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我的哲学与宗教观 作者:何新-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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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处长或局长）。他们对我还算宽容，就是那种前辈对待后生的那种宽容。　他们没有公开责怪我上班只顾干自己的事。一年后局里为我办理了转正和提干手续。同时局长让人事处长通知我，他们认为我不适合继续留在科研局，而建议我自行联系调动工作。　因此，仅仅在科研局工作了一年，我就必须打起背包走路了。

　　记者：你离开了吗？

　　何新：这时我又一次受到命运女神的眷顾。三位中国最著名的历史学　家，侯外庐、尹达、黎澍，当时都正在寻找学术助手。　尹达想成立一个史学理论（方法）研究室。侯外庐正在重修他的名著《中国思想通史》。黎澍则属意于开拓研究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这三位老人都派人和我联络，表示有意选我作助手。　最初我想投奔侯外庐先生。但是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很幽默的事。侯老派林英先生（侯外庐过去的助手之一），当时是新任宗教所所长，到科研局找局长表示想调我协助侯外庐，参加重新编撰中国思想通史的工作。　这位局长竟从座位上跳起身而对他双手拱拜说：〃谢谢你，你是伯乐。请你快把这匹千里马弄走。〃（此事是林英先生后来告诉我的。）　此言一出，使人莫测高深。同时人们也听到一些不利于我的流言，甚至有人说署名〃何新〃的文章作者不是这个何新。结果侯先生不调我了。最后，是黎澍先生调我去作了他的学术助手。　10、成为黎澍的学术助手

　　记者：黎澍先生，你作他助手时，他担任什么职位？

　　何新：黎澍也是一位老资历的中共干部。30年代入党，40年代曾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在国统区作文化工作。文革前他已担任《历史研究》主编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我跟随他时，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和《历史研究》杂志社长兼主编，同时兼任近代史所副所长等多项重要职务，在史学界声望卓著。

　　记者：这对您应当是一个好机会。

　　何新：可惜我并没有能善用这个机会（笑）。　黎澍选我为助手，使我遭到许多人的嫉妒。为黎澍作助手，这个位置是当时许多高学历、学术辈份令我望尘莫及的人，想坐而坐不上的。　我至今难忘黎澍先生见我的第一次谈话。他说：〃很多人想到这里帮助我。我不用，现在用了你。你会招人嫉妒。听说你这个人很狂。有才能的人，都狂，狂一点难免。但是，你会招来'群妒'的。我劝你小心，要谨慎！〃　这一番话算得上是苦口婆心。　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我桀骜不驯直言快语的个性，几乎使我把围在他老人家周围的一批人得罪了一个遍。因此不过一年，他老人家就把我轰走了。（笑）

　　记者：对许多年轻人来说，有幸跟随像黎澍这样一位有身份、有地位的权威学者是难得的机遇。但你才一年就和他老人家搞翻了。请问是为什么呢？

　　何新：1982年春，中国历史学会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大型学术讨论会，论题是关于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会议地点在天津。黎澍没有出席会议，但他派我以他的代表的身份出席。　临行前他叮嘱我说：〃这个论题在政治上很敏感，自从30年代以来一直没有搞得清楚。你去到会上，人家会说你是代表我。你的任何讲话，别人会认为是我的意见。所以，你只带耳朵，不带嘴巴，只听不要说。〃

　　11、亚细亚生产方式

　　记者：究竟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

　　何新：为了参加这个会，我事前作了一些准备。我认真地研究了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正是在这部手稿中提出了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　我注意到，马克思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马克思发现近东的俄国、印度以及东方的中国、日本古代社会制度，与西方欧洲的古代社会制度和经济组织具有根本的不同。因此东方社会发展道路与西方发展道路也具有深刻的不同。　马克思认为，正是这种古代文化和制度的不同，使得东方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未能发育出近代欧洲类型的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组织和社会制度。

　　记者：这个观点非常重要。

　　何新：是的。它强调了东方社会，东方文化的特殊性。直到今天，仍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记者：你在会上发表了你的看法？

　　何新：这个会的气氛给我的感觉是十分沉闷。　到会的学者多数是一批刚刚经历了文革，似乎还未从噩梦中完全醒来的老一代的史学界权威人物。许多人在文革时期几乎一直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　他们的思想，仍停滞在斯大林《联共党史》中关于社会发展五大阶段的公式上，即：　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　当时的多数与会者都把这个公式当作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必然规律。　深信人类一切社会和文化，必须服从统一的发展道路和样式，最终必须选择同一模式的社会组织、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制度。

