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东亚地区主义的演变及其对地区经济合作战略的影响+-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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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英莺
＇内容提要＇ 本文首先回顾与总结了战后以来日本的东亚地区主义的演变历程；其次本
文认为无论日本的东亚地区主义如何演变，但是始终体现出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其“独自
性”，并且认为独自性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最后，本文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日本东亚
地区主义的这种特点给东亚经济合作战略所产生的影响。
＇关键 词＇ 东亚地区主义 东亚地区经济合作 独自性
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也是东亚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然而，长期以来日本在东亚地
区的经济合作方面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为有过战争历史，这个国家与其他亚洲国家的
关系目前仍然不时地显得十分微妙。过去，日本曾经因为采取脱亚入欧的对外政策而使自己
迅速地跻身于发达国家的行列，然而随着东亚经济奇迹的出现以及东亚经济的繁荣，日本对
东亚的认识开始转变，其东亚经济战略也相应地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这些意识是发生了
根本性的转变呢？还是在历史的惯性与现实的利益纠葛中犹疑不决呢？是继续脱亚入欧
呢？还是真正地回归东亚呢？是追求具有独自性的对外经济政策呢？还是继续在战略上依
赖美国呢？日本将在未来在东亚经济一体化中起主导作用呢？还是被东亚经济一体化边缘
化？回答这等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日本有怎样的东亚地区主义1，即日本对东亚在其全球以
及地区战略中如何定位的认识与态度，因此也是日本如何确立对东亚政治经济战略的基础。
下面本文试图在回顾二战后东亚地区主义演变的历程的基础上，总结其特点以及可能给日本
东亚经济合作战略产生的影响等。
一 战后初期以日美同盟为基础的东亚地区主义—太平洋意识占绝对优势
战后初期，日本曾经一度被美国单独占领，处于战败国的无权地位。随着朝鲜战争以
及东西方冷战形势的逼迫，美国在确定日本在东亚的战略地位的同时，从政策上把日本纳入
美国的战略轨道。因此，在美国的操纵下，1951年日本在恢复独立之后，随即与美国签订
了《日美安保条约》，日美同盟正式成立，使日本在安全与经济方面都依赖美国。因此，在
战后初期，日本不仅在安全保障方面依靠日美同盟，而且对外经济战略重点也在美国，日本
的对外经济战略与安全保障战略是一致的。在美国的保护下，日本在其经济中心主义的路线
下，专心发展经济。1955年，日本的农业生产超过了战前水平，并于该年加入了关贸总协
定。随后，以其高度经济增长为背景，于1964年加入了被称为发达国家俱乐部的OECD，
于1975年开始参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然而，作为发达国家中唯一的亚洲国家，日本又不
时地感到被排斥与疏远的感觉。这尤其体现在而后日趋严重的日美贸易摩擦中。在摩擦激化
的时候，“日本异质论”等甚嚣尘上。这也等于提醒日本，自己毕竟还是一个亚洲国家。于
是，日本也不断在外交蓝皮书中自称是“亚洲的一员”。但是，战前已有的日本是亚洲国家
中最优秀国家的优越意识还是一以贯之地存在着。另一方面，由于过去日本侵略战争的阴影，
亚洲国家与其说由于日本已经成为发达国家而视其为亚洲领导，还不如说更对其在亚洲的动
向与举动抱有不同程度的怀疑与不安的心理。因此，无论在发达国家当中，还是在亚洲国家
当中，日本都未能获得一个稳定的地位与完全肯定的认可。这让日本多少有一些尴尬。
而后，随着东亚经济的发展，东亚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东亚在日本
海外经营事业中的份量也与日俱增，日本的对外经济战略重点又不得不往东亚转移，而日本
的安全保障却依然在走加强对美从属的战略，试图依靠美国使日本的军事力量走向国际的
“借船出海”战略仍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种对外经济战略与安全保障战略之间的矛盾是
约束着日本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与对外经济战略，也是影响日本在东亚经济合作中发挥
应有作用的重要制约因素。因此，如何在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协调的同时，也能获得东
亚地区的认同感，甚至能发挥日本独自的领导作用，始终是日本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其实，日本如何思考与面对这一课题的过程，也就是日本战后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历程。
那么，下面首先来看一下战后初期日本对东亚经济政策与经济关系的发展。
战后日本对亚洲的经济参与是从赔偿与经济合作开始的，产生经济关系的对象主要在
南亚与东南亚。战后日本第一任首相吉田茂内阁对亚洲政策的内容主要就体现为“东南亚开
发”政策，主要是把美国的资金与日本的技术结合起来对东南亚进行经济开发。在这一政策
指导下，日本于1954年加入了科伦坡计划，预定提供60亿美元资金进行东南亚开发，其中
大部分由美国负担。虽然该计划是以地区开发为目标制定的，但从具体的内容看来则是援助
