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的故事2-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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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些联想主义者跟他们的前辈一样，是通过传统的内省方法探索这些问题的。可是，德国机械论者在寻找办法使心理学变成一门科学的办法时，已经排斥了内省的办法，其理由是因为这是主观的，而且只处理不可观察到的现象。他们认为，解决心理学问题的科学方法，只能是处理神经反应的生理方面，而且，按照其中一位的说法，它只能是“没有灵魂的心理学”。
　　千真万确，早在冯特实验室进行的第一次实验之前，弗希纳和东德斯都曾利用实验方法来测量某些精神反应。可是，正是冯特完整地开发出了这些方法，并使它们为后世两代心理学家所利用，精神过程可能用实验方法进行研究这个观点最著名的倡导者也是他。事实上，他早在1862年就开始思考这个观点了，就在他的《感官知觉理论论文集》的序言中：
　　实验方法最终将在心理学中产生的重要性，目前很难被人们全盘认识到。经常有这样一种观点，即感觉和感知是实验方法惟一可能得到利用的领域……（可是）很明显，这是一种偏见。一旦灵魂被看作一种自然现象，而心理学也被看作一门自然科学，实验的方法也一定能在这门科学中得到更为广泛的利用。
　　他在心理学与化学之间做了一个比较。正如化学家通过实验得知，一种物质如何受到其它物质的影响，而且也知道它本身的化学本质是什么一样，在心理学中也是一模一样的情形……说实验只能确定（刺激）对灵魂产生的作用，这是相当错误的。灵魂对外部影响的反应行为也可以确定下来，而且，通过变更这些外部影响，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些定律，而这样的灵魂生命是会受到其影响的。简单地说，感觉刺激对于我们来说只是实验的工具。通过在感觉刺激里一边制造多重的变化，一边不停地研究灵魂现象，我们就可以应用这个原则，而它又是实验方法的精髓；如（弗兰西斯）培根所言：“我们可以改变现象发生的环境。”
　　在冯特于实验室进行他的第一次实验的十几年前，他已经就因为是想把生理学和精神过程连接起来的桥梁建筑师而闻名了。有关他的观点的话早就传到了美国，威廉·詹姆斯于1867年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曾写道：
　　在我看来，心理学变成一门科学的时代已经到来，某些测量已经在一些领域里进行起来，这些领域位于神经的生理变化与意识面貌（以感觉感知的形状）之阶……亥姆霍兹和海德堡大学一位名叫冯特的人都在进行这项工作，而我希望……今年夏天去拜会他们。
　　（这年夏天，他没能访问冯特，不过，几年之后他去了，这时候，他本人已经成了心理学界的一位领袖人物。）
　　一些不喜欢“英雄”史观的现代史学家可能会说，心理学这门新科学不是由冯特创立的，而是由19世纪中期总体的社会和知识状况引起的，也是行为和社会科学的发展状态使然。包括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以及后来的《人类及动物的情感表达》）中的动物心理学，圣奥古斯特·孔特的社会学研究，人类学家针对生命、语言和尚未有文字的民族思想越来越多的报告，以及其它相关因素，都创造了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之中，有可能想到人类的本质是可以进行科学研究的。
　　千真万确，没有哪一位冯特可以在德尔图良时代或者阿奎那时代，甚或笛卡儿的时代登高一望，振臂呼出实验心理学来；没有电池，没有发报键，也没有微时计定器，只有很少的人类行为景观可以当作一组现象加以实验研究。可是，在任何知识领域里，就算是时间和地点正好，脱颖而出的绝不是几千人，几百人，而只是少数几个佼佼者。甚至只有一个：一个伽利略，一个牛顿，一个达尔文，它们启发了另外几千个跟随者（后来还出现了妇女），他们向这些人杰学习，并把他们的事业推向前进。也只有一个冯特，他具有天才和驱动力，成为欧洲和美国新心理学的指路明灯。
　　可在今天，他好像成了一位奇怪而矛盾的人物。尽管他有崇高的声望和长期的影响，可是，他的名字现在除了少数一些心理学家和学者外，很少有人知道；大部分可以轻易地认出弗洛伊德、巴甫洛夫和皮亚杰的外行，却不知道冯特是谁。哪怕的确知道他在历史上的地位的人，对冯特主要的观点是什么，他们也拿不出个一致的意见；不同的学者对他的系统的总结好像得出不同的冯特来。而且，虽然有一阵子，大部分心理学家都感到冯特的心理学范围过于狭窄，但这个领域里的少数几位史学家最近却重新估量了他的工作，并宣称他是一位有远大眼光和宽广胸怀的心理学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事情可能是这个样子的，使他成为难解之人的原因在于，他是19世纪德国学者的缩影：无所不通、顽固、专横，而且在他自己看来是一贯正确的——一个理想和一位今天难以理解的人物。
