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机与人格 作者:[美]马斯洛-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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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特别强调，自我实现者对待性活动的这种复杂态度不可避免地导致这样一种情形；性欲高潮时而可以带来神秘体验，时而有可以忽略不计。这就是说，自我实现者的性快感可以十分强烈，同样也可以毫不强烈。这与那种认为爱情是一种神圣的迷狂，一种心神恍惚的状态，一种神秘体验的浪漫观点是背道而驰的。的确，自我实现者的性快感可以是十分微妙的，并非时时刻刻都是如此强烈。它可以是一科轻松愉快、谑而不虐的体验，不必每时每刻都是如此严肃、深刻，更不必成为每个人都必须承担的责任。这些人并不总是生活在高峰之中的。他们也可以处在一个比较一般的强烈水平上，轻松愉快地享受性活动，把它当作一种令人心旷神怡、谑而不虐、妙趣横生的体验，而无须看穿迷狂与激动的最深刻的底蕴。当我的研究对象比较疲乏的时候，情况更如此。这时他们自然就会进行那种比较轻松愉快的性活动。
自我实现的爱情显示出自我实现总体上的许多特征，例如，其中一个特征就是，这种爱情是建立在对自己和他人的健康接受的基础之上的。许多东西别人不能接受，但他们却能接受。例如，在这些人身上，婚外的风流韵事相对比较少见，但他们却比普通人更坦然地承认自己为异性所吸引。我有这样一个印象，即自我实现者倾向于与异性保特一种十分随便的关系。同时，他们偶尔还十分愿意为异性所吸引，但同时，比起其他人来，他们对异性的魅力并不津津乐道。同样。在我看来，他们谈论起性行为来也比常人远较自由、随便，不囿于常俗。所有这一切归结起来就是对生活事实的接受，这种接受，与那种更为强烈，更为深刻、更为惬意的爱情关系一道，使得自我实现者没有必要去寻求婚外的、作为补偿的、神经质的风流韵事。这一有趣的现象证明了接受与行为并不是彼此关联的。自我实现者比较容易接受各种性爱事实，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更容易相对地保持一夫一妻的关系。
有这样一个实例。一位妇女与她的丈夫长期分居，我从她那里获得的一切材料都表明，她参与了乱交。她多次参与了这类性活动，并且明确地感到进行这类活动其乐无穷。这是一位五十五岁的妇女。这一切都是她亲口告诉我的，除此之外，她没有向我提供更多的细节。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她没有流露出丝毫的负罪感或者焦虑不安的情绪，也没有流露出做了一桩错事的感觉。显而易见，一夫一妻的倾向与贞洁的倾向或者对性欲的弃绝并不是一回事。事实正是，爱情关系越是深刻地使人感到惬意，就越没有必要对同妻子或丈夫以外的人发生性关系进行压制。
正因为自我实现者能够如此这般地接受性活动，他们才从中获得了强烈的快感。我在健康人的爱情中发现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他们并不对两性的作用和人格进行截然的区分。也就是说，不管是在性行为中还是在爱情中，他们都不认为女性是被动的，男性是主动的。这些人对自己的性别知道得很清楚，因而他们根本就不奢望自己承担起异性作用的一些文化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既可以是主动的也可以是被动的爱者，这在性行为与性交中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亲吻和接受亲吻，在性行为中处于上面位置或是下面位置，占据主动，沉默或接受爱，挑逗或接受挑逗——这一切在两性双方中均可看到。各种报告表明，两性均可以从对方那里得到乐趣。仅仅囿于主动性交或被动性交被认为是一种缺陷。对自我实现者来说，两性都能获得其特殊的快感。
如果我们将这一点再向前推进一步，我们便会想起施虐狂与受虐狂。在被使用时，在屈从与被动中，甚至在接受痛苦，被利用时都自有一番乐趣。同样，在挤压、紧抱、叮咬时，在施加暴虐时，甚至在施加和接受痛苦时，他们都能够感到一种主动的和积极的快感，只要不超过一定的限度。
一般的两分法之所以显得合理正当，只是因为人们不够健康。上述情况再一次表明了两分法在自我实现中是如何经常获得解决的。
这一点与达西（D。Arey），（103）的论点恰相一致。达西认为，性爱与教友爱是根本不同的，但在最优秀的人身上，两者却能融为一体。他谈到两种爱情，他们要么是男子气的，要么是女人气的，要么是主动的，要么是被动的，要么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要么是隐没逃避自我的。的确，在一般人看来，所有这些都是相互对立，处于相反的两极的。但在健康人身上情况则迥然不同。在这些人身上，两极对应得到了解决，个人变得既是主动的又是被动的，既是自私的又是无私的，既具有男子气又具有女人气、既以自我为中心又隐没逃避自我。达西承认，这一切虽极为罕见，但确实存在。
