调我去工作。于是我就请求调动。校方显然也耽心继续留我在这里会发生绯闻。

　　结果，因祸又得福，在1980年初新的学期开始时，我离开了这所学院，而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始从事新的工作。

　　记者：这也是极其具有戏剧性的。您在这个学校前后一共工作了多久？

　　何新：从1979年到1980年，大约一年。其中正规教课，大约只是一个学期。

　　6、文革中的反思

　　记者：那么，您以什么资格调入中国社科院这个国家社会科学的最高学术机构？

　　何新：我当时的身份是一名尚未转正的临时工。　但是在那一年当中，我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还有《学术月刊》、《学习与探索》等重要报刊上开始发表了一系列东西。　当时大的政治背景是：11届3中全会，特别是理论务虚会后，在中国正在兴起思想解放的浪潮。我在过去的文革年代中所形成的一系列反叛思想、异端思想可以说适逢其时，际会风云，于是顷刻喷发而出，一发不可收。　这些东西发表后，我在学术界、在知识界中开始获得了一些知名度。这是我能被破格吸纳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基础。

　　记者：人们还是会感到有些奇怪。从你的经历看，你并没有受到过系统化的高等教育和训练，你是如何……？

　　何新：我应当说，上帝对我是十分厚爱的。

　　在1978…1981年的这几年里，我惊人地幸运。这种幸运甚至使一些厄运也不断转化为幸运和机会。例如我从大学的退学，例如我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机遇。　实际上，如果没有在中财院发生的那些绯闻，那所学校是不会轻易同意让我调走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之所以没有错过这些幸运的机会，又与我此前的多年积累、多年磨练有直接关系。正是过去的长期努力，为后来遭遇的那些转机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记者：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中还存在很多禁区。为什么你敢于写出并发表一些大胆的东西？

　　何新：我之所以能写出这些东西，跟我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学习、思考和个人经历有密切关系。这里有一个很长的思想和政治准备过程。　最重要的是，在70年代中期，即1970…1975年前后，我已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诸方面，对文化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多方面的反思。

　　到70年代中期，我已深信文革出了问题。我当时曾试图与毛泽东对话。那时，我不断给他老人家上书，写信。　当然，毛泽东从来没有看到这些信件。官僚机构封锁着他得到信息的渠道。这些信件最终　往往被退回到它们的出发地，被我那个农场的政治部门拆阅。　由于这些信件，在文革中我两次成为有〃反动〃思想的〃坏分子〃。

　　7、美学的革新

　　记者：改革开放初期，学术杂志很少。普通的人发表东西很难。你的稿件为什么发表率比较高呢？

　　何新：当时我的东西之所以能迅速得到发表，并且得到回应，可能是因为我表达的一些新锐观念代表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包括杂志编者们的心声。

　　我当时在一些文章中所提出的论点，具有一种先锋性，所以发表以后往往能对思想界产生震动。

　　记者：您当时在哪些领域的研究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何新：先是在哲学，美学，后来是在政治思想领域。

　　1980年初，香港《抖擞》杂志发表了我的《试论审美的艺术观》一文。《抖擞》杂志是一个非营利的文化学术性杂志，它的编者主动将它向内地的一些科研文化机构赠阅和散发，当时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对能接触到外部信息的高级官员和知识分子们，影响较大。　在这篇论文中，我明确提出艺术美的本质取决于形式，而不取决于与政治主题有关的思想内容。这在当时的美学中是一种非常大胆的挑战性观点。　这个观点很快在国内的艺术界得到回应。著名画家吴冠中看过此文后写信给我说：〃讲得好，只要是真理，哪怕它铜墙铁壁，哪怕他皇亲国戚！（见《何新批判》，第35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981…1982年前后，中国美协的机关刊物《美术》杂志在栗宪庭君的主持下，先后发表了我有关这个论题的一系列论文。在栗君推动下，《美术》杂志展开了关于形式美问题的讨论。

　　正是由此引发的一系列讨论，推动了后来八十年代中期造型艺术中形式解放的潮流。栗宪庭就是在读了我在《抖擞》杂志发表的那篇文章后，主动来找我约稿的。栗君后来一度主持过《中国美术报》，是八十年代新美术思潮的重要推动者之一。　又例如在80年代初一度成为意识形态焦点的关于〃人性异化〃的问题，我也是比较早地研究和论述这个问题的人之一。

　　8、不务正业

　　记者：你在科研局工作的时候，怎么能写出这么多文章呢？

　　何新：我刚调进科研局的时候，可能局领导对我的期望很大。他们认为我经过长期实践磨炼，又有理论素养，应该比文革中毕业的工农兵学员强。　当时有很多大学生想调进这个局，局领导不要他们，却接纳了我。但是，我后来的表现不幸让他们大为失望。

　　记者：为什么？

　　何新：他们认为我〃不务正业〃，因为我不能认真对待和完成科研局分配给我的课题和工作。

　　记者：你当时的工作是什么？

　　何新：起初我被分配在〃哲学片〃，负责与哲学、文学、宗教等研究所的学术联络工作。后来我被分配主管和建立一套关于全院科研的学术档案。

　　记者：这个工作很重要。

　　何新：但是我根本没有去做。　在上班的时候，我干的主要是自己的事根据自己所选择的课题，读书、思考和写作。　虽然人每天坐在办公桌前，思想却飞在天上。

　　记者：科研组织局在中国社科院中是一种什么机构？

　　何新：科研组织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术中枢机构，是直接为社科院院长会议服务的。　在这个机构中工作，有机会直接接触到高层的信息，包括联系某些中央领导。同时它还掌握着全国各省社科院以至国外社会科学领域的全面学术信息和动态。

　　正是在这里，我有机会接触到了大量的新信息特别是国外信息，可以直接阅读一些中央秘密文件和机要档案。　这个局有一个总量虽不很大但藏书品类甚丰、品位和质量很高的图书馆（包括订有很多港台报刊）。仅国内外的各种报刊，就有100种以上。我充分地利用了这些资料，每天几乎都沉浸于痴迷地读书和写札记。

　　9、被三位历史学家看中

　　记者：那么你自己如何估价你在科研局这一阶段的工作？

　　何新：我在这里工作的那一年间，对我的思想发展异常重要，不仅我的视野大大地开阔了，而且在精神境界上获得了极大的提高。　当时我在北京还没有正式住所。每天夜晚就睡在办公室里，睡在临时拼起来的办公桌上。这样，除了吃饭和睡觉以外的几乎全部时间，我都在阅读和写作。　当时我的办公室在社科院院部的二楼，那座楼的三楼有一个办公室是〃中国社科院写作组〃。这个组里有几位和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其中有一位姑娘容貌清丽，气质不俗。她后来在我多年的事业和生活中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　如果说黑龙江的农场是我的大学，那么实际上我的研究生阶段，是在科研局完成的。　当时科研局的几位领导，资历都比较老，级别也不低（这个局中除了我没有职员，都是处长或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