　　第一位心理学家的成长
　　有关冯特最令人吃惊的一件事是，这孩子怎会长成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人。在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他看上去完全不像个会有半点出息的人，没有动力，也缺乏那份才气，更不用说会成为科学界和高等教育界一位杰出的巨人。事实上，他看上去直冒傻气。
　　冯特1832年出生于曼海姆附近的内卡劳，在德国西南部，可算是书香门弟。他父亲是村里的路德教牧师，可他的祖辈上有大学校长、医生和学者。在许多年里，冯特一直没有显出才气来，对学习也没有什么兴趣；他当孩子的时候，惟一的好朋友是一个弱智男孩，而在学校里，他习惯性地走神打野，神情恍惚。冯特读一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他父亲来学校看他，发现他心不在焉的样子，盛怒之下竟当着同学的面煽了他几耳光。冯特永远也忘不了这件事，可这并没有改变他什么；还在13岁的时候，他在布鲁西萨尔上天主教专业学校，仍然是这么一位不长进的白日梦患者，他的老师常常公开煽他，另一位教师也当着其他同学的面嘲笑他——而这些学生多半都是些农家子弟，他们本身也不是读书的料。教师的惩罚也不起作用；他这年没有及格，满面无光。
　　接着，冯特的父母送他去海德堡的学会。在那里，在一些他觉得趣味相投的同学中间，他慢慢控制住了自己走神的毛病，并通过了中学时代，尽管一向也不过是成绩平平。毕业时，他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不过，因为父亲已经去世，母亲也只有很少的养老金，他只得准备找一份工作，以保持住体面的生活了。他选择了医学，并报考了图宾根大学；他瞒着母亲玩耍晃荡了一年，什么也没有学到。
　　可当他于年终回到家里，意识到几乎没有钱可以供他读完3　年大学时，他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他在这年秋天去海德堡大学重新学习医学，带着满腔热情一头扎入学习，竟在3年时间内完成了学业，并在1855年的医学全国会考中获得第一名的成绩
　　可是，在学习过程中，他发现临床实践对他没有什么吸引力，他对课程表中的理科课程反倒极有兴趣。1855年拿到硕士学位后，他在柏林大学花了一年时间跟随乔安·穆勒和文弥尔·杜布瓦·雷蒙学习，再于1857年被指定为海德堡大学的生理学讲师。次年，当著名的赫尔曼·亥姆霍兹来到该校建立生理学研究院的时候，冯特申请当他的实验室助手，并得到了这份工作。他为亥姆霍兹所做的工作进一步集中了他对生理心理学的兴趣。
　　这时，他才20出头，尚未婚娶，冯特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工作狂。除了实验室的工作外，他还讲课，编教科书挣钱，进行他自己对感官知觉理论论的研究，并开始起草这个课题的大部头，即《感官知觉理论论文集》，这本书出版于1862年。在该著作中，只有30岁的冯特向德高望重的哲学家和机械论生理学家们提出了挑战，他说，心理学只有在它以实验结果为基础时才能成为一门科学，还说意识的确是可以通过实验手段进行探索的。
　　1864年，冯特被提升到助教的位置，然后辞去了当亥姆霍兹的助手的工作，专心进行自己的研究。他不再有机会进入亥姆霍兹的实验室，因此他就在家里建了一座，收集并自己动手制作必需的仪器，并进行自己的心理学实验。他继续教授实验生理学课程，但他的课里已经出现越来越多的心理学材料了。直到30快进40岁，他才离开工作一个足够长的时间去追一位女郎，最后与她订婚，不过，因为经济方面的原因，他们只得推迟婚期。
　　亥姆霍兹1871年离开了海德堡大学。冯特好像是他最符合逻辑的继位人，不过，虽然该大学不断派给他很多亥姆霍兹的工作，但只给了他一个自助教授的教职，工作只有亥姆霍兹的四分之一。这次提升使他和女朋友可以结婚了，不过，他比以前更加刻苦地工作，长时间撰写他的《生理心理学原则》一书，指望这本书能够让他离开海德堡大学。
　　真的做到了。在第一部分——这本书以两个部分的形式出现，分1873和1874两年——冯特毫不含蓄地说：“本人在此奉献给公众的作品，是想要划出一门科学的界线。”这部著作带给了他所希望要的东西，即苏黎世大学的教授教席，一年以后又在莱比锡大学得到了更好的教职。
　　冯特于1875年去了莱比锡大学，想法占到了孔维特房间用于存放物品和演示，4年之后便开始用它作为私人研究院了。他的讲座十分吃香，个人名声和实验室的名气吸引了许多助手来到莱比锡，1883年，大学增加了他的薪水，给他的实验室一个正规的地位，并给了他额外的空房，让他把实验室扩建成了有7个房间的套间。
　　他本人花了较少的时间在实验室，而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讲课、管理研究院和写作，并修改厚厚的心理学方面的著作，后来又写作了很多有关逻辑、伦理学和哲学的著作。他的每一天都严格规定好了，就跟依曼纽·康德一样。他早晨花大部分时间写作，然后进行一个小时的咨询，下午访问实验室，散一会儿步，一边考虑下次讲课的内容，把课讲完，然后再去一下实验室。他的晚上是安静的，除了音乐会以外，他避开公众生活，几乎从不旅行，可是，他和妻子经常招待高级班的学生，而且在大部分星期天里让助手们来家里进餐。
　　在家里，冯特亲切和蔼，有些正规，但在大学里他是很教条的，而且很书呆子气；他行动起来就像大人物，自己也认为是这样一种人。他讲课的时候——大学里面最受欢迎的——他会一直等着，直到大家都坐好了，助手们也都到齐，而且都在前排落座。然后门会突然打开，他一步跨进来，一袭黑饱很是学术气，根本不看左右，径直就沿着走道奔向讲台，在讲台上摆弄一下粉笔和纸张，最后面对焦急的听众，手扶讲台滔滔不绝。
　　他讲起课来口若悬河，激情昂扬，根本不看自己的讲稿，虽然他在文章里总是艰涩沉闷而且语义不明，但讲课时，他会以稳重的学术方式逗人开心。比如他就狗的精神能量讲的一番话是这样的：
　　我曾花费大量时间试过我自己那条狮子狗，想看看它能不能肯定地表现出有没有经验上的概念。我教这条狗把一扇开着的门关上，要它在听到我“关上门”的命令时用前爪按通常的方式合上门。一开始，它在我书房一扇特别的门上学会了这一招。有一天，我希望它在书房的另一扇门上重复这个动作，可是，它吃惊地看着我，什么也没做。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教会它在改变了的环境下重复他的小把戏。可是，这之后，它毫不犹豫地听从命令，遇到像这样的两扇门它就能关上……（然而，尽管）某些特别主意的联想已经发展成为真正的相似——联想，可没有任何最小的指示，可以说明它的意识里面存在概念形成的主要特征——也就是特别的物体可以替代性地代表一整个物体的范畴的意识。当我命令它去关上一扇从外面打开的门时，它只是简单地做同一个动作：打开门，也就是说，它不是去关上它，虽然我不耐烦地重复命令，还是不能让它做任何别的事情。不过，它很明显因为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而极感沮丧。
　　这就是冯特最为和蔼的程度，就连冯特最专心的弟子之一爱德华·泰切纳也觉得他通常“毫无幽默感，不屈不挠，极具进攻性”。因为极为博学，他认为自己就是权威。威廉·詹姆斯挖苦地对一位朋友写道：
　　因为这个世界上必须得有教授，冯特也就是最值得称赞　　和永不可能敬仰过分的那种人。他不是一个天才，他是一位　　教授——一种其职责就是要知晓一切的存在，他必须对世间　　万事万物有所看法，而且还得与自己（的专长）联系在一　　切。
　　对他的研究生，冯特极愿给予帮助，关心他们，充满慈爱——但也十分专横。在一个学年开始时，他常常命令研究生班上的学生到研究所集合，他们要站在他面前形成一个队列，由他宣读该年度他必须看着完成的一些研究项目的单子，把第一个课题安排给站在队列边上的第一个学生，第二个课题交给第二位学生，如此类推。按照雷蒙德·番切尔的说法：
　　没有人胆敢对这些分配提出异议，学生们都很有责任心地去完成一个个的任务，这些任务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成了他们的博士论题……（冯特）指导这些将要发表的报告的写作。尽管有时候，他还是允许学生在这些报告里表明他们自己的观点，可是，他经常拿起蓝笔来大肆操练。他最后的美国学生之一报告说：“冯特表现出了远近闻名的德国人特性，他非常热烈地捍卫自己学术观点的基本原则。我的论文约有三分之一没有能够支持冯特氏同化观点，因此惨遭删除。”
　　公平而论，我们还得要说，晚年的冯特已经变得心地柔顺、慈祥可亲了。他喜欢在书房招待年轻客人和听课者，回忆自己年轻时代的一些趣事。他教课、写作，还指导心理学研究，直到1917年85岁退休为止。自此以后，他忙于著述，直到临死前8天，即1920年他88岁的时候还在写作。
　　孔维特楼上的稀奇事
　　如果我们在想象中参观冯特实验室，不管是早期的单间还是后来的套间，观察他们进行的实验，我们会觉得这些实验稀松平常，至多也只算得是一些不足称道的精神现象；我们通常认为人类心理学当中最为关键的一些领域——认知、思维、语言技巧、情感和个人间的关系，他们一样也没有探索。
　　我们看见冯特的学生，偶尔还会碰到冯特本人，花费数小时的时间听节拍器，他们以各种速度开动节拍器，从非常之低到极高不等，有时候几拍之后就停下来，有时候又让它拍好几分钟。听节拍器的人每次仔细检查他们的感觉然后报告他们的意识反应。他们发现，有些条件是愉快的，有些不愉快，快节拍引起激动的感觉，慢节拍引起放松的情绪，每次嗒地一响后，他们会体验到微妙的紧张感，之后又有极微妙的放松感。
　　这种看上去无足轻重的练习是一项严肃的事业，它在培训冯特所称的内省。他用这个词表示与自苏格拉底到休谟以来的哲学家们经常进行的内省十分不同的东西，它由对他们的思想和感觉的思考构成。冯特氏内省是准确的，有局限的和受控制的，它局限于冯特称作灵魂生命之“要素”的东西——由声音、光线、颜色和其它刺激引发的直