尽管我们的材料有限，但我们还是可以据此满怀信心地得出一个否定结论，即，弗洛伊德把爱情归结为性欲或将两者等同起来的倾向是极其错误的。①当然并不只是弗洛伊德才犯有这一错误——许多思想浅薄的市井之徒也犯有同样的错误——，但他可以被看成是在西方文明史上维护这一错误的最有影响的人。弗洛伊德的著作处处都强烈地表明，他对这一问题偶尔是有不同想法的。倒如，有一次他谈到儿童对母亲的感情来自自保本能（self—preservation instinds），类似于在被喂了东西或得到关心之后内心油然而生的那种感恩心情，“（儿童对母亲的感情）来源于儿童最早的那些岁月，是在自保本能的基础上形成的”（139，204）。另外还有一个地方，他认为这种感情是通过反应而形成的，此外他还将这种感情解释为精神方面的性冲动（259）。希区曼曾描述过弗洛伊德所作的一次演讲（195，2—3）。在这次演讲中，弗洛伊德声称一切爱情都是儿童恋母的重复。“儿童从母亲的双乳吮吸乳汁，这是所有爱情关系的模型。性爱对象的发现不啻是一种重新发现。”
但总的说来，在弗洛伊德提出的各种不同理论当中，最广泛地为人们接受的就是，温柔是目的遭到了抑制的性爱。①说得直截了当一些，温柔是目标转向的或乔装打扮的性爱。当我们遭到禁止，从而不能实现性交这一性目的之时，当我们一直企图实现这一性目的，但却不敢承认这一企图之时，妥协的结果便是温柔和感情。但实际情况却与此恰恰相反。每当我们遇到温柔和感情的时候．我们用不着象弗洛伊德那样把它们仅仅视为目的遭到抑制的爱。从这一前提还可以推演出另外一个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论点，这就是，如果性欲从不遭到压抑，如果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与任何人性交，那么就没有温柔的爱情可言了。乱伦禁忌和压抑——这一切都孕育出爱情。关于另外一些观点参见参考书目中的27和213。
弗洛伊德学派讨论的另外一种爱情是生殖器型的爱情，他们在给生殖器型的爱情下定义时每每只强调生殖器，从不提及爱情。例如，这种爱情常常被界定为性交的能力，界定为达到性高潮的能力，界定为通过男女生殖器结合（无须求助于阴蒂、肛门、施虐、受虐等等）达到这种性高潮的能力。当然，较为精辟的观点虽然少见，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的，我以为，在弗洛伊德传统中，麦克尔。巴林特①和爱德华·希区曼的那些论断（195）最有见地。
温柔是如何包含在生殖器型的爱情中的，这仍是一个谜，因为，人们在性交中是绝不会抑制性目的（的确是性目的）前。弗洛伊德对目的得到实现的性爱不置一词。如果我们能够在生殖器型的爱情中找到温柔的话，耶么除了目的抑制之外，我们还必须找到另一个源泉，而这一源泉似乎是与性爱无关的。萨蒂（sftttie）的分析（442）十分有效地揭示了弗洛伊德这一观点的弱点。莱克（393），弗洛姆（145，148），德·弗莱斯特（De Forest，106）和其他一些修正弗洛伊德主义的论者的分析也是如此。阿德勒（13）早在1908年就肯定地指出，对爱的需要并非来自性欲。
关心，责任，需要的分享
良好的爱情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所谓需要的认同，或者说将两个人的基本需要的诸多层次融合为一个单一的层次。其结果就是，一个人可以感觉到另一个人的需要，如同是他自己的需要一样，同时，他也感到自己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也属于另一个人，从而自我得到扩大，同时囊括了两个人。为了某种心理目的，这两人在一定程度上似乎也属于另一个单一的单位，一个单一的人，一个单一的自我。
阿德勒（2，13）也许是第一次以专门的形式提出这一原则的，后来弗罗姆特别在《自为的人》一书中又非常出色地表述了这一原则。在这本书中，爱情是这样定义的（129—138页）：
“就对象与自己的关系而论，爱情是不可分割的。真正的爱情表现出性，意味着关心、尊敬、责任和了解。它并不是在被他人感动那种意义上的“感动”，而是为了所爱的人的成长与幸福所作的积极努力，而这种积极努力又是植根于爱的能力的。”
石里克（schlick，413a，186）也很好地表述了这一定义：
“社会冲动是人的这样一些倾向，由于这些倾向，关于另一个人的愉快或不愉快的状态的观念本身就是一种令人愉快或令人不快的体验（同样，由于这样一种冲动，光是感觉到另外一个人，光是感觉到他的在场，便可引发出愉快的情绪），有这些倾向的人将他人的快乐视为自己行动的目的。一旦这些目的得以实现，他也可以享受到由此而来的快乐。因为不仅是关于他人特性的观念，而且是对他人愉快表情的实际感受，都使他感到高兴。”
需要的认同通常是通过责任的承担，通过关心，通过对另一人的关怀而表现出来的。爱着自己妻子的人从她妻子的快乐中获得的快乐足以与他自己的快乐相比拟。爱着自已孩子的母亲宁愿自己咳嗽，也不愿听见她的孩子咳嗽，事实上她宁愿为她的孩子承担病痛。因为自己得病远不如看见孩子得病那么痛苦。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健康的婚姻和不健康的婚姻中，夫妻对疾病以及随之而来的护理所作的迥然不同的反应得到一个极好的例证。发生在一对健康夫妻身上的疾病是夫妻双双的疾病，而不是其中一人的不幸。他们会自动承担起相同的责任，好象他们俩同时遭难一样。夫妻恩爱的家庭的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精神通过这种方式显示出来，而不仅仅是通过共享食物或钱财而显示出来的。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下面这一原则的最好的和最纯粹的证明：各尽所能，按需获取。在这里，需要对这一原则作的唯一改动就是，对方的需要就是自身的需要。
