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机与人格 作者:[美]马斯洛-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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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并不比桑塔格多，但他们却放任自己沿着一个单一的方向得出了确定的结论，即在一些病例中确信是神经病症状，在另一些病例中则确信不是这种症状。
　　　　有必要提防将目的性强加给可能是出于偶然的事情。我想象不出比下面的病例更好的方法来说明这种必要性，不幸的只是我未能追踪到这一病例的来源。病例所涉及的是一位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病人，他是一位结过婚的男子，因为暗地里同一位情妇发生着性关系而正在忍受着严重的负罪反应。他还报告说，每次去会过他的情妇之后都会生出严重的皮疹，不去会情妇倒也没有这种事。按照人体心理医学界的现状来看，许多开业医师都会把这当成神经过敏反应，因为是自我惩罚性的，所以也就是应对性的。然而检查之后却发现了一个没有那么玄乎的解释。原来患者情妇的床上生满了臭虫！

作为表现的自由联想

　　　　这同一种区别可以被用来进一步澄清自由联想的过程。如果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自由联想是一种表现性现象，而不是目的
性、应对性现象，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自由联想之所以能为它之所为。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精神分析理论的庞大结构以及所有来自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和实践，几乎完全是以自由联想这种临床手段作为基础的；那么，这种临床手段至今很少受到严格检验，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这方面的研究文献几乎根本没有，就是连推测也寥寥无几。如果自由联想确实能促成或导致宣泄和顿悟，那我们也只能说，到目前为止还并不了解原因是什么。
　　　　我们可以回过头来检验一下罗夏（Rorschach）之类的投射实验，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较为容易地检验一个早已为人所熟知了的表现的例子。在这个实验中，病人所报告的感受主要是他自已观察世界的方式所采取的各种表现形式，而不是旨在解决难题的有目的、有功能的尝试。由于这里主要是一种无结构的状况，这些表现形式使我们得以就潜在的（或放射型的）性格结构做出许多推断。也就是说，病人所报告的感觉几乎完全是由性格结构所决定的，而几乎根本不是由外界现实对解决具体问题的要求所决定的。它们所体现的是表现，而不是应列。
　　　　我的观点是这样的。要说自由联想不无意义，颇有用处，那么也同说罗夏试验不无意义，颇有用处的原因完全一样。此外，自由联想也同罗夏试验一样，在无结构状态中进行得最为顺利。如果我们将自由联想理解为主要是对于外部现实有目的的要求进行回避，这种现实要求机体屈从于处境的需要，在生活中不是遵循心灵的法则而是遵循肉体的法则；那么，我们就会明白适应问题为什么会要求有一种担负重任的态度（task　orientation）。至关紧要的是什么有助于担负起重任。任务所提出的各种要求被用来作为组织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机体的各种能力都按一定的顺序进行排列，以便以最高的效率来解决外界提出的问题。
　　　　我们所说的有结构状态就是这个意思。在这种状态中，状态本身的逻辑要求有所反应并明确地表明了各种反应。无结构状态就大不一样了。它并不明确地要求提出这些，而不是那些答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外部世界是被故意地忽略了。因此，从得出一个答案同得出另一个答案一样容易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也可以说罗夏板（Rorscharch　plates）是没有结构的。当然，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刚好是几何问题的对立面。在几何题目中，结构极为严谨，不管人们怎样思索，有什么感觉和希望，也只可能有一个答案。
　　　　现在，根本就没有什么罗夏板，除了对担负重任和应对的回避之外，自由联想也没有规定什么重大的任务；因此，它不光同罗夏实验有着相似之处，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患者终于学会了怎样正确地进行联想，如果他能够遵循医嘱，不加抑制（censor—ship）、不按现实逻辑地报告他的意识中所发生的事情，那么这种自由联想最终必然会表现患者的性格结构；随着现实的决定作用越来越小，对适应的要求越来越易于忽略，对患者性格结构的表现也就舍越来越明显。病人的反应于是便成了一种由内向外的辐射，而不再是对外部刺激物的反应。
　　　　于是，构成性格结构的各种需要、挫折、态度等等，会差不多完全决定患者在自由联想中所说的话。梦的情况也是一样，我们必须将梦也看作是性格结构的表现，因为在梦中，现实和结构作为决定因素的作用比在罗夏试验中还小。痉挛，神经质的习惯，无意之中表真情的过失（Frendian　slips），以及遗忘都带有很大的功能性，但却又并非完全是功能性的；它们也进行表现。
　　　　这些表现的另一个作用是使我们可以越来越直接地看到性格结构。担负重任的态度，对难题的解决，应对，有目的寻求，这一切都属于人格具有适应性的外表。性格结构则更为远离现实，更受自身法则而不是物理和逻辑法则的支配，更为直接地与现实打交道，因此为了成功而必须遵循现实法则的，是人格的外表，弗洛伊德的自我（ego）。
　　　　从原则上讲，把握性格结构的方法是尽最大可能地将现实和逻辑的决定力量排除掉。安静的房问，进行精神分析用的躺椅，无拘无柬的气氛，精神分析专家和病人都对各自作为文化代表的责任置之不理，这一切要求都正是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当患者学会表达（express　his　words），而不是应答（cope　with　his　words）时，自由联想的效果就会一一出现。
　　　　当然，我们还面临着一个特殊的理论难题。我们已经知道，故意的、自觉的表现性行为会对性格结构本身发生一种反馈。例如，我常常发现，在经过适当选择的人中，要他们表现得仿佛很勇敢、很慈爱、很愤怒，最终会使他们真的勇敢、慈爱、愤怒起来。在这种治疗实验中，应该选择你觉得本身具备一定的勇敢、慈爱、愤怒，但却受到了压抑的人。这样，有意志的表现就会使整个人的面貌焕然一新。
　　　　艺术，作为独特人格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有很大的优越性，最后，也许应该就此说儿句话。任何的科学事实或理论都可以由别人提出，但只有塞尚才能画出塞尚的画。只有艺术家才是无法替代的。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科学实验都比一件有独创性的艺术品更受外界的制约。

