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机与人格 作者:[美]马斯洛-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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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中心论往往过于刻板地划分科学的各个部门，在它们之间筑起高墙，使它们分属彼此分离的疆域。当有人问J·洛布他究竟是神经病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心理学家还是哲学家时，他只回答说：“我解决问题。”假如科学界中有更多象洛布这样的人就好了。但是，我们迫切需要的这些特性却遭到这样一种哲学的明确的抵制和干扰．要使科学家成为技师或者专家，而不是成为富有冒险精神的追求真理的人，即，成为懂得什么而不是思考什么的人。
如果科学家们将自己看作是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人而不是专业技术员，那么现在就会有一股洪流涌向最新的科学尖端，涌向那些我们本应了解最多然而实际上却了解最少的心理学和社会学问题。为什么很少有人涉足这些领域呢？从事心理学问题研究的科学家与从事物理学和化学研究的科学家的人数相差悬殊，这种现象到底是怎样产生的？让一千个头脑敏捷的人专注于生产更先进的炸弹（就算包括更好的青霉素），或是让他们去研究和解决民族、心理治疗或者剥削的问题，两者哪个于人类更有利呢？
科学中的方法中心论在科学家与其他寻求真理的人之问，在他们理解问题和寻求真理各种不同方法之间制造了巨大的分裂。如果我们为科学所下的定义是寻求真理，顿悟和理解．关心重要问题，那么要将科学家与诗人、艺术家以及哲学家作个区分一定很困难。①他们关心的可能是同样的问题。当然最终还是应做一个语义学上的区别，但它必须主要以预防错误的方法和技术的不同为根据。然而，假如科学家与诗人，哲学家之问的界线不象当今这样不可逾越，这将显然有利于科学。方法中心论仅仅将他们归于不同领域，问题中心论将他们考虑为互相帮助的协作者。多数伟大的科学家的个人经历表明，后一种情况较前一种更接近真实。许多大科学家本身又是艺术家和哲学家，他们从哲学家那里获得的营养，不亚于从自己的科学同行那获得的营养。
方法中心与科学上的正统
方法中心通常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科学上的正统，后者相继制造一种异端。科学上的问题和疑难几乎不可能用公式来表达，将它们分类或者归入档案系统，过去的问题现在不再是问题，而是答案。将来的问题尚未出现。但是用公式表达过去的方法与技术并将它们分类则是可能的。于是，这些公式就被称作。科学方法的原则”。它们被奉为经典并罩上传统、忠实和历史的光环，因此往往成为对于今天的束缚（而不是仅仅具有启发和帮助作用）。在缺乏创造力、墨守成规和胆怯的人手中，这些“原则”实际上就是要求我们只按照先人解决他们的问题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
这种态度对于心理和社会科学尤其危险。要做到绝对科学这道命令通常被解释为：要使用自然科学和生物科学的技术。这样，在许多心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中间就出现了这样的倾向：不去发明创造新技术，而是模仿旧的技术。然而，他们的发展程度、研究的问题、他们掌握的资料与自然科学有本质的不同，因此新的技术是必不可少的。在科学中，惯例是个危险的“恩赐”，而忠实则是绝对危险的。
科学正统观念的危险
科学正统观念的一个主要危险是；它倾向于阻止新技术的发展。假如科学方法的原则已经公式化，那么剩下的事就是应用它们。新的方式方法必然是可疑的，它们常常受到敌视，比如精神分析，格式塔心理学，罗夏测验就是如此。遇到这样的敬意，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新的心理科学和社会科学所需要的同时并存、相互关联的逻辑推理和数学尚未发明出来。
一般说来，科学的发展是协作的结果。否则，有局限性的个人、怎能作出重要的，甚至伟大的发现？一旦没有了协作，发展往往突然停滞不前，除非出现某个不需要帮助的巨人。正统观点意味着拒绝帮助异端。既然正统和异端领域中都很少有天才，这意味着，只有正统科学能够持续地、平缓地发展。我们可以想见，异端观点在长期的令人厌烦的忽视和反对中受到阻碍，然后突然冲破障碍（假如它们是正确的），继而变成正统观点。
方法中心论所滋养的正统观念还具有一种也许更为严重的危险性：它对于科学的范围加以越来越多的限制。正统观念不仅阻挡新技术的发展，它还往往阻挡许多问题的提出，根据是，人们满可以认为这样的问题用现有技术不能解决，比如，关于主观的问题，关于价值以及关于宗教的问题。正是这种愚蠢的根据导致了那种没必要的认输，那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和那个“非科学问题”的概念，仿佛有什么我们不敢问，也不敢解答的的问题，的确，任何读过并且懂得科学历史的人，不敢谈论不能解决的问题，他且会谈论尚未解决的问题。依照后一种说法，我们的行动就有了明确的动力。它会推动我们进一步发挥独创性创造力。若按照当前的科学正统观念来行事，即，心里装着这样的问题：我们用科学方法（我们了解的）能干些什么？我们就会走向反面，自愿作茧自缚，退出人类兴趣的广阔领域。这种倾向会走向令人难以致信的危险的极端。