国与被援助国之间的具体合作项目的综合。而日本参加该计划的主要目的则是试图以此为跳
板，开展日本的海外经营事业。2 所以，日本这个政策的特色是以日美合作为基础，并借机
为日本重新参与亚洲经济提供基石。
当时，日本也积极谋求加盟成立于1947年的ECAFE（Economic 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Far East）。日本在1952年是该组织的地区准成员，而1955年6月则成为正式成员。同
时，日本也积极参加于1955年举行的万隆会议。通过这些国际活动的参与，日本顺利地参
与到战后亚洲经济新秩序的建设中。而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后半
期开始，日本试图在亚洲地区的经济新秩序中谋求领导地位的意识也初见端倪。1957年56
月，日本首相岸信介作为战后首相第一次出访了东南亚的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锡兰、泰
国以及台湾地区，并提出了他的“亚洲开发基金构想”。内容大致如下：（1） 由亚洲各国以
及科伦坡计划的参与国组成开发基金。（2）援助亚洲各国的经济开发，并通过调整亚洲各国
的供需关系，进行价格调整，以帮助这些国家实行长期的经济计划。（3） 将其命名为亚洲
开发基金构想。机构设置委员会，委员长或议长从亚洲国家选出。虽然原则上要求参与国提
供基金，但并不强制缴纳。3 同年，6月，当岸信介访问美国的时候，向美国提出了合作的
要求。这个构想与前面提到的吉田茂时期的以日美合作为基础的东南亚开发构想之间存在的
最大不同在于表明了日本提供资金的意愿，以及显示了日本企图在亚洲发挥领导地位的野
心。结果遭到了美国以及东南亚各国的反对而未能实现。由此可见，美国并不希望日本有在
亚洲自主发挥领导作用的意向出现。当时日本预备将54亿日元作为东南亚开发基金的出资
资金。这笔资金后来被用作于1961年成立的海外经济合作基金（OECF）的出资资金。使
日本的这种野心受到打击的还有在争取亚洲开发银行总部的落选上。1966年，在推进地区
经济合作的亚洲开发银行成立之时，日本表现得十分积极。日本不仅积极地表明美国作为地
区外国家也应该参加的立场，同时也表示愿意与美国同比例地出资成为最大出资国的意向。
尽管如此，在银行总部所在地的竞选中，败于菲律宾。可见，亚洲各国对日本发挥领导作用
的意图还是抱有一定的怀疑。4 另外，从中也不难看出，美国虽然是日本的盟国，但在亚洲
战略上采取的却是既要利用日本，又要遏制日本的政治经济战略。
总之，在战后初期，日本在对外经济政策上追随以美国为主导的多边主义，如加入关
茂总协定以及OECD等，“脱亚入欧”意识明显。在对东亚的区域经济战略上，日本也以配
合美国的东亚战略为主，即“太平洋”意识占据主导地位。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虽
然日本试图在东亚地区经济中谋取主导权的意识初见端倪，但是，因为受制于美国，日本的
一些地区经济合作的构想并未能实现。因此，美国因素成为战后长期以来日本在制订东亚经
济战略的时候不可或缺的考虑因素。这也是导致日本长期以来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方面态度
比较消极的重要因素。另外，亚洲国家对日本的怀疑与抵触，也是影响日本领导作用发挥的
重要因素。可见，美国因素对日本制定东亚经济战略具有重要的影响，而历史因素则是影响
日本在东亚地区经济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
二 从60年代到80年代日本的东亚地区主义—在太平洋意识与亚洲太平洋意识之间徘徊
日本正式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政策则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这时候的日本已经崛起
为世界经济大国。这个时期日本的区域合作政策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在“日本中心论”
思维下推行东亚经济发展的“雁行模式”，即以日本为雁头，以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NIES）为雁身，以东盟国家（ASEAN）和中国等为雁尾等，以确立日本在东亚地区经济
发展中的核心与先导地位。另一个特点则总是以“亚太一员”的身份自居，并以此为原则和
框架来推进地区合作。也就是说，日本希望建立的是包括其主要贸易伙伴与盟国美国在内的
亚太自由贸易区和经济一体化。因为战略依赖的关系，日本不想因为积极投入到排斥美国的
东亚经济集团而遭致美国的不满，并在安全保障方面失去美国的保护。正因为“雁行模式”
和“亚太一员”的战略思维的作用，日本更多地希望东亚成为以日本为中心的生产基地与出
口基地，而美欧则作为为其提供广阔出口市场、尖端科技资源以及各种战略资源的贸易伙伴，
因此日本对东亚区域的地区内经济合作长期以来总是处于相对消极的态度之中。
也正因为如此，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提出的很多区域合作倡议都带有浓厚的“太平
洋”色彩。也就是说，日本在亚洲与太平洋之间的战略定位方面，偏重于太平洋。如进入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方面是越南战争的背景，另一方面是欧洲经济一体化趋势的进展，
日本的“亚洲太平洋经济圈”的构想开始浮现。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日本学界与新闻
媒体就开始讨论关于“亚洲太平洋经济圈”的话题。小岛清教授是日本学者在亚太经济问题
方面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他在1965年发表的《太平洋共同市场与东南亚》的论文中指
出，如果太平洋沿岸的五个发达国家（美、加、日、澳、新）之间建立太平洋自由贸易区的
话，则可以在依靠增加地区间贸易来增加收益的同时，扩大对东南亚各国的出口。为了具体