　　记者：我们在上大学时，教科书里也是这样教的。

　　何新：而我对这个问题当时却已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看法。我意识到，从理论上提出这个问题，对于当时中国正在邓小平、胡耀邦推动下开始发生的经济、政治改革进程，具有重大的现实性意义。　我认为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正面临革新，类似斯大林体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应该打破和改革。当然，还有一点，我当时也很想利用这个会的场合崭露一下头角。　因此，我把行前黎澍对我的叮嘱丢在一边。在会议结束的最后一天，我作了一次　长篇发言。　回想起来就觉得好笑，我记得我那次讲话一开头就说：〃听了几天会，听各位的发言，仿佛雾里看花，总觉得隔了一层。〃这种目空一切的说法自然会把所有的与会者得罪个遍。接着，我讲我的看法是：　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命题的实质，是关于东方社会制度的独特性，特别是中国历史以及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我认为，中国的历史发展与抽象于欧洲历史的五阶段历史公式不一致。我认　为斯大林提出的社会发展五大阶段的公式不适用于中国。　这个论点当时立即语惊四座，震动了到会的各位学者。你要知道，关于中国是否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否具有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独特性的问　题，在当时是一个政治上极其敏感的问题。

　　12、触及政治的敏感问题

　　记者：为什么？

　　何新：问题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30年代在苏联共产国际中托洛茨基一派与斯大林一派关于中国问题的政治争论。　围绕这一争论，国内史学界在３０年代曾发生了以侯外庐、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等为一方以及第三国际中的魏特夫（德国人）、中国的刘仁静为另一方关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的争论。　那些主张中国社会形态具有东方特殊性的学者，被郭沫若、吕振羽一派的学者压倒了下去。以至主张〃亚细亚生产方式〃具有特殊性的观点被认为是反对中国革命，反对走苏联模式社会主义道路，因而被定性为〃托派〃的观点。　新中国建国以后，郭沫若、范文澜一派观点的《中国通史》成为中国历史学的正统理论范式和教科书范本。

　　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讨则成为了一个理论禁区。　在郭、范这一体系的教科书中，中国历史根据〃原始公社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特殊形态的中国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五大阶段公式而进行塑造。任何背离这一模式的观点都具有政治反动性的嫌疑。　因此，我在这个讨论会上发表主张打破这个公式的观点，自然是十分耸人听闻。　我的这篇发言稿，后来写成了论文，发表在1981年第6期的《晋阳学刊》。（收入《何新集》，第95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又，《读书》1986年第11期何新《古代社会史的重新认识》，收入《危机与反思》，国际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版。〃何新认为，当代史学危机，实际是当代史学理论的危机，这种危机首先在于历史公式论提供了一个对认识和解释中国历史毫无效用的理论范式。〃见《中国八十年代人文思潮》，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

　　记者：当时在会上，人们如何评价你的发言？

　　何新：那天会议的主持人，是郭沫若生前的秘书林甘泉先生（后来曾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所长）。会议限定每个人的发言时间以15分钟为限，由林先生按铃，通过铃声向发言者提示计时。　我平生从来没有在这种大型学术会上公开发言的经验，心情非常激动，在讲话时竟忘记了会议规定的时间。林先生试图以按铃制止我的发言。　据说当时林先生按了十多次铃，仍然止不住我的滔滔雄辩。（笑）

　　记者：会场的反应怎么样？

　　何新：整个会场对我的发言的整体反应是鸦雀无声，似乎当时人们都被惊呆了。　那天散会后，许多过去不认识我的人纷纷议论这个毛头小子是谁？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发言竟如此狂妄胆大！当他们知道我的来历后纷纷摇头。　于是会后，许多人跑去找黎澍告状，说我在会上发表了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在当时是政治上的一条大罪。

　　13、被黎澍解除职务

　　记者：回北京后你被黎澍老人骂了吧？

　　何新：比挨骂还要惨。　散会后回到北京，黎澍把我找去谈话，严厉地批评我。我记得，当时正是初春，那一天北京大风扬尘，天气非常阴郁。但是，我们谈话的气氛比这天气更加阴郁。　黎澍说，这两天来他这里告状的人，踏破了他家的门。他说，他生平很见过一些狂妄的人，但狂妄到像我这样的程度，还从来没有见过。

　　他说：〃你不是一般的狂妄，而是简直狂得没有边际！〃他还说：〃我看你一定要走沈X的那条死路。〃　在文革运动以前，黎澍曾有一个被他非常器重的工作助手，姓沈。据说此人非常有才，也有学识。但此人出身不好，又有不良的政治言论，在读大学时就成了右派。毕业后没有工作，也没有人敢用他。他写了一篇研究太平天国的论文，投稿给《历史研究》。当时黎澍是主编，见此文后深为欣赏，顶着不同意见的压力将其发表出来。　后来，黎澍又把此人调到《历史研究》编辑部，作为自己的工作助手。　但是文革降临了。对这个人的任用，被学部的造反派定为黎澍的一条大罪。黎澍为此吃了很多苦头。这个人在运动中也遭批斗，他偷偷地写了很多日记，表达对文革的不满。这些日记被造反派发现，他就被当做反革命分子抓了起来。最后此人被专政机关定为思想极端反动分子，而于1970年枪毙了。