最近，议会试图建立一个全国研究基金会，在讨论中，竞有许多物理学家建议，所有心理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得享受基金会的利益。理由是，这些学科“不够科学”。假如不是由于单纯尊重成功的高精尖技术，完全忽视科学的提问的本质，以及它来源于人类价值观和动机这个事实，那么，还会有什么原因来提这样的建议呢？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我应该怎样解释我的物理学家朋友们的这种以及其他类似的嘲弄呢？我应该使用他们的技术吗？但它们对于我的问题毫无用处，也不能使心理学难题得到解决呢。或许这些问题不应该得到解决？要不，科学家应该完全退出这个领域，把它还给神学家？或者，也许存在某种从个人偏见出发的嘲笑吧？那么，它是否暗示心理学家愚蠢而物理学家聪明？这种本身并不可能的说法的依据是什么？是印象吗？那么，我必须谈淡我的印象，哪个科学团体中都有蠢人，谁也不比谁多，不比谁少。哪种印象更有根据呢？
我认为只能说他们暗暗将技术置于首要位置——也许只给技术以这样的位置，否则，我实在找不到其他可能的解释。
以方法中心为根基的正统观念鼓励科学家保持“安全、明智、稳妥”，而不是“大胆勇敢”。它使科学家的事业仿佛是在平坦的路上一寸一寸向前移动，而不是在未知领域中开辟新径。它使人对于求知事物持保守而不是进取的态度。它往往使科学象成为定居者，而不是开拓者。
科学家的恰当位置（至少间或）是处于未知、浑沌、朦胧之中，面对难以应付的神秘的尚未被表达清楚的事物。注意问题的科学每当需要时，就让他处于这样的位置。注重方法的态度却使他不会处于这个位置。
过分强调方法和技术促使科学家认为（1）他们比自己的实际状况更客观，更少主观；（2）他们不关心价值。方法在道德上是中立的，疑难和问题则未必如此，因为它们迟早会招致关于价值的难以调解的争论。回避价值问题的一个方法就是不强调科学的目标，而强调科学的技术。的确，科学方法中心倾向的一个主要根源似乎可能就是竭力追求尽可能的纯客观性。
但是，我们在第一章已经看到，科学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并且也不可能是绝对客观的，科学不可能完全独立于人类的价值。而且，科学是否应努力作到绝对客观（而不是人类可能达到的客观），甚至也很值得讨论。本章和前一章中列举的所有错误证明了忽视人性的缺点的各种危险。神经病患者不仅为其徒劳的努力付出具大的主观上的代价，是具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思想能力同时渐渐变得越来越差。
由于这种想象中的对于价值的独立，价值的标准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假如方法中心论哲学非常彻底（实际上它们很少如此），假如它们完全始终如一（实际上它们不敢这样，因为它们害怕得出明显愚蠢的结果），那么就不会有办法区别重要试验与不重要的试验，而只可能有技术上成功和技术上糟糕的试验。①如果只使用方法标准，最无价值的研究就能要求受到与最富有成效的研究同样的重视。当然，实际情况并没有这样极端，这只是因为使用了不同于方法中心的尺度与标准。虽然这种错误很少以明显的形式出现，但是它的确经常以不太明显的方式存在。科学历史中充满了证明这一点的实例：不值得做的事情也不值得把它做好。
假如科学不过是一整套规则和程序，那么它与国际象棋、炼丹术、牙科医生的行业以及防护学（umbrella010gy）又有什么区别呢？
第三章动机理论引言
这一章介绍关于动机的十六个命题，任何一个合理的动机理论都应该把它们包括进去。在这些命题中，有一些真实得近乎平庸，但我感到有必要重新强调它们。还有一些也许会被认为不易接受、争议较多。
作为一个一体化整体的个人
我们的第一个命题声明，个人是一个一体化的，有组织的整体。心理学家常常非常虔诚地同意这个理论上的声明，然后又平静地开始在实际的实验中忽视它。只有认识到它是实验上和理论上的现实，合理的实验和动机理论才会成为可能。在动机理论中，这个命题包含许多具体的要点。例如，受到促动的是一个完整的个人并非个人的某个部分。在有效的理论中，不存在诸如肚子、嘴或生殖器的需要，而只有这个人的需要。是约翰·史密斯而不是他的肚子要吃东西。并且，感到满足的是整个人，而不仅仅是他的一部分，食物平息了约翰·史密斯的饥饿感，而不是他的肚子的饥饿感。
把约翰·史密斯的饥饿感仅仅当作他的肠胃系统的功能来对待，使实验者们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当一个人感到饥饿时，他不仅在肠胃功能方面有所变化，而且在许多方面，甚至也许在他所具有