实现这一构想，小岛等还与一些有同样构想的人士组成了研究会。在1968年1月的日本经
济研究中心举办的“太平洋贸易开发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太平洋自由贸易区》的论文，
指出了太平洋地区内贸易扩大的倾向以及相应的对策等。当时，政界格外关注亚洲太平洋构
想的是在1966年12月至1968年10月期间担任第一、二次佐藤内阁外务大臣的三木武夫。
1967年他在多个演讲中都积极提倡他的亚洲太平洋外交构想。其主要内容如下：（1） 培育
亚太各国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互相协作精神；（2） 应该从亚洲—太平洋的角度来考虑亚洲的
开发，这不仅需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协调合作，而且需要发达国家共同来面对发展中国家的贫
困与发展问题，因为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的解决也直接关系到发达国家的稳定与繁荣；（3 ）
提出成立亚洲太平洋地区协作机构的构想。5
甚至一度在20世纪70年代以及80年代前半期，日本关于地区主义构想的提法更多的
也是只提“太平洋”。比如，1979年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提出了“环太平洋构想”以及以此为
基础在1980年举行了第一次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PECC），并在会上提出了太平洋共同体
的构想6。反映出当时日本在与亚洲与太平洋的合作方面，日本的经济外交的重点更主要地
是放在与太平洋各国的合作上。这与当时日本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等之间的经济摩擦日
益加深不无关系。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的地区主义又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亚洲意识有所
回归。主要原因是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元迅速升值，日本为了增加竞争力对NIES、
ASEAN的直接投资大增，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深化了。加之，世界经济地区化的趋势更加取
得了发展，也促使日本更加重视亚洲。1989年11月，第一次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PEC）
会议在日本的积极倡导下召开了，这可以说是日本亚洲太平洋地区主义的一个现实的成果。
因为对日本来说，既可以借此调整与亚洲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与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又可
以确保与美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也就是说使日本可以更好地处理长期以来为之苦恼的与美国
协调以及与亚洲发展中国家合作之间左右为难的课题。对此有识之士指出，虽然日本推行的
这个战略有利于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经济合作的推进，但是，如果东亚经济合作必须严
格地限制在亚太经济合作的范围内，东亚经济合作的目标、深度不能超越亚太经济合作，特
别是东亚经济合作不能朝着排斥美国的经济集团的方向发展，那么日本在东亚经济合作上的
推进是有限度的。而且，如果东亚经济合作如果超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规定的目标，那么日
本有可能重新回归消极和暧昧的立场。7 而后，日本对待东亚经济合作的态度和行动也正表
明如此。而且，APEC后来的发展也表明，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主义下的这一合作框架下
虽然是一个协调与沟通的组织，但是不可能带来类似于欧盟那样紧密的地区主义下的地区经
济合作。
综上所述，从60年代到80年代，日本在地区主义上一直在“亚洲太平洋”与“太平
洋”之间徘徊，且在提法上始终离不开太平洋，可见其重视太平洋的程度，或者说美国因素
对日本东亚地区主义的影响程度之深。因此，日本对东亚地区内部的经济合作始终是比较消
极，反而更热衷于亚洲太平洋的跨地区合作，而“APEC”正是日本这一地区主义的具体体
现与现实成果。
三 冷战结束后东亚意识有所回归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的经济情况与东亚的经济形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日本经济由于泡沫经济的破灭，处于发展停滞状态，同时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有
下降趋势。进入90年代后，日本GDP实际增长率从80年代的4％下降至l％，人均GDP增长
率从3％下降到l％。90年代日本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降至80年代的一半，仅为1。3％。在
几个发达国家（日美英法德）中倒数第一。据日本经济中心统计，1990年日本潜在竞争力
排名第3（80年代排名第4），但到了2000年时，其排名降至第16位。8 其次，以中国为
代表的东亚经济则出现了蓬勃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每年都能保持7％至8％的高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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