第十一章自我实现的人——关于心理健康的研究

自　　序
　　　　本章所报告的研究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是异乎寻常的。它最初不是按照常规的研究安排的。它不是一项社会性的研究，而是一次旨在解决各种个人道德的、审美的．以及科学问题的私人性的冒险。我只是力图使自己信服并且从中获得教益（这对于个人探索非常合适），而不是对其他人进行论证。
　　　　然而，完全意想不到这些研究对我如此具有启发作用，满含着令人兴奋的东西，以至尽管有方法上的缺点，为其他人写出某种形式的报告还是合情合理的。
　　　　另外，我思考心理健康问题是如此急切，以至任何意见、任何材料，不管怎样有待讨论，都具有巨大的启发价值。这种探索原则上是如此困难，以致于假如我们要坐等惯常可靠的材料，我们将不得不永远等待下去。这样，似乎应做的唯一有气魄的事就是不要害怕错误，投身进去，尽力而为，以期能在从大错到最终纠正它们的过程中，学到足够的东西。否则，目前对待这个问题就只有置之不理。因此，我在还不知道会有什幺用处的情况下，将下面这个报告呈献出来，并向那些坚持传统的信度、效度，以及取样等的人们表示由衷的歉意。

研究对象①和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选自本人认识的一些人和朋友，以及一些著名人士和历史人物。另外，在一次对年青人的研究中，对三千名大学生进行了筛选，但只有一名大学生可直接作为研究对象，有一、二十名也许将来可作为研究对象。
　　　　我不得不断定，我在老研究对象那里发现的自我实现的类型，对我们社会中的正处在发展中的青年来说是不可能存在的。
　　　　因此，与艾维林·巴斯金博士和但·里德曼合作，我们开始对一组相对健康的大学生进行调查。我们任意决定在大学生中选出最健康的1％。虽然继续了两年之久的这次探索，在完成之前被迫中断，但它在临床水平上还是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
　　　　我们也曾希望由小说家和剧作家们所塑造的那些人物能够用于研究，但没有发现有任何一个适用于我们的时代和文化。（这本身就是个引人深思的发现）。
　　　　淘汰或选择研究对象所依据的第一个临床的定义除了有一个消极的方面外，还有一个积极的方面。消极的选择标准使被选对象中没有神经病，精神变态性格、精神病、或这方面的强烈倾向。也许身心疾病要求更仔细的研究和甄别。在可能的情况下，就给予罗夏测验，但结果证明这些测验在显示被隐藏的精神变态方面比在选择健康人上更有用。选择的积极标准是自我实现的确定的证据，自我实现还是一个难以确切描述的征候群。为服务于我们讨论的目的，自我实现也许可大致被描述为充分利用和开发天资、能力、潜能等等。这样的人似乎在竭尽所能，使自己趋于完美。这使我们想到尼采的告诫。“成为你自己！”他们是一些已经走到，或者正在走向自己力所能及高度的人（148，160，347，398）。他们的潜能也许是个人特质的，或者是泛人种的。
　　　　这一标准还意昧着，研究对象在过去或现在对安全、归属、爱，尊重和自尊的基本感情的需要，以及对于理解和知识的认知需要的满足，或者在少数事例里，对这些需要的征服。这就是说．所有研究对象都感到安全和无忧无虑．感到被公认，感到爱和被爱，感到自身的价值并且被尊重。他们已经明确了自己的哲学，宗教、或者价值取向。至于基本的满足是自我实现的充分条件或只是一个必要条件，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也许自我实现意味着基本满足再加上最起码的天才、能力、或者（人性的）丰富。
　　　　我们采用的选择技术大体上是重复的技术。这种技术以前在对自尊和安全感的人格症候群的研究中使用过，本书附录对此已有描述。这种技术简单来说就是：以个人或文化的非技术的信仰作为开始，对自我实现症侯群的各种扩大的用法和定义进行比较，然后再更仔细地给它下定义，——在下定义时，仍然采用现实的用法（可称为词典学层次的用法），但是，同时排除在通俗定义中常见的逻辑和事实的自相矛盾。