的大部分功能方面都有所变化。他的感觉改变了（他会比其他时候更容易发现食物。）他们记忆改变了（他会比其他时候更容易回忆起一顿美餐）。他的情绪发变了（他比其他时候更紧张、激动）。他思想活动的内容改变了（他更倾向于考虑获得食物，而不是解道代数题。这些内容可以扩大到生理和精神方面的所有其他的官能（faculfy）、能力（Capacity）和功能。换句话说，当约翰·史密斯饥饿时，他被饥饿所主宰，他是一个不同于其他时候的人。
作为典型的饥饿
选择饥饿作为所有其他动机状态的典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不明智、不合理的。通过更严密的分析可以看到，饥饿驱力是特殊的而不是一般的动机的实例。它比其他动机更孤立（以格式塔派和戈尔德斯坦派的心理学家的方式使用孤立这个词）；其他动机比它更常见；最后，它与其他动机的不同还在于它有一个已知的躯体基础，这对于动机状态来说是少有的。那么，更直接、更常见的动机有哪些呢？通过对日常生活过程的反省，我们能够很容易地发现它们。掠过意识的往往是对衣服、汽车、友谊、交际、赞扬、名誉以及类似事物的欲望。习惯上，这些欲望被称为次级的或文化的驱力，并且被视为与那些真正“值得重视的”或原始的驱力（即：生理需要）各属不同等级，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它们更重要，也更常见。因此，用它们其中之一而不是饥饿冲动来作典型才恰当。
一般的设想一直是：所有驱力都会效仿生理驱力。现在可以公正地断言，这将永远不会成为事实。绝大多数驱力不是孤立的，不能把它们部位化，也不能将其视作当时机体内发生的唯一事情。典型的驱力、需要或欲望不会，并且可能永远不会与一个具体的，孤立的，部位化的躯体基础有关系。典型的欲望更加明显地是整个人的需要。选择这类的冲动作为研究的范例会好得多，比如，选择对金钱的欲望，或者选择更基本的，象对爱的欲望，而不是选择单纯的饥饿驱力，或更具体的局部目标。从我们掌握的全部证据来看，也许可以说，不管我们对于饥饿冲动有多么深的知识都不能帮助我们全面理解爱的需要。的确，一个更强有力的断言有可能成立，即：透彻研究饥饿冲动与全面了解爱的需要相比，我们能够通过后者更多地了解普遍的人类动机（包括饥饿驱力本身）。
在这一点上我们联想起格式塔心理学家经常对单一性这个概念进行的批判性分析。比爱的驱力似乎要简单的饥饿驱力长远来看其实并不那么简单（160）。通过选择相对独立于机体整体的孤立的事例活动，可以获得单一性的显现；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证明，一个重要的活动几乎与个人身上所有其他重要的方面都有动力关系。那么，为什么要选挥在这个意义上根本不普遍的活动呢？仅仅是因为用通常的（但不定是正确的）分离，还原的实验技术更容易对付它，或者它对于其他活动具有独立性，我们就选出这种活动并加以特别注意吗？假如我们面临这样的选择：（一）解决实验上简单然而价值甚微或意义不大的问题；（二）解决实验上极为困难但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当然应该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手段和目的
如果我们仔细审察日常生活中的普通欲望，就会发现它们至少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它们通常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我们需要钱，目的是买一辆汽车。接下去，因为邻居有汽车而我们又不愿意感到低人一等，所以我们也需要一辆，这样我们就可以维护自尊心并且得到别人的爱和尊重。当分析一个有意识的欲望时，我们往往发现可以究其根源，即，追溯该人的其他更基本的目的。换句话说，我们面临一个与心理病理学中的症状的作用十分相似的状况，这些症状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本身，而在于它们最终意味的是什么，也就是说，在于它们最终的目标或结果是什么，在于它们要干什么，或者，在于它们的作用可能是什么。研究症状本身价值不大，但是研究症状的动力意义是重要的，因为这样做成效甚多。倒如，它使心理治疗成为可能。谈到一天中数十次地在我们的意识中闪过的特定的欲望，此它们本身重要的是它们所代表的东西，它们所导致的后果，以及我们通过更深入的分析所了解到的它们的最终意义。
这种更深入的分析有个特点，它总是最终导往一些我们不能再追究的目标或者需要，即，导往一些需要的满足。这些需要的满足似乎本身就是目的，不必再进一步证明或者辩护。在一般人身上，这些需要有个特点：经常不能直接看到，但经常是繁杂的有意识欲望的一种概念的引申，也就是说，动机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是人类的终极目的、欲望或需要的研究。
这些事实意味着合理的动机理论的又一个必要性。既然这些目的在意识中不易直接见到，我们就不得不立即解决无意识动机的问题。仅仅仔细研究有意识动机的生活常常会遗漏许多与意识中看到的东西同等重要或更重要的方而。精神分析学反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