假如夫妻关系健康的话，病弱的一方完全可以依靠爱着自己的伴侣的悉心护理和保护，并且完全不会感到自己受到了威胁，完全可以放弃自我意识，如同一个小孩在父母的怀抱中入睡时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而在不那么健康的夫妻那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疾病在夫妻之间造成了紧张。对于一个将自己的男子气概与体力等同起来的壮汉来说，疾病和虚弱是一种灾难。如果他的妻子也是以同样的方式来界定男子气概的话。那么对她来说也是如此。对于一个根据选美比赛所要求的身体魅力来定义女性魅力的女子来说，减少了她的魅力的疾病、虚弱等等都是一场悲剧。如果她的丈夫也以同样的方式来界定女性魅力的话，那么对他来说也是如此。我们的健康人完全避免了这种错误。
如果我们记住，人归根到底是互相隔离，用胶囊包裹起来的，每个人都处于自己的小贝壳中；如果我们同意，人归根到底不能象了解自已那样互相了解；那么，群体之间和个人之间的一切交往都象是“两个彼此隔绝的人企图互相保护，互相接触，互相问候）”里尔克语）。在我们或多或少了解的那些努力中，只有健康的爱情关系是填补两个互相隔绝的人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的最为有效的方式。
在建立关于爱情关系以及利他主义、爱国主义等的理论的历史上，自我的超越问题已是老生常谈了。当代在专业水平中对这一倾向所进行的绝妙分析是由安吉亚尔（Angyal）的一本书提供的。在这本书中，他讨论了他称为协同法则（homonomy）的倾向
的各种实例，他将这种倾向与自主的倾向，独立的倾向，个性的倾向进行了对比。安吉亚尔要求在系统心理学中为这些各式各样的超越自我界限的倾向留下余地，越来越多的临床和历史证据表明但是完全正确的。而且，这种超越自我界限的需要完全可以成为类似我们对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邢种需要，也就是说，如果这种需要得不到满足，那么人就会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害病，这一点似乎是十分清楚的。应该说，超越自我的最令人满意的、最完满的，从避免性格疾病的角度来看最健康的例子，莫过于将自己投入到健康的爱情关系中去。
健康爱情关系中的嬉戏与娱乐
上面提到的弗罗姆与阿德勒的观点都强调了生产性、关心和责任。这都是确切无疑的，但弗罗姆、阿德勒和其他类似的论者都忽略了在我的研究对象身上十分明显的健康爱情关系的一个方面，即嬉戏，愉快，兴高采烈，幸福感，娱乐。自我实现者能够在爱情与性活动中享受快乐，这是他们的一个特征。性活动常常变成一种游戏，在这种游戏中，嬉笑与喘气一样平常。弗罗姆和其他一些论述过这一问题的严肃思想家描述理想的爱情关系的方式，就是将它变为某种任务或负担，而不是将它变为一种游戏或乐趣。弗罗姆说：“爱情是一种生产形式，创造出一个人与他人，与自己的某种联系。它意味着责任、关心、尊敬和了解，以及希望别人成长和发展的意愿。它在保存双方的完整性的条件下表现了两人的亲密关系”（148，110）。必须承认，弗罗姆所说的这种爱情听起来好象是某种合同或伙伴关系而不是一种出自自然的嬉戏。要知道，使得两人彼此倾心的原因并不是人种的利益、生殖的任务或者人类的未来发展的需要。尽管健康人的性生括常常达到迷狂的顶颠，它也完全可以比作儿童游戏或木偶游戏。它是愉快的、幽默的和嬉戏的。下面我们将要更详细地指出，健康人的性生活从根本上并不象弗罗姆暗示的那样是一种努力，它基本上是一种享受和乐事，而这完全是另一回事。
对他人个性的接受；对他人的尊重
所有论述过理想的或健康的爱情这一问题的严肃思想家都强调对他人个性的肯定，希望他人成长的意愿，以及对他人独一无二的人格的基本的尊重。对自我实现者的观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些人都异乎寻常地具备若为伴侣的胜利感到高兴而不是受到这种胜利的威胁的罕见能力。他们的确以一种意味深长的深刻而基本的方式尊重自己的伴侣。奥佛斯特里特（Dverstreet，366a，103）说得好：“对一个人的爱意味着对那人的肯定而不是占有，意味着愉快地授予他一种充分表达自己独一无二的人性的权利。”
弗罗姆关于这一问题的论断也十分感人：“爱情是这样一种自发性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所说的并非那种把自己消溶于另一个人中去的爱情，而是那种自发肯定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