　　　　根据修正过的通俗定义，第一批研究对象小组选出来了，其中一组质量高，一组质量低。以临床风格对这些人进行尽可能仔细的研究，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最初修正过的通俗定义又按照现在手中的材料进行进一步的修改。这样就得出了第一个临床的定义。按照这新的定义，对最初的研究对象进行重新筛选，一些人保留，一些人淘汰，一些新的成员补充进来。然后，又继续对第二种水平的研究对象小组进行临床研究，如果可能，进行实验和统计研究。这又导致了对第一个临床定义的修改、订正和补充。然后，又根据这一个新的定义进行再筛选。经过这样不断重复，一个最初模糊、不科学的通俗概念就能变得越来越精确，在特性上越来越便于操作，因而也越来越科学。
　　　　当然，一些客观的、理论的，和实际的考虑会干扰这一自我调整的螺旋上升的过程。例如，在研究的早期发现，由于对通俗用法进行不切合实际的苛求，以致没有一个活人能符合这一定义。我们不能够因为有小缺点、错误，或者荒谬而停止考虑一个可能的研究对象。换言之，既然没有完美的人，我们就不能用完美来作为选择的标准。
　　　　另一种难题是属于这样的情况：所有事实都告诉我们，不可能获得临床工作通常要求的那种丰富而令人满意的资料。研究对象候选人在得知研究的目的后，变得注意自己，变得呆板．对全部努力一笑置之，或者断绝合作关系。鉴于这种早期经验，对于老研究对象一直是间接研究，实际上几乎是偷偷摸摸的。只有较年轻的研究对象才可能被直接研究。
　　　　既然被研究的活人的姓名不能公开，那么两种迫切需要得到的东西就不可能得到，或者甚至说普通科学研究的要求就不可能达到。这就是：调查的可重复性和可据以作出结论的材料的普遍有效性。这些困难部分地由知名历史人物的有关材料，以及对于一些青年人和大方的儿童的补充研究所克服。
　　　　研究对象可分成以下各类：
实例：
　　　　7名非常理想和2名很有希望的同代人
　　　　2名非常理想的历史人物（晚年的林肯和托马斯·杰斐逊）
　　　　7名很有希望的知名的历史人物（爱因斯坦，埃莉诺·罗斯
　　　　福，简·亚当斯，威廉·詹姆士，史怀彻，A·赫胥黎和斯宾诺莎）
不完全的实例：
　　　　5名相当肯定有某些不足，但仍然可用于研究的同代人
不完全的或可能的实例：
　　　　G·w·卡弗，尤金·V·德布斯，汤姆斯·埃金斯，弗里茨。
　　　　克赖斯勒，戈塞，帕布洛，卡萨尔斯，马丁·布伯，丹尼洛
由他人研究或建议的实例：
　　　　多尔斯，阿瑟·E·席根，约翰·济兹，大卫。赫尔伯特，阿
　　　　瑟·韦利，D·T·铃木，艾德莱·史蒂文森，s·阿勒奇蒙，罗
　　　　伯特·勃朗宁，R·w·埃米森，F·道格拉斯，J·舒马比特，
　　　　B·本奇刺，艾达·塔贝尔，H·塔布曼，乔治·华盛顿，布林，
　　　　乔治卡尔·穆恩辛格，J·海登，C·皮萨诺，E·比·威廉·罗
　　　　索（A·E·），P·雷诺尔，H·w·朗费罗，P·克罗波特金，
　　　　j·阿特基尔得，汤姆斯·摩尔，E。贝拉米，B·富兰克林，J·
　　　　米尔，w·怀特曼。

材料的搜集和描述

　　　　这里的材料与其说来自特殊的、分散的事实的通常的收集，不如说来自我们的朋友以及相识的人的总括或整体印象的缓慢的发展。很难造成一种情景，能向我的老研究对象们提问，或者对他们进行测验。（尽管这对于年青的研究对象可以做到）。与老研究对象的联系是偶然的，并且是一般的社会形式。而一旦有可能，随时都可向朋友们和亲戚们提问。
　　　　由于这个原因，也由于研究对象数量太少，以及多数研究对象的资料不完全，任何定量描进都是不可能的，只有复台印象可以提供，而顾不上它们可能会有什么价值。（既然调查者完全不能确信什么是描述，什么是投射，当然这些印象也就不会比有控制的客观观察更有价值）。
　　　　对于这些总体印象作整体分析，可得出以下最重要和最有用曲总体印象，据此，可进行进一步的临床研究和实验研究。

　　　　对现实的更有效的洞察力和更加适意的关系

　　　　这种能力被注意到的第一种表现形式是辨别人格中的虚伪、欺骗、不诚实，以及大体正确和有效地识别他人的不寻常的能力。在一次对一组大学生的非正式的实验中，与不太沈稳（tess　secure）的学生相比，在更沈稳的学生身上发现了准确地判断自己教授的倾向，也就是说，在s—I测验中，后者得分更高（294）。
　　　　随着研究的进展，可以逐渐明显看到，这一效率扩大到生活的其它许多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