　　我刚到黎澍身边工作的时候，老人就给我讲了关于这个人的故事，言下有告诫之意，暗示要我警惕和谨慎。　记者：这也是好话嘛。　何新：但是，老人当时不知道我心里想的却是，我在前十年里，其实人头也已经好几次临近落地了，无非如此而已。所以尽管黎澍当时讲得很重，我却漫不经心。这种轻慢的态度大大地更加激怒了他。　那天老头子真是动了大怒。他敲着桌子呵问我：〃你狂，有什么本钱呢？你通读过二十四史吗？你通读过十三经吗？经、史、子、集四部，你究竟读了多少？〃　他这些话轰下来，我的感觉倒真是如雷灌耳。我被他说到了痛处。当时对于经学，对于中国的传统学术，我的确所知尚少。24史中我当时还只读过《史记》和《资治通鉴》。对经学则连门还不能入。而我也就是从这时起开始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读通经史，深入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　第二天，我写了一封信，向老人家提出辞职。

　　记者：黎澍先生同意了？

　　何新：他没有答复我，但是把这封信转给了近代史所人事处。人事处本来对调我这么一个学历资历均十分浅薄的年轻人给黎老作助手，就有不同意见。　因此，一个姓刘的处长立即把我找去训话，勒令要我自行联系调动工作。三个月内如无单位接收，即予除名。　记者：你惨了。　何新：但是我又遇到了好人。著名的近代史专家丁守和先生、刘志琴女士当时正在组建〃近代文化史研究室〃。他们也早知道我，认为我仍是可用之材，因此出面向人事处作调停。　而黎澍对此也没有表示反对。这显示了这位老人的厚道和宽容。这样，我的编制就由黎澍设在中央党校的办公室而被转到近代史所的文化史研究室。　直到一年后，发生了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我是近代史所最重要的〃污染源〃之一，在这个所再也呆不下去了。1984年，温济泽把我调到研究生院任该院学报的编辑，1985年经刘再复帮助，又调到了文学研究所。

　　1991年，我由文学所调到全国政协担任专职全国政协委员。其间经历各种风风雨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我工作了整整十年。

　　14、我永远感念他们

　　记者：现在黎澍先生已经故世。你如何评论黎澍？

　　何新：黎老是个好人。是一位乐于提携后辈，而且思想十分开明的长者。我跟随他作事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对我来说，这一段资历在我的履历中仍十分重要。　老人家当年告诫我的一些话，时间愈久，愈令我刻骨铭心。特别是所谓〃群妒〃，我后来是深尝其滋味。我跟随他时恃才傲物，然而少不更事，涉世太浅，急于求成，未免过于年轻气锐。（笑）

　　在我的一生中，我会永远感念曾在我遭遇困顿的时期提携扶助过我的那些师长和友人：宁可、闵庚尧、梅益、黎澍、丁守和及刘志琴等等先生。还有待我如谆谆长者的社科院的两位老院长：胡乔木、胡绳。甚至也包括曾帮助过我，但后来因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的刘再复。

　　我虽然并非千里马，但他们的确都是伯乐。当年若没有他们这些人对我的一次次扶助、提携，我绝不可能取得后来的任何成就。　

　
　





六、信仰始终如一

　　1、异化与人性的疏离

　　记者：你是因为什么文章而被列为〃精神污染〃的？是因为〃亚细亚〃问题的论文吗？

　　何新：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在〃清污〃运动中是被列为重点清理的〃宣传自由化〃的理论异端之一。　除我的那篇文章外，当时还有一本书，在史学理论界引起震动，作者是意大利共产党人翁·梅洛蒂（U。Melotti），书名是《马克思与第三世界》。这本书是前辈学者吴大锟教授组织人翻译的，吴先生为此书写了序。吴先生在书序中说：　〃本书作者谈到人类社会发展史究竟是像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是〃单线的〃，还是实际上是〃多线的〃？　除了西欧的一些国家曾经在奴隶社会的废墟上兴起了封建社会，再由封建社会经过资产阶级革命而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外，其余五大洲的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都没有在历史上自动地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　摆脱以西欧为中心的历史发展图式的框框，我看是十分必要的。〃　他还指出：　〃中国和俄国比，有更广阔的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必然产生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历史背景，这种专制主义的余毒也就是现在大家所说的封建法西斯主义〃。　这本书以及这些论点，在〃清污〃时被列为史学界宣扬〃自由化〃的重要观点。我的那篇论文，由于持有与此相似的观点，也被近代史所列名〃清理〃。　